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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氏三兄弟的传奇人生路

2017-05-10 来源: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张 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潘氏兄弟来说应该是一个魔咒。1972年4月10日,大哥潘梓年最先离世,“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竟让他尸骨难寻;1977年4月14日,三弟潘汉年紧随其后,22年的蒙冤受难,使他最终也没能在墓碑上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1988年3月26日,二哥潘有年(即潘菽)也寻着兄弟们的足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好在历史终于给予了潘氏兄弟客观公正的评价。

  耕读传家

  说起来,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潘氏一家虽不是钟鸣鼎食之家,却也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饥荒之时,潘家祖上曾倾其全部资产换取粮食,开仓赈粮,以解乡亲之难。潘氏兄弟就出生在这个传统仁义的家庭里。潘梓年、潘有年为同胞兄弟,其父为潘仲六,潘梓年为长子,潘有年为次子。潘汉年与他们是堂兄弟,他的父亲是潘莘臣。潘氏兄弟的曾祖父潘亭山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夔(理卿)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但两个人都辞官不就,只赢得个名声便回乡做塾师了。

  到了潘仲六和潘莘臣这一代,依然严格恪守着祖训,以塾书为业并兼顾农桑。潘仲六本也是颇有才学之人,当年应考本应榜上有名,无奈腐败的科举制度下,钱可通神,他的名字被顶掉。没有功名的潘仲六牢牢守着潘家氏族的真传,在乡间教授“四书五经”。潘莘臣是清代秀才,民国初年曾当选为宜兴县的议员。

  正是在这样严谨的家学管教下,兄弟三人从小便熟读诗文、造诣颇深,再加上较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现实,三兄弟最后义无反顾地先后投身革命。

  哲人报人

  大哥潘梓年,1893年生,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的血雨腥风的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就该这个时候来,赶热闹时,也许就不来了”。潘梓年早年曾出版了我国新文学最早的一部《文学概论》,并翻译有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教育学》,乌德沃斯的《动的心理学》和琼斯的《逻辑》等西方名著。

  入党后,潘梓年在家乡发动过宜兴暴动,调回上海后,主要从事党的左翼文化工作,负责主编《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和江苏省委的《真话报》。1933年,潘梓年不幸被捕,他无视酷刑,几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闭口不言。在狱中,他笔耕不辍,一方面创办了“黑屋诗社”,出《诗刊》,鼓励狱友;另一方面,呕心沥血,完成了长篇哲学专著《逻辑和逻辑学》,翻译了柏格森的《时间和意志自由》等书,著译达上百万言。特别是《逻辑和逻辑学》反响巨大,书中的“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见解相当独到。毛泽东还亲自去信加以赞赏,可惜,此信竟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被毁。

  潘梓年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凭此,他也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由于《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机关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全国性大型报纸,因此创办之初困难重重、压力巨大。潘梓年四处奔走,找房子、搞设备、觅人员、忙交涉,历时一月,到1938年1月11日,在他46岁生日时,《新华日报》终于在武汉诞生。但随后的10月,武汉沦陷日军之手,报社不得不内迁重庆。转移过程中,船行至燕窝江畔惨遭日军轰炸,16位同志遇难,其中就包括时任报社编辑及文书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

  《新华日报》的发展可以说是与国民党迂回斗争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的,特别是到达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后,受到的阻挠、限制就愈发严重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梓年和报社同仁们坚持新闻言论自由,以争取民主和平为口号,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皖南事变发生的当晚,他一面派总编辑章汉夫巧妙应对国民党的检察官,将没有“违检”的样刊送呈检查,一面亲自向《新蜀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等民主报馆的负责人说明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赢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第二天,《新华日报》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众,特别是刊登的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诗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啼血之迹更是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悲愤和觉醒。

  由于《新华日报》的独树一帜和敢于为群众说话,其影响日益扩大,一方面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亲切地称它为“我们的报纸”,另一方面也招致了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多的刁难,损毁机器、砸抢报纸、拘捕报童的事情时有发生。在重重险恶环境下,潘梓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不畏强权,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导下,将《新华日报》办成了我党飘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面团结抗日的旗帜,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普通群众,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最早创新了党报管理的方法,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九字口号,钻研技术,改进工艺,自办纸厂,大大稳定了货源和提高了质量。同样的土纸报纸,《新华日报》的印字就比别家报纸清晰。“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专门写诗赞颂过《新华日报》的这一“奇迹”,很多群众把这一“奇迹”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比,说共产党办什么都要比国民党高明。此外,潘梓年还以哲学家特有的智慧和远见,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民众变动问题商榷》等,仅在《新华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就达80多篇,在《群众》周刊和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更难以计数。

  苏联《真理报》撰文称:“自从《新华日报》出版的第一天,它便广泛地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旗帜……成了中国人民所爱护的报纸。进步分子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敬重它,并很注意倾听它的呼声。”邓初民则赞誉社长潘梓年“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可就是这么一位憨厚长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仍没能逃过劫难,1972年4月10日,潘梓年在秦城监狱内悄然离世。纵然周恩来曾下令要保他,但仍无济于事。10年后的2月17日,他当年的挚友、《新华日报》经理于刚,在他的追悼会上含泪写下了这样一首五律:

  痛失斯文久,长怀蜀道难。

  立言嫌昼短,创业耐宵寒。

  逻辑书犹在,新华墨未干。

  沉冤从此雪,留得存心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