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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方林:怀念许建国

2017-03-06 来源:公安部网

  我和许建国结婚33年,在一起生活了26年(“文革”期间许建国被关押了7年),我们有7个孩子(其中包括刘桂兰大姐的两个,后夭折了一个女儿)。几十年来,虽然许建国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没有忘记关心我和孩子们。他在政治思想和日常生活中都时刻关心着我。我在上海工作时,每天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许建国经常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身体。

  许建国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从我离开机关做保育工作后,他从不跟我谈工作上的事情,严格保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到上海来,都是他亲自负责部署保卫工作,从不马虎。每次我都是和其他人一样,在中央领导离开后才知道。

  许建国身为高级干部,在工作上身先士卒,生活上严以律己。他从来不表功、不贪功、不搞小圈子,团结干部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长期在华北工作,1952年初调到上海工作时,除带两个秘书外,一个华北干部也没带。上海公安干警对他平易近人印象深刻。他关心干警生活,经常深入到集体宿舍问寒问暖。

  许建国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主管民政工作时,经常带着秘书深入到里弄访贫问苦。1956年冬,他到上海静安区一条里弄访问居民,发现一户居民生活困难,入冬后几个孩子还穿着单衣,他抚摸着孩子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当场取出30元,送给孩子们的母亲添置棉衣。回机关后,他立即要求民政部门检查和改进社会救济工作。他自己的生活节俭廉洁,凡外宾赠送的礼品一律送市政府外办。

  1952年,我们刚到上海时,市政府安排我们一家住在岳阳路145号,这套住宅比较宽敞,还有一个大花园。许建国认为住的太奢侈,不必要。他主动让出这套住宅,创办了公安俱乐部,丰富了干警的的业余生活。后来我们住到荣昌路60号,那是一幢英国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可许建国感到公家支付的房租还是太多。1957年他自己物色了康平路147号一幢二开间的三层楼房,五个房间,面积不足百平方米,我们一家十余人住进去比较拥挤。由于房子小,秘书、司机等只好另住他处。当时按规定,副市级以上干部的宿舍,可以免收会客室或书房的房租,可老许则坚持要交房租,不要组织照顾。1958年“大跃进”时,上海市委决定市级领导干部搬到刚竣工的工人新村,同工人们住在一起。这个新村是“大跃进”的产物,造价较低,质量较差。老许坚决响应市委号召,第一个搬入新村居住。这年春节,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来家中看望许建国,他不在家,我陪同他们参观我们的房间,当看到拥挤和简陋的小孩卧室时,两位元帅笑着说:“孩子们就这样像小狗似的挤在一起呀?”

  干部定级时,许建国定为行政六级。1957年国家调整工资级别,因老许还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将许建国的工资调整为行政五级。当时在上海,只有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原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民主人士)是行政五级;市委书记处其他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都是行政六级。许建国是1922年入党的,按他的革命资历,提为五级是相当的。但是许建国认为这一级别对他不妥。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降低高级干部工资,他除了按规定降低外,还主动要求市委行政处将他的行政五级工资标准改按行政六级标准发薪。

  许建国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但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鞠躬敬瘁的高尚品德永远激励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和孩子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