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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新的倾城之恋

2017-04-10 来源:新京报

  民国文人的婚恋故事中,属师生恋的为数不少,如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孙俍工与王梅痕等。尽管新文化运动以来,普通民众的思想已渐趋开放,师生恋不会遭到来自道德等方面的激烈反对,但还是有人对师生之间的恋爱有些非议,这可从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找到证据。但更有极端的,因师生之间的密切交往(甚至还谈不上恋爱)却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引发当局的追捕,几乎丧了当事一方性命的事,在二十年代的成都却真实的发生过。多年后,著名的文学史家刘大杰对此仍愤愤不平:

  在现在青年人的眼里,男女的交游和恋爱在人生的过程中,实在是最平凡的一件事。但在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在西南一带的社会,在那些以旧军人伪君子卫道者和臭名士所联合组成的封建传统的旧社会,把男女的交游和恋爱,看作是一种伦理的犯罪行为。他们有时利用武力,可以制你的死命,然而社会上还要对他们歌功颂德,说他们是伦常的卫队,道德的救星。

  这就是1925年4月底5月初发生在成都高师的一起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事件,事件中的“师”即舒新城,“生”则是该校预科女学生刘舫(济群)。一个湖南人,一个四川人,在二十年代的成都高师相识、相交,共同抵御了外界的无端责难,经历了生离死别,最后喜结良缘,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情乐章。

  舒新成入川

  舒新城,1893年生于湖南溆浦,家境贫寒,上学时断时续,1913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毕业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福湘女校等处任教。在此期间,开始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心理学,与友人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批判现有的教育制度,力主教育改革。二十年代初,他又在湖南省立一师、上海吴淞中学、江苏省立一中等地大力推行道尔顿制,并在《教育杂志》等报刊上撰文、介绍,广为宣传,使道尔顿制逐渐为教育界所重视,作为最早实验并大力倡导的他,一举以教育改革家闻名全国。与此同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他接触到了恽代英、左舜生、曾琦、田汉、穆济波等众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进而对少年中国学会的纲领、宗旨加深了理解,引起了他的共鸣。1923年11月,经恽代英、穆济波等人的介绍,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1923年2月,恽代英应时任成都高师的吴玉章校长之聘,到成都高师任教,讲授教育学等课程。7月,恽代英离蓉,去上海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团中央工作。由于不能回成都高师继续执教,他向吴校长推荐了舒新城来接替自己的工作。此时,成都高师在吴玉章校长的主持下推行教育改革,而以教育改革闻名的舒新城能来高师自然是求之不得,吴校长决定聘舒新城来成都高师执教。

  1924年2月,四川政局发生变化,杨森部攻占成都,成都高师被杨森接收,吴玉章校长辞职,接任者为原高师英语学科主任傅振列(子东)。傅校长决定守约,连发数电诚邀舒新城前来成都高师执教。1924年10月15日,为着调查全国教育之志愿,领略蜀地人文风情,舒新城放弃了南京平静而安舒的生活,孤身一人,溯江而上,经武汉,穿三峡,到重庆,于11月3日晚到达国立成都高师。

  此时期的成都高师,以旧日皇城为校址,学校占地面积不过数十亩,校舍都是平房,只能容纳四五百学生,并从1924年起9月,开始实行男女同校。舒新城在成都高师开的课分别为:为三年级开中学教学法,为二年级开现代教育方法,为一年级开教育心理学,每周教课十二小时。经过一周时间的休息、准备,11月11日起,他正式开始了成都高师的执教生活。

  结识陈岳安、李劼人

  由于人生地不熟,刚到成都的舒新城认识的朋友较少,除去校内的旧识王克仁、黄淑班夫妇以及孙卓章外,校外而过从最密者首先要算陈岳安。陈是一位佛教居士,早在1919年,舒在长沙办《湖南教育》月刊时,他们就有文字上的交往,1920年,舒新城在吴淞中学任教时,陈作为四川教育考察团的代表到上海时,两人还见过面。客居异乡的的舒新城,自然便常到陈岳安处闲聊。由于陈在成都开设了一家“华阳书报流通处”,代售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以此为媒他结识了当地一些报界人士、进步青年等。通过陈的介绍,舒新城认识了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川报》的主笔李劼人,关于他们的初次见面,舒新城在其散文集《蜀游心影》中有详细的叙述:

  劼人长不满五尺,但两目灼灼有光,讲起话来,声音高亢而嘹亮,气势从容不迫,俨然向人演说的一样。他平常作事的责任心如何,我因为系初见面而不能断定,但他说话一字一句不肯轻放过,两手抱着水烟袋也在那里一口一口地狂吸,走起路来就在房间里也是大踏步向前的态度,很可以想到他平时治事的精神。

  两人交谈起来,好似久别重逢的故人,他们谈天说地,谈时局,论人情,谈家常,谈古今中外文学、教育、哲学,无话不说,滔滔不绝。李劼人个性耿直、乐观、颇有侠士之风,甚至个人的恋爱隐私也不隐瞒,“不独互道家常,就是他人所认为不可与第二人道的恋爱经验,也信口而出。他并且把他在巴黎所结识的法国爱人的影片指示给我看。”经过初次见面的畅谈,李、舒二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出游,感情日益加深。

  结识预科女生刘舫

  如按课时的安排,作为教师的舒新城与作为预科学生的刘舫在课堂上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由于刘舫在王克仁家补习英语,而舒新城也时常到王家走动,他们于1924年12月24日第一次相见。由于舒新城爱好摄影,经常随身带着相机,这在20年代的成都确实是个新鲜的玩意,自然吸引了包括刘舫、林静贤这样的男女同学。因摄影之由,他们开始了频繁地交往:

  一月一日的上午,我们又在王家偶然相值,她们见我带有相机,要我为她们照相,我即为合摄一张……五日又相值,她们因为旧同学刘某岳某新购一照相机,而不会用。请我代为指导,于是第二日她们四人及高师女生王某同至王寓,我当为之指导一切。

  指导完照相之后,又为她们冲洗照片,因成都无代洗照片的照相馆,学校又无暗室,只好另行设置,并只能在夜间操作。由于照相需要实际练习,他又带领一大群男女同学在成都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采风。

  在与教师舒新城的多次接触、交流之后,刘舫始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宽,思想上也不够先进,于是提出向舒学国语文及阅读方法,而舒新城对于好学的人,无论男女,自当尽力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辅导,舒新城对刘舫的学习有很高的评价:

  她则特别努力,夜以继日地阅读,并能提出问题互相讨论;写作甚勤,日记尤无间断。几於每日都有文稿呈教,我亦随时为之改削。在学校她不曾上过我的课,但自一月十五日以后,她已是我的私淑弟子。

  但是,教师舒新城和学生刘舫的相识、相交,只能算正常的男女交往(舒新城在南京已有妻子和儿子),还根本谈不上有恋爱关系,但是在风气闭塞、封建礼教极为浓厚的成都,却演变成一场危及个人性命的“恋爱风波”,今天看来,真有些匪夷所思。

  舒、刘在高师成为众矢之的

  舒新城来高师任教之前,事先与校方有过约定,薪金方面,每月二百元,与成高一般的教师相比,确实优厚得多,而且每月的薪水不得拖欠,订立这样的待遇确实是全校仅此一人。所以,他一到成都高师,就引起了一些教师的不满。到了1925年的4月初,学校因经费问题,全校教师曾一度罢教,舒新城因学校未欠自己的薪水,不但拒绝罢教,而且还加课,这更遭到其他教师的嫉恨。此外,在教学安排上,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课上完,他不得不为学生加课,这使同事感到异样,也使其他老师感觉不快。

  在教课之余,舒新城还不断在校内、其他学校、各种学术团体演讲,平均每周有二三次,极为活跃,乃至成都的报纸几乎天天有舒新城讲演情况的报道。如他在1925年三月底四月初的演讲:

  在校内英语部留别会中讲《人格的教育》,数理部留别会中讲《科学的教育》,在三年生考察团出发时,讲《教育调查常识与成高之将来》,在校友会送别毕业学生时,讲《教育家的责任》……在成都公学讲《我的理想的私立学校》,在外专十周纪念会讲《中国教育制度问题》……

  与上海、南京相比,20年代中期的四川教育落后、思想保守,而作为教育改革家的舒新城,一来到成都高师,社会上的所见所闻也让他很快就感受到了旧有教育制度的弊端。在讲演、课堂上,难免借题发挥,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作法多有责备之词,这又得罪了成都教育界的当权人士。

  而学生刘舫,她的成绩不但优良,而且面容姣好,极易成为异性追求的对象,而追求不到的异性又容易转化成恨,随时等待发泄。对于同性来讲,她的成绩、面容以及知识使得她鹤立鸡群,令人望尘莫及,这也容易成为她们嫉妒的对象。

  所以,两位“红人”的交往很容易成为学校各方关注的焦点。正如舒新城事后分析:

  她与我相往还,我在那时既已风头健得令人难堪,她又那样“红”得令人侧目,我们的往还无异在一般人的“妒”与“恨”的积薪之下烧着火,只等积薪干燥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然而然地燃烧起来。

  校方强令刘舫退学未果

  此时,军阀杨森的姨太太也在成都高师就学,一些女生以长官眷属为后台开始排挤刘舫。第一步联合女生冷淡对付,第二步偷阅她的书信日记,希望找到有可以籍口的资料,第三步向学校当局告发其行为不正常,欲图借长官眷属之意强学校令其退学。

  1925年4月24日下午,傅校长招刘舫谈话,以多位女学生反映她与教师舒新城恋爱,并以一封舒的情书和她的日记记载的种种与人恋爱的情形为证据,为了学校安宁计,清除师生恋爱的恶劣影响,强令其转学。但是,这封情书并不是舒氏所为,以无头情书为证自然不能令人信服,而以自己的日记为证据,又涉及到侵犯个人隐私问题,所以,刘舫拒绝服从。

  4月25日,校长再次招刘舫谈话,令其转学,刘舫仍坚持不从。

  4月26日,学校致函刘的保人林梓鉴先生:谓女生告刘有不正当之恋爱,令其转学,自星期一日起不必到校上课。

  4月27日上午刘舫仍返校上课,下午林梓鉴和其女林静贤到学校,与校长理论,言语之间不免有所龃龉,学校以林静贤干涉学校行政,咆哮校长被强行斥退,并向督署请派宪兵来校监视。

  学校的这种做法迅速让全校学生知道了,其中一些富有新思想学生极为愤怒,4月27日晚,学生集中百余人开会质问校长无故令刘舫转学,无故开除女生及请宪兵监视女生的理由,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校长迫于学生的强烈反对,只得允诺收回成命。

  事情忽然起变化

  因学校强令刘舫退学未果,4月27日晚上之后,事情却突然急转直下,一些教师、学生转而把舒新城看成了主要的祸端,罪名是“诱惑女生,师生恋爱”,于是舒成为了他们缉拿的目标。后来舒新城专门分析了这次事件急转直下的原因:

  我在思想上本早与许多人对立,在行动上亦早为许多人所不满,再加上刘舫的反对者及“新文化派”学生之反对者各色人等混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另一个集团。……于是再追原祸始,遂不能不牵及我,而当晚开会之人,又是所谓“新文化”派,更疑是受我指使,而把所有的罪孽都移我身上。……数月以来,各方面有形无形受我的影响与怨气者很多,不管结果如何,能够出气、开开心也是好事。[⑧]

  于是,学校中很快形成了“驱舒”和“拥舒”两派。“驱舒”派有组织,有学校领导、教员、学生参与,势力大。“拥舒”派只是一些学生,无组织。这样,“驱舒”派很快就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4月28日上午,“驱舒”派请校长在操场开会,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舒新城在那里作怪,祸首乃舒新城。“拥舒”派尽管不能平服,但势单力薄,未能扭转情势的发展。

  4月28日下午一时,以教职员全体名义召集学生开会,以男生陈某为舒刘恋爱之证人,女生陈某背诵日记,教员林某、罗某、以及斋务长秦某说明刘系被舒诱惑。然后再由教员张某提议由校长带领教职员及学生代表至督署请兵。傅校长无法统驭,只得遵从众议,由他率领教职员学生代表至军署请兵,斋务长秦某则指挥一些教职员工、学生到舒平时往来之友人处及街上寻捕,明令捕得即行殴毙。

  李劼人代牢

  幸运的是,舒新城于中午十二时半出校访李劼人和陈岳安,有学生从学校后门偷跑出来在路上截住舒新城,向他报告了“驱舒”派的计划,劝他不要再返学校,免遭毒手。到了李劼人家后,劼人和陈岳安知道此事后,也认为不宜返校,且事情紧急,应该易装避走。

  易装甫毕,即闻门外人声嘈杂,劼人乘酒兴出,与大闹,我乃由岳安乘间引至劼人舅氏后院短墙边,扶我逾墙跳至邻居,邻人初以为盗,大声呼喊,岳安告之,且同逾墙,始获无事。劼人之闹,则为故延时间,使我能安全逃出,经过半小时之争辩,劼人卒令督署宪兵及学生代表入室搜索,不得,乃将劼人捕去。

  宪兵走后,陈岳安把舒接到他家,住了三日,外面风声甚紧,他家不能居住,于4月30日晚上由林静贤女士引到其姨丈吴先生家中,5月5日,又由只见一面的胡晓卿介绍至亲戚胡先生家中寄居,5月8日,李劼人被释,当夜即赶来看望舒新城。舒有对他们此次见面情形的描述:

  询以经过,则谓一切如第一次(即1924年11月,李任《川报》主笔期间开罪了军阀杨森,被捕入狱三日)不好亦不坏,可算是休息了十天,且曾教训了几个人,不过二十八日进署前为宪兵将其左手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掠去。

  尽管把李劼人捕去,“驱舒”派仍然没有放弃对舒新城的寻找。先是在校内先后贴出两条布告:不请假自由出校查出严办;从今日起如再有人与舒新城暗通消息查出严惩不贷。然后,他们请求督署发布了全省通缉令,四处散布密探,凡与舒新城平日往来之友人寓所以及教堂医院无不派人查访,各城门口亦放有“步哨”。同时,加紧对刘舫、林静贤两位女同学进行劝说、追问、威胁,以回校、赴外省求学等为诱饵,希望他们吐露舒新城藏匿之处。此外,还在成都的报纸上大肆造势,以便得到舆论的支持。刘舫不但拒绝承认被诱惑,还自己撰文驳斥报上不负责任的报道。从五月四日起到五月底,刘与“驱舒”派在成都报界打起了的笔墨官司,闹得满城沸沸扬扬。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报刊如《民国日报》、《蟋蟀周刊》等对此事也进行了报道、评论,此事成为了1925年5月轰动全国的事件。

  化装逃离成都

  事不宜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舒新城在成都多呆一天,就增加了一天的危险。李劼人被释后,陈岳安和李劼人以及刘舫、林静贤等人就开始了周密策划,以便尽快让舒新城安全离开成都。而要离开戒备森严、暗探密布的成都,需要办两件事。一是改装,他们认为,舒新城的标识除姓名外,就是西装革履长发无须及大眼镜与湖南话,所以让舒改穿长袍布鞋,戴墨镜,操蓝青官话,剪掉长发,剃成光头,留胡须,姓名改为余仁,扮成京华书局主任身份。二是路费,而陈岳安早有准备,除去轿夫的工资外,还为路上备有数十元零用钱,并先汇了一部路费到重庆,解决了重庆到南京路费。

  5月10晚,陈岳安带着轿夫来胡先生家相见。11日凌晨,开始起程,陈岳安和李劼人赶来相送。出发时,陈还告诉轿夫,说轿中的乘客是北京人,是胡家的亲戚,对此地语言及地方情形不熟,请路上一定善为照顾。出城门时,守城军士睡眼朦胧,未遭仔细盘查,得以顺利通过,经龙泉,过简阳,终于到了安全地带。又经过十天的旅途,舒新城于5月20日到达重庆,彻底安全了。

  舒、刘二人终成眷属

  毫无疑问,这件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事件对舒刘双方各自的思想、生活等都带来了巨大影响。舒新城在1929年回顾这件事时说:“我虽不敢说此时以前与此时以后的我,完全是两样,但对于人生与社会的了解因此而进步得许多。也许我现在与未来的生活,有形无形都为那次的事变所影响。”舒于1925年6月回到南京以后,转而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著述工作,整理近代中国教育史。1928年,他又接受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的邀请,继徐元诰主编《辞海》,后又兼任书局编辑所所长,从教育界走向了出版界。

  从这件事中,舒新城对刘舫的了解更进了一步,认为她的表现似乎不是一般青年尤其年未二十之女子所能有,不但对别人的诬害视若无睹,而且还时时关心他人的安危,甚至考虑到他出川之后何处入校等问题。所以,因人格上的互相吸引,他们之间因此次事件结成了生死之交,尽管他们当时还说不上恋爱,只是交往比较密切而已,可从他们之间通信集《十年书》前后的称谓就可看出。但自此而后,彼此的潜意识里确实滋长了爱情的火苗。后来,随着两人通信的频繁,接触愈来愈深入,六年后,他们最终在上海走到了一起,组建了新的家庭,并育有子女二人。

  所以,1925年发生在成都高师的恋爱风波确实是舒新城和刘舫二人走向结合的一个转捩点,或者说,正因为这场风波,成全了后来舒刘二人的喜结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