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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语言”倡导者

2017-01-19

  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他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爱写清真文章,主张文笔简练,要求文句通顺,因而希望他体会《四书》、《五经》中文笔的简洁通达。另一个舅舅是个秀才,爱写华丽的文章,讲究文字的形色声调美,并且爱喝酒,一喝酒,华丽的辞藻就会脱口而出,摇头长吟,得意非凡,但却讲不出这些辞藻用得为什么好,好在哪里。

  陈望道小时候深受这两个舅舅的影响,长大之后,学了外国修辞学,才知道两个舅舅所爱好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一种是消极修辞,一种是积极修辞。

  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和他的学生岛村泷太郎(又名岛村抱月)、五十岚力都在该校执教。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均为日本权威性的修辞学著作。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的《美辞学的方法》对学生也有影响。陈望道在早稻田大学虽不是主攻修辞学,但他对修辞学的兴趣和知识很可能是在这时莫立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1920年9月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该书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过5次。旧稿曾由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修辞学发凡》一书经过多年试教、反复修改,使之精益求精。

  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据他自己所说: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撰写《修辞学发凡》,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撰写了文章学、美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认为,修辞学与多门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于1921年9月26日至1922年2月13日陆续在《民国日报·觉悟》上连载了《作文法讲义》,3月底正式出版成书。此书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当时影响很大。

  陈望道的《因明学》一书,于1931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用白话文写成的第一本因明学著作,其中有的内容与《修辞学发凡》中的“消极修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与人一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撰写多篇文章,宣传大众语运动。民国26年(1937年)6月回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民国29年秋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民国31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民国35年6月,随国立复旦大学迁回上海,解放后任复旦大学首任校长。

  陈望道撰写《修辞学发凡》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为一炉,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因此,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刘大白在《序》中赞誉《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并且认为出版此书的1932年是我国学术界“最可纪念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