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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报机构的神枪手---许建国

2017-03-06 来源:公安部网

  (三)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派许建国(在此之前,他一直叫杜理卿。这次到华北,改称化名许建国,并一直沿用下来)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华北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堃、杨宁、江涛、王志祥、伍彤、任远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他们由延安过晋西北停留后辗转到达晋察冀边区,传达中央成立社会部的指示精神。同时,也审查晋察冀边区的积案。

  抗战初期被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侵华日军除集中兵力频繁进行军事“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八路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我、友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许建国同志带领的考察组一到晋察冀分局,就组织专门班子,对晋察冀军分区办理的“李晓初托派案“、“熊大正国特案”等进行处理。我也从北方分局被抽来参加专案工作。

  我是广东省开平县人,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我接受了革命思想,和进步同学一起组织读书会,号召同学声援“一二?九”运动。1937年6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经广州党组织介绍,我和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邹伦(解放后任中央调查部局长)和一名工人等三名党员及邹瑜(邹伦之弟,解放后曾任司法部长)等六人,离开广州步行前往延安。同年3月到达延安,组织上安排我们3个党员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我被分到十九班,刘仁同志是我们的班主任。3个月后毕业,我又到马列主义学院二班学习,同班的有金信、汪琼等人。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和汪琼、张勉学、宋汀等一百多人由刘仁同志带队,被分到晋察冀分局工作。离开延安时,我改名为方林。

  当时,由于情况复杂,加之刑讯逼供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案件涉及的人员有几百人,甚至有不断扩大之势。案件涉及的人员,除了有从敌占区来的以外,还有不少边区的军、地干部,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如张珍(解放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藏伯平(解放后在中国文联工作)、李志民(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因此,考察组在许建国的领导下,深入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分析辨别,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特别是纠正了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对一些被审查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谈话、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经北方分局审批,平反了冤假错案,释放了错捕的同志,挽救了大批干部。通过这次审理案件,我对许建国的了解加深了,他工作深入,机智果断,政策水平高,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对他深为敬佩。

  1939年6月,根据彭真和聂荣臻同志的请求,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和考察组全体干部留下来,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许建国任部长。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干部到社会部工作,我也从北方分局调到社会部工作。社会部成立后,立即组织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和社会情况;同时,抽调县级以上干部,分期举办训练班,为建立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开展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0年初,许建国同志的夫人刘桂兰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在社会部机要组工作。那时,社会部驻在阜平县瓦渣地村。我当时在社会部当秘书,我和齐义先(许建国同志的勤务员)与许建国夫妇住在一起。刘桂兰大姐是个老红军,参加革命之前是个童养媳,长征中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康克清大姐任政委)。她待人诚恳、热情,处处关心爱护我们这些年轻同志。那时,社会部为开展敌占区工作,培养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刘桂兰同志虽然资格很老,可她却没有一点架子,和我们一样在训练班上课。她学习刻苦认真,对训练班上的同学非常关心。由于我和她住在一起,受到的关怀和爱护就更多。不幸的是,刘桂兰大姐因病于1942年去世。我们都非常难过,痛惜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大姐。

  1942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公安管理处,许建国兼任处长和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一直在机关工作,与许建国的接触日益增多。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日子,社会部的工作十分紧张,许建国不顾自己失去妻子的痛苦,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但就是这样,他仍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工作、生活,经常抽出时间和同志们一起谈心、交流。他严谨克己,待人真诚宽厚,工作中雷厉风行,使我对他的理解和关心也逐渐加强,由敬仰而产生了爱慕。在工作中,许建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相互间也加深了了解,1943年底,我和许建国结为伴侣。

  许建国领导的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在加强边区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根据地为基点,陈叔亮、史光、杨宁等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平、津和敌后其他城市以及各个战略地区,建立情报联络点线,组织和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为晋察冀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制定反“扫荡”计划、领导反“扫荡”斗争,提供了重要依据。

  许建国在担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局长。他以主要力量积极开辟华北地区以平、津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开展东北伪满地区的城市情报工作。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他还向华中、华南及海外建立了地下情报组织。在日伪的军、政、警、宪、特务组织内部埋下的红色种子,大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九?一八”以后,东北留日学生中的一批爱国青年,秘密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学生救亡会等革命团体,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1935年后,这些团体的一些领导骨干回国同中共取得联系,把工作重点转向情报工作。这些留日革命青年大多是伪满中上层人士的子弟,其中包括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子侄。他们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伪满军政要职,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与内地交通联络不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在干部政策上一向不囿于教条主义的许建国,十分重视这支可贵的力量,曾派原在天津华北联络局工作的谢普生重返天津整顿东北地区工作。1943年又派李振远、周梅影前往沈阳,主持东北的情报工作。1943年底,还派张友恒赴东北进行了短期的视察。东北情报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训练和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和镇压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东北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沪等大城市的情报组织还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医生、教授、海外侨胞等爱国志士,有组织地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人才,向海内外募集款项、购买医药、通讯器材等重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建国为贯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还组织力量,把滞留在北平的国际友人护送到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第一个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社会部也迁到张家口。各方面的条件改善了很多,工作相对稳定了,机关也壮大了,达到一百多人。由于条件好了,又有不少同志相继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和许建国也托朋友把刘大姐生的两个孩子从延安带到张家口,和我们住在一起。虽说条件好了,但社会部的工作仍十分紧张,由于孩子们的拖累,很多人工作不能安心,为了使更多的同志能够安心地工作,我在许建国的支持下,毅然离开机关,办起了保育院。开始时,保育院只收社会部机关同志的孩子,后来,北方分局各个部门及边区政府的很多同志都将孩子送到了保育院。1946年,蒋介石为夺取抗日胜利果实,公开发动了全面内战,攻打张家口。为保存实力,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放弃张家口,撤回根据地。根据许建国的意见,我带着保育院工作人员和几十个孩子最先转移到根据地。由于我们的安全转移,使得机关的同志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保证了机关顺利撤离张家口。后来,这个保育院越办越大,成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属下的机构,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