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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办三大要案

2017-03-06 来源:扬州时报

  重审熊大正案

  1939年3月,时任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的杜理卿(许建国)率领中央考察团赴华北敌后考察。6月,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开始对边区军区除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受到了边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军区除奸部的领导王某某,对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觉良好,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有些得意地说:“军区除奸部的除奸保卫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不久才破获了一起特大日特汉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边区的一批日特汉奸,而这些人竟都是边区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

  “哦?”王某某的一席话立即引起了许建国的注意,“他们是些什么人?”

  “主犯是供给部长熊大正,还有卫生部长张珍、副部长李雪等同谋十余人。”

  竟然涉及到供给部长及正副卫生部长?许建国愈发吃惊了,忙问他:“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某某说:“许部长您应该知道,晋察冀边区受到日本和伪军的层层封锁,日伪对于药品的管理又十分严格,但是熊大正不久前竟然能突破层层封锁,从哈尔滨市搞来了一大批药品。这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怀疑,把他抓了起来,对他审讯。起初,他一口咬定是从哈尔滨市伪警备副司令李占元那里搞来的,说李占元是他在哈尔滨读书时的同学,关系很好。还说李占元虽是伪副司令,但他一向很同情共产党。经过我们加大审讯力度,熊大正方才承认他在哈尔滨读书时早就被收买,最后打入我党内部。此次药品的确是李占元搞的,但他是经过日本人的同意,有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熊大正借此立大功,从而能在晋察冀边区爬到更高的位置,以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没想到这样做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他日特汉奸的身份。最后,他还供出了张珍、李雪等卫生部和供应部的十几个人。”

  听了王某某的汇报之后,许建国没有表态,而是让王某某把有关熊大正的案子的所有档案拿来。他翻着看着,目光落在熊大正盖了手指画押的那张招供书上,竟发现招供书上有斑斑的血迹,他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再看张珍、李雪及其余人的招供书,几乎是张张都有血迹,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纸上的血迹问王某某。

  “哦,这些日特汉奸,开始很顽固,我们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他们才招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刑讯逼供?”许建国的口气不禁严厉起来。

  王某某还没有意识到许建国表情的变化,依然十分轻松地说:“咳,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嘛,我们的同志一时气愤不过打几下,那也是很正常的,不然那些日特汉奸怎么会招供呢?”

  “刑讯逼供怎么能算数呢?搞公安工作应当是重证据、重事实、轻口供,这样才能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啊。”许建国激动起来,“当年‘肃反’、‘打AB团’,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冤杀和错杀了一大批好同志,难道这血的教训还不深刻吗?当年我就是被刑讯逼供,打成了AB团份子,若不是江华政委及时赶到,我已经就去见马克思了。”

  王某某被许建国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嗫嚅道:“这……这……”

  许建国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你要知道,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结案呀。熊大正这件案子,当然可能是审对了,但是,也的确存在着熊大正真心实意为党出力、为边区政府出力,利用与李占元同学的关系搞来药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简单粗暴,主观臆断,必须认真仔细地弄清事实。”

  许建国的一席话,让王某某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是,是……”

  为了弄清熊大正案子的事实真相,许建国顶着酷暑,亲自对熊大正进行复审。

  当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熊大正走进审讯室时,发现此次主审换了人。这个人一点也不似王某某那样冷酷,相反态度和蔼。审讯室的气氛也因此缓和了许多。

  “熊大正同志,”主审官开口说话了,“我是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许建国,是专门来对你的案子进行重审的。”

  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熊大正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心中油然生起了申冤的希望。从他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就被一直称呼为‘熊汉奸’、‘熊日特’,而面前的主审官许建国依然称他“同志”。

  许建国继续道:“熊大正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放过一个奸细,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会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公安守则,决不动刑;你要讲真话,说实情,决不许欺骗政府,骗取信任;不要自欺欺人,更不可陷害他人,有错可以纠正,有冤允许申诉!”

  许建国的话像一阵春风吹进了熊大正已冻结的心灵,他激动地叫嚷起来:“许部长,我一定如实交待问题,我是被冤枉的啊,是被屈打成招的!张珍、李雪等人也是冤枉的,他们要我交待同伙,我只好胡编把他们供了出来……”

  一连半个多月,许建国对每一个牵进熊大正案子的同志都一一单独会审,对他们反复说理,耐心教育,感化了这些同志。最后,他们都纷纷主动说明了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

  就在案情真相即将大白之时,突然从哈尔滨来了一封直接寄给熊大正的信,使得案件风波又起。

  信的原文是:“大正你好,久未得消息,不知你吃了童神医的药之后,身体康复得如何?请务必按照童神医的药方天天服药,并经常向他报告,不可大意,盼善自处理一切事物,是所至盼!”

  看了这封信之后,许多已经相信熊大正等人是无辜的同志又动摇起来。尤其是冀中军区除奸部的一些人,本来就对熊案重审颇不服气,此时便愈发坚信自己是对的。这封信的意思很显然是说,你目前在共产党内部发展得怎么样,一定要按照特务机关的指示行动,多向特务机关汇报情况,小心自己的处境。

  许建国拿着这封信却笑了,对大家说:“这封信的政治含义太明显了,使人一看便知其意。特务机关是十分重视如何保护自己的,他们的书信来往习惯用十分隐蔽的密码和信号,以免被发觉。这封信却似乎是在有意暴露熊大正。日伪的特务人员获知此案在复查,他们明知熊大正并非他们的人,为了对我制造事端,扩大假象,故意写了这样一封信,增加他是特务的证据,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许建国的分析合情合理,叫人心悦诚服。

  不仅如此,细心的许建国还秘密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李占元的情况。结果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李占元在熊大正案登在边区的报纸上之后,没多久就失踪。外界传闻他暗通共产党,已被秘密处决了。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被冤枉的熊大正、张珍等人终于获释,他们对许建国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许建国此时却毫无喜色,相反地,他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是因为熊大正、张珍这些党的好同志受到了长时间的冤枉,差点丧命;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占元的暗杀。他对边区党委书记彭真同志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说:“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像李占元这样身居伪军高职,又有一定良知和爱国意识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力团结的对象,有他的帮助,对党、对政府的事业可以起到多大的帮助啊,但却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使他丧了命,这对于我们来说,损失可谓巨大。”

  听了许建国的话,彭、聂两位同志心里也十分难受。彭真同志说:“我是边区的领导人,熊大正一案搞成冤案,责任在我。老许呀,从这件事看来,我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还很薄弱,问题不少,人员素质也不是很高,你看你是不是和考察组的同志留在边区,加强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

  聂荣臻司令也说:“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的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地进行所谓的军事扫荡外,还多次秘密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天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因此,边区急需要加强情报人手。我想在边区专门成立一个情报部门,由你指挥,你看如何?”

  按照原定计划,考察完晋察冀边区之后,许建国就要带队回到延安。在后方机关工作与在敌后边区工作相比,其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工作也轻松得多,而彭、聂也只是向许建国提建议,许建国完全可以推掉,但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大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好!”

  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成立了。许建国任社会部部长,主管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社会部一成立,许建国便着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举行干部训练班。然后组织这些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我情和社会情况。随之,以这些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直到1943年,延安展开整风运动,许建国才返回延安,成为中央保卫委员会的三委员之一(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