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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郭沫若五大人格问题

2017-02-27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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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逝世已经多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