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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多年“无党派”中共秘密党员

2017-02-27 来源:辽宁日报

  抗战时期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蒋介石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并请郭沫若出任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假借政治部改组,撤消了第三厅,调任郭沫若为政治部部务委员,实际等于变相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结果引起了三厅全体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他们集体提出辞职,要与郭沫若共进退。

  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隶属于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但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不过,郭沫若可以将已辞去三厅职务的那些朋友重新安排到文工会共事,使这样一支文化队伍最终没有被国民党打散,从而得以继续发挥战斗作用。

  在国民党陪都重庆,郭沫若的寓所成为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经常聚会的场所。郭沫若在重庆为朋友们撑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郭沫若的寓所称为“重庆的小延安”、“国统区里的解放区”。

  建国后重新入党和历史真相的澄清

  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优秀分子光荣入党——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开始过党的生活。”不了解郭沫若历史的人一定认为,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入党,因为此前他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他的夫人于立群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在悼词中确认郭沫若的真正入党时间,并解释说:“大革命失败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认为郭老自动脱党;1958年报上发表郭老重新入党的消息,举国皆知,误认为这时郭老才是共产党员。事实不是这样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来同志代表党曾经和郭老谈话,告诉他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日本,党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动脱党。郭老不计较个人的事,所以多少年来,一直不提。我希望党考虑这个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当然无法与党组织保持正常联系,因此有人认为他实际上已经“脱党”。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重新入党的事实,更使许多人坚信他确实已在1928年“脱党”,否则怎么会再次“入党”?

  为了搞清楚历史的真相,中共中央立即责成专人对郭沫若的入党时间进行了查证,并很快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郭沫若于1927年南昌起义后加入党组织的证明。然而,对于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等情况,由于年深日久一时找不到可供参考的文字证明。当时,与郭沫若在一起工作的周恩来等党内老同志,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幸好,另一位了解郭沫若抗战期间活动的老同志邓颖超仍然健在,并很快对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是否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等情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据邓颖超回忆,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即在周恩来领导的党组织中恢复了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出于对党的最高利益的考虑,郭沫若忠诚地执行了党组织的决议,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才正式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开其在党内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是以所谓“重新入党”的方式实现的。

  此外,邓颖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1938年秋天,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这一重要材料很快就从于立群的档案中找到了。如果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以后没有恢复党籍。当然就没有资格介绍于立群入党。

  这样,郭沫若在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就成为了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而且这一“秘密”一直保守了20多年,直到1958年“重新入党”。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郭沫若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指出,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摘自《文史天地》)

  延伸阅读:郭沫若笔名的来历与含义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几个主要笔名的含意是:

  杜衎:郭沫若母亲姓杜,性格衎直(即刚直),取此名以纪念其母。郭沫若在留亡期间思念老母,1929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关论文,署用此名。

  坎人、易坎人:郭沫若少年时得过重症伤寒,留下听觉半聋的后遗症。《易经》上的坎卦,说其“于人也为聋”,坎人、易坎人即为聋子之意。郭沫若从1928年起翻译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等书,用的都是易坎人的笔名。

  鼎、鼎堂、郭鼎堂: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说文解字》上说,“古文以贞为鼎。”鼎而附之以堂取其音为“丁当”,取其义“鼎当”。 1931年郭沫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毛公鼎之年代》,即署名鼎堂。

  石沱、石沱生、郭石沱:与鼎有关,周代末期的鼎铭中称鼎为石沱,这是鼎的别名。1934年,商务印书馆的郭沫若译作《生命之科学》,即署名石沱。

  郭沫若:因为他家乡四川乐山的两条水,一条是沫水(即大渡河),另一条是若水,他少年时饮二水长大,所以他后来发表新诗时,就用了“沫若”这一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