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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尝冤屈的红色女特工

2017-04-05 来源:中华网

  关露

  关露

  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山西省右玉县人。女诗人,著名的红色女特工,曾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因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到 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有“女诗人关露”之称。电影《十字街头》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就来自于她的手笔,这种广博豁达的歌曲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除了创作之外,她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1939年冬至 1945年,她受组织派遣,先后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曾成功策反 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功勋卓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因病由苏北转到大连疗养。1946年病愈后,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任教。从 1947年秋到 1951年秋,先后在大连苏联新闻局、《关东日报》社、华北大学第三部文学创作组和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

  自 1955年至 1976年,曾受潘汉年事件牵连,两次入狱,达 10年之久。1980年后,因患脑血栓症,全身瘫痪。1982年 12月 5日在北京家中吞药自杀。

  关露的外祖父是一位没落的封建官僚,由于赌博赢了钱,输家没钱还债,就把自己的女儿徐绣凤嫁给了他的儿子胡元陔。之后,胡元陔的两个女儿胡寿楣、胡寿华相继出世,这就是以后的关露和胡绣枫,关露是胡寿楣在开始文学创作时用的笔名,胡绣枫是妹妹为了纪念母亲而改的名字。

  关露的父亲在她 8岁的时候,死于中风。

  关露的母亲徐绣凤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丈夫死后,她独自负担起两个女儿的生活和教育,关露和妹妹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看了很多的进步小说,这为关露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徐绣凤做了当时的大学问家张百熙家里的教师,可见她的学问应该是不浅的。假如她能够一直陪着两个女儿读完大学,陪着女儿嫁人生子,那么关露和妹妹的一生,可能会走得顺畅一些,可惜她却在关露15岁那年因病去世了,关露不得不和妹妹相依为命。

  可是,姐妹俩的年纪太小了,这么小的年纪根本无法独立谋生。由于父亲原配的儿子把父母留下的大部分财产抢去了,姐妹俩只能凄苦度日。

  好在她们的二姨收留了姐妹俩。关露一天天长大了,她脸庞圆润,身材适中,皮肤白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关露的二姨很想让关露嫁一个好人家,作为家长,这种想法是没错的,谁都希望自己的晚辈生活得富裕一些。于是在熟人的介绍下,一位银行经理被介绍给了关露,可是,关露不愿意去相亲,她很想继续求学,母亲好学求上进的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她,母亲生前认为儿女们只有上学读书,未来才有出路。

  关露逃婚了,她带着妹妹,去了上海读书。所幸她们遇到了进步人士刘道衡,刘道衡对于关露的遭遇很是同情,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抗拒家庭逃过婚,他毫无条件地负责起关露和妹妹的日常生活,还送她们去了学校读书。

  可以说,刘道衡是让关露姐妹一生发生转机的一个人,在他的影响下,关露姐妹懂得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从而走上了追求光明道路。

  在刘的资助下,关露姐妹读完了法学院,后来,关露又完成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的深造。妹妹胡绣枫则转学到了法政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和自己共度一生的爱人刘剑华。

  刘剑华是一位进步的教师,胡绣枫和刘剑华结婚的时候,没有办理任何的手续,也没有请证婚人。他们思想一致,感情深厚,他们认为,这比起办一张形式上的结婚证要好得多。

  妹妹的婚姻,让关露的心里起了波澜,她祝福着妹妹,也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位志同道合的爱人。

  关露一生没有嫁人,可是她的性格并不孤僻。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直率、活泼的女人,她热爱共产党,仇恨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的兽行;她内心火热,并且把这份火热传递给了她身边所有的人;她用火一样的热情写诗,写小说,鼓舞受封建压迫的妇女站起来。

  像关露这样有才情的美貌女子,身边围绕的男子应该是不少的。她也有过浪漫的幻想,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希望遇到一位懂得浪漫、懂得诗情画意的男人,她希望自己的恋人是英俊的、爱国的、有抱负的。

  在她进入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的确遇到了这么一位“才子”,他风流倜傥,会给关露写动人的情诗;他有抱负,希望以后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任教;他对关露关心备至,无比痴情……

  这个人叫刘汉卿,长得相貌英俊,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且他还很会哄女孩子,关露一到学校,他就注意到了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他殷勤地充当引路人,把南京各处的风景介绍给关露。

  刘汉卿用他的浪漫诗句和殷勤的恭维,渐渐获取了关露的爱情,关露渐渐爱上了刘汉卿,她憧憬着和刘汉卿能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民国期间的南京中央大学人才辈出,徐志摩曾经在这所学校做教授,热情洋溢的刘汉卿为关露朗诵徐志摩的诗句,他们沉浸在《再别康桥》的爱情篇章里,关露的心扉被打开了。

  可以说,那个时候,关露的心里都是爱情的火焰,刘汉卿有一副好口才,是一位多才多艺、思想进步的青年。关露和刘汉卿一次次徜徉在学校的花坛边,流连在情人们喜爱的舞厅影院。被爱情滋润的女孩是美丽的,关露等待着刘汉卿所说的“出国后,等着我把你也接出去,一起完成学业”!

  为此,关露刻苦地学习英文和德文,为出国做着准备。

  可是,这场看似美丽的恋爱,最后的结果却以失败收场。刘汉卿去了比利时后,关露对他的思恋日日增长,她写了无数的诗句,来纪念他们的爱情;她怀着甜蜜的梦想,渴望自己能被恋人迎接出国,一起深造,一起回来报效祖国。

  等到的,却是噩耗,刘汉卿到了国外,就开始追逐别的姑娘,原来他是一个多情又滥情的男人。其实,关露在他心里的地位,不过是国内的一个爱情备胎,到了国外,他就把关露忘到了九霄云外,他陷入了一场三角恋里,不能自拔,最后,他竟然自杀于国外。

  关露毕业的时候才 24岁,这段感情,成了她心里一道不愿散去的阴影。关露的心灵被伤害了,一个令她不可置信的消息又加重了这种伤害,原来,刘汉卿出国时已经订了婚,留学的费用,还是女方出的。

  很多次,关露都咬牙切齿地恨刘汉卿,可是,她也知道,他已经走了,即使恨,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他甚至没有给关露留下遗言,因为他已经彻底地把关露忘了……关露也想忘了他,她恨自己还记着他,还能回忆他,即使他已与别的女人订婚,又为别的女人死了,她还是忘不了他……因为,他是她的初恋,她为他真心付出过爱情。

  关露在这种矛盾的挣扎里几度不可自拔。妹妹胡绣枫看姐姐消沉抑郁,担心姐姐出什么意外,就把一个叫沈志远的男人介绍给了姐姐,希望姐姐能够把心思转移到别的男人身上。

  这是关露的第二次恋爱。

  虽说初恋受伤了,可是她并不是一位随意交付身心的女人。此时的她,成熟睿智,沉静的表情下有着淡淡的忧伤。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她积极参加妹妹和妹夫的左联聚会,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有一位叫常任侠的男人,也曾经对关露抛出过爱情的橄榄枝。常任侠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冰庐琐忆》是他写得很知名的一首小词,里面记载了关露的美好姿容和对关露的歆慕。“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

  可以想见,当初他是追求过关露的,关露没有选择他,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理想,她爱的男人,一定要像自己一样,有着伟大的抱负和救国救民的理想。

  就在这个时候,沈志远进入了关露的视野。

  沈志远是 1925年入的党,比关露还早七年,是一位先进的青年。他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进步书籍,还积极参加动员群众的工作。

  关露经过第一场爱情的失败后,对感情谨慎了很多,她斟酌了再斟酌,发觉沈志远不仅长相斯文,气质儒雅,文学程度也很高,关露暗暗地考察了他的人品,结果也很满意。

  沈志远不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男人,也没有像刘汉卿那样甜蜜的嘴脸,他性格有些沉郁,在发表演讲、动员群众的时候,他是活跃的;其他时候他不善言笑,也没有轻浮之气。

  关露知道了沈志远在苏联有过一次感情的伤害后,她对沈志远越发同情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让她的心和他贴近了。

  很快,关露就和沈志远恋爱并且同居了。他们度过了很多幸福的日子,她期望自己和沈志远,就像妹妹和妹夫一样,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可是,不久这一期望便成了泡影。

  关露由于经常参加左联的革命活动,很少和沈志远相聚,所以引起了沈志远的不满,沈志远认为一个女人总是在外东奔西走是不合适的。他希望这个家,由自己做主;关露能够像别人家的妻子一样,在家一心一意地做好家务。

  关露不愿意成为家庭妇女,他们争吵过后,沈志远说:“现在多少女人希望在家做太太,你还忙于奔命,左联离开了你,就垮了吗?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听到这些话,关露蒙了,她没想到,志远竟然是这样的人,口里说着要进步,思想里却还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那一套!

  从此后,关露和沈志远的感情就淡了下来,关露每一次回家晚了,沈志远都要与她争吵一番。后来,关露怀了孕,沈志远希望关露把孩子生下来,关露却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他们为此又吵了一架,两人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关露第二次怀孕后,左联运动正处于关键阶段,很多进步文人被抓,关露要做的事情很多,她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发表在当时的《妇女生活》上,她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带给人们更多的醒悟。她再次选择为事业放弃腹中生命,沈志远就此离开了她。

  关露是才女,是诗人,她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出过诗集《太平洋的歌声》,还写过长篇小说《仲夏梦之夜》、《新旧时代》,本来她依靠写文也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可是,她却成为了一名特工。

  当时,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有三股间谍势力活跃在上海。一股是日本人的势力,这股特务有五大系统:陆军,海军,宪兵,外务省和满铁;一股是国民党的势力,这股特务机构是由军统和中统组成,军统头子是戴笠,中统头子是陈立夫;另一股就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其中的潘汉年系统是很重要的特工组织。另外,汪精卫手下的极司菲尔路 76号,也很庞大,主管 76号的,是李士群和丁默邨。

  李士群早年参加过革命,后来被捕,变节成为国民党的走狗,后又叛逃国民党,成为了 76号的头头。他既镇压国民党,也镇压共产党,但是由于对国民党的军统仇恨最深,所以,共产党打算利用这一点,策反李士群,让他为共产党做事。

  执行这个任务是非常危险的,谁都知道,76号就是魔窟,假如不能成功策反,那么,策反者就有可能被对方暗杀。

  关露在左联期间就认识了进步文人丁玲,她早就听说,丁玲曾经被国民党囚禁,后成功逃离。关露对丁玲的这段经历非常钦佩,她觉得,既然做革命工作,就不怕深入虎穴。

  关露去世后,妹妹胡绣枫捧着关露的遗照哭着说:“姐姐受了这么多苦,都是因为我,本来组织是要我去 76号的,结果姐姐代替我去了。”

  原来,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经和李士群有一段交情。当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他怀孕的老婆找到了胡绣枫,胡绣枫安置了李士群的老婆,事后,李士群一直对胡绣枫怀有感激之心。

  当时上海的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很多进步人士被捕被抓,共产党需要将一个可靠的人安置在汪伪政府的身边,借以传送情报,打击汪伪的特务组织。胡绣枫当时有任务在身,最后组织决定,派关露去李士群身边卧底。

  关露认为,爱国不能只体现在口头上,还应该体现在行动上,她答应了去 76号,这个决定,让她的一生都背上了悲剧色彩。

  关露走进了 76号。此时的李士群也想为以后留条后路,关露利用他的这种想法,成功策反了这个头号杀手。以后,在李士群的配合下,她给党发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使党避免受到了很多损失。

  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在上海滩开始传播,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白,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误解,绝不辩护。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策反李士群的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来,设法获取更多有用的情报。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写作也无法进行,异常难过。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日本人的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是很痛苦的。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 8月,关露受邀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文人的身份,会更加让人误会。但上级组织却希望她利用这一机会接近日本的共产党组织,了解一些日本左翼的情况。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她的照片就被登载在了报纸上,很多人唾骂她是个汉奸,还有一张叫做《时事新报》的报纸说:“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关露在敌营苦熬 6年,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得以回到了苏北解放区。回到解放区后,关露重新拿起笔,写自己未写完的小说《新旧时代》三部曲时,却被告之,不能用关露的名字发表任何文章了。由于关露和李士群夫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声势浩大,所以关露已经受到了路人的侧目,再加上到了《女声》,并出席了一个日本人召开的会议,她的名声很难洗白了。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作为一名骨子里热爱文学的文人,此时关露心里的落寞无奈是可以想象的。

  关露在日本人控制的《女声》做编辑时,苏青也在上海办一本名为《天地》的杂志。

  虽然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张爱玲、苏青和关露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其实,她们之间并不和睦。

  在当时的上海滩,杂志界也存在着竞争。苏青、张爱玲、关露、丁玲是当时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可是在写作方式上,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

  张爱玲和苏青关注的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情绪化的反应;关露和丁玲关注的则是劳苦大众等社会底层人士。

  假如关露没有经历特工生涯,她应该会和丁玲一样,成为新中国很驰名的作家。可是,自从她进入了 76号,为了掩饰身份,她就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后来进了日本人办的《女声》,她再也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她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

  在她主编《女声》期间,虽然上海处于战火交接的时期,她办的这份杂志,每个月的销量还是达到了六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上海的发行,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了。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由于关露的《女声》,苏青的《天地》发行受到了一些影响。苏青是写反压迫小说《结婚十年》出名的,她这份《天地》由于是在当时的日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汇聚了张爱玲、胡兰成等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标榜生活情趣,它面对的人群主要是生活中高档的小资人群,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当时这些作家被定性为海派文人。

  张爱玲当时是初出茅庐的小写手,后来之所以叱咤风雨,可以说是与苏青的一手提携分不开的。张爱玲的文章在《天地》是常青树,在作者栏里,几乎每个月都会看到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由此对苏青也是感激涕零。

  苏青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作家,张爱玲说她“天真的单纯”。为了卖书,她亲自跑到大街上叫卖,和小贩讨价还价,颇具男子汉气质。可是,面对同行的竞争,苏青坐不住了,她不喜欢关露的《女声》,于是就在她的《续结婚十年?苏州液夜话》里写道:“秋小姐(指关露)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与人同居过(指沈志远),后来又分开了,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指佐藤俊子)编这本《女声》,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了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她恢复原状了。秋小姐当时听说也曾哭得死去又活过来,然而毕竟没哭出后果,从此对于'左倾'等也灰心了,因为那个同志又同居的男人不久就弃她而去。”

  关露年轻的时候,确实曾经做过美容,隆过鼻子。假如不美容的话,关露的鼻子,确实有点塌,关露当时之所以整容,可以说是为了完成特工任务的需要。关露的美容照片,还刊登在当时的《申报》封面上,替某家美容院做广告宣传。可是,就像苏青说的,关露的美容没有做好,以后经常“出问题”,到了老年的时候,关露又由于鼻子的问题,被人怀疑得过性病,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冤枉。

  面对苏青的冷嘲热讽,关露没有说什么,她没有关注这些女人之间的八卦斗嘴,她的心里,只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想着如何完成党交给她的特殊工作。

  王炳南是关露的第三段恋情中的主角。1938年,关露在上海曾借住王炳南家里,之后王炳南去了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两人时有书信来往。直到 1946年,关露终于结束了隐蔽战线的工作,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关露像回到妈妈身边的孩子一样,感到从未有过的欢畅和踏实,她给王炳南发去了电报,王炳南欣喜若狂,准备立即乘飞机去见关露,行前他想将此事先向党组织汇报一下。当王炳南喜盈盈地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的办公室,把自己和关露的恋情告诉这位如兄长般的老领导时,周恩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他很仔细地听,偶尔插进一个问题,大部分时间是沉默。

  事情要回到 1945年 9月,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共有关组织获悉到一份国民党当局惩办汉奸的名单,其中,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是在为党工作,但社会上的人们并不清楚,国民党指控关露是“文化汉奸”,而当时王炳南是做外交工作的,时时要在公众场合露面,因此,党组织从大局考虑,决定劝说他们中止恋爱关系。

  走出周恩来的办公室,王炳南犹如落入万丈深渊,内心充满悲哀,他拿起笔给心爱的人写信,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远在淮南的关露。

  在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之后,关露,这位坚强的女性,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毅然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解放在即,1949年的春天,关露来到已解放的北平。不久,她便给廖承志打电话。廖承志接了电话,知道是关露,赶忙说:“关露啊!你找不到证明人了?快来,我做你的证明人。”

  关露如约见到了廖承志,向他汇报了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 76号汪伪特工总部策反李士群的情况和在《女声》杂志搜集情报的情况,廖承志听后告诉关露,你要相信党,党了解你就是了。关露听了廖承志的话,心中踏实了许多。廖承志还说,你原来是写诗写小说搞文学工作的,现在还回来搞文学工作,干本行吧!当时廖承志便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让关露去找周扬分配工作。

  周扬见到廖承志的信后,将关露分配到华北大学(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三部,任文学组组长。

  1949年 3月中旬,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和中共代表团一道,也从西柏坡迁到香山,协助周恩来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进行谈判。

  关露知道王炳南住在香山,便去看望他。

  两位昔日的恋人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在王炳南的房间里,关露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暗自流着泪。她能再向他叙说她对他的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爱吗?她能再向他叙说她心灵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情感都是来自她对他的思恋吗?

  不!不能!他早已经向她提出断绝恋情关系,她理解他是从革命大局出发,她理解他是个重感情更重党性原则的人!她理解他们的关系是历史造成的爱情悲剧!

  炳南给关露倒了杯茶,放到她旁边的茶几上。“那,喝点水。”他低声说。

  关露看看茶杯,望望炳南,她心头原本深藏着沉重的悲痛,现在却把一丝苦涩的笑挂在嘴角上。炳南明白她脸上苦涩的笑容里,包藏着她内心难以磨灭的痛苦。

  像关露这样一位文学创作上有才华的,早已打出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当时有必要派她去当“文化汉奸”搞情报吗?他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至今,关露的头上,还有“文化汉奸”的阴影!它断送了一个作家,也断送了他们的爱!他实在痛心疾首!

  “全国都要解放了!”王炳南平静了一下心绪说,“在为共和国诞生的斗争中,我们都曾经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地奋斗过。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出生入死,尤其是你,一个柔弱女子,竟然敢于深入虎穴搞情报工作,真可以说连生命都不怕献出去!一想到这些,关露,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吗?”

  听了炳南的几句话,关露掏出手帕擦掉自己脸上的泪痕,精神振作起来。

  王炳南从兜里取出一支墨绿色派克金笔,递给关露。

  关露接过笔,怔怔地望着王炳南,她完全忘记了有关这支墨绿色派克笔的事。当时,关露到处寻找这支笔也没有找到,后来便渐渐地忘却了。王炳南的提醒,才使关露恍然大悟。这是十二年前,在上海南京路上,她送他自己的《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时,连签名的笔也一块儿递给了他。

  现在,关露把这支墨绿色派克金笔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抚摸了一阵子,把它又递回给炳南:

  “它已经跟随了你十二年,你就留下用吧!”

  “当作家的,更用得着嘛。”“送给你吧,就算是个分别纪念物吧!”王炳南把笔收下了,但他神情有些凄楚,语气却十分坚决:“忘记过去吧!新生活在等待我们,新中国在等待我们去建设!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想个人!”关露慢慢地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低声道:“不过……”关露欲说又止。炳南怔怔地问她:“不过什么?”“不过,”关露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只怕我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还是把过去忘掉吧!”王炳南又重复了一遍。可关露呢?她忘得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情与爱吗?1945年日寇投降,王炳南害怕关露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嘱托夏衍把关露转移到苏北解放区;炳南怕她缺钱花,几次托人给她带钱去。危难之时,炳南总惦记着她。他每时每刻都在实现着他对关露的承诺: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炳南,”关露极其真诚地说,“我可以忘掉我们的关系,自今日以后,至死,我也不会再来找你。可是,你所给予我的那些难得的呵护和爱,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心底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今生今世只怕都会深植在我的生命中,我能忘吗?这份真挚的情,留在我的心中,几年、几十年、直到死,谁能把它抹掉呢?”

  “不,忘掉过去吧!”炳南第三遍说这句话,语气更坚定。同时,他答应关露把过去她写给他的信还给她。这是关露昨天在电话里要求的。“关露,”王炳南极其真诚地说,“重新开始生活吧!我希望你能得到更幸福的婚姻,把生活安排得更美好!”

  关露微微一笑,也语气坚定地说道:“我会的,放心吧!不过,我不在乎天长地久,我只在乎是否曾经拥有。我,曾经拥有过,这就够了。”

  那天,他们分手时,王炳南一直把她送到山下,送到香山的山门口。关露和他握手道别的一瞬间,望望那只紧握的手,想起十二年前在上海南京路上她也握过这只手,那次是暂时的分别,还有未来好期待,并且生出了一段永世难忘的恋情;这次握过这只手,却是永久的诀别,没有未来好期待。

  关露从香山山门口走出老远老远,回头看看,王炳南还站在那里,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她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在熙来攘往的尘世中,我从心底里祝福你:别了,朋友!好好珍重!祝你幸福,祝你一生平安!

  关露一向言而有信!从此,三十多年,不论她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直到死,她都没有再找过王炳南一次!从此,她关闭了心灵中爱情的闸门,不再爱任何人,也拒绝任何人之爱!直到她的生命终结!

  关露在香山与王炳南见面那次,曾经向他说到,她在上海搞情报工作时她的领导人张大江的情况。炳南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反映给李克农同志,于是他和李克农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情况,为关露约见了李克农。

  李克农一见关露,便说:他曾经叫扬帆打电报调她回来,在中央情报部门继续做情报工作。那时,关露在大连,流动性很大,没有接到扬帆的电报。李克农听取了关露的详细汇报,同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关露全都一一做了解答。这算作党的情报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对关露的一次审查。对审查的结果,李克农和关露都很满意。

  后来,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 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77年 4月 10日,关露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现在想请你为我办一件事,不知你可有精力出去跑?这件事是去徐家汇肇嘉浜逛一趟,看一看当年的这条污水河,现在建成的花圃漂不漂亮?肇嘉浜附近有没有小学?有没有小孩在花圃附近玩耍?怎么玩法?等等。因我在六二年用这题材写过一篇散文,叫《河畔春光》,没有写好,现在想改一改,写成儿童读物,以教育后代。希望了解的细节越多越好!

  1980年 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手连笔都拿不住了,她无法写作了。

  1982年 8月,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她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结论,了却了这一最后心愿后,关露于同年 12月 5日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喧哗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