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千秋巨笔: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 >> 正文

千秋巨笔: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

2017-01-19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封面和扉页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一些进步报刊开始介绍《共产党宣言》,但只是翻译部分章节或片断,尚没有完整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

  陈望道担起了这个历史的重任。

  《共产党宣言》的首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尾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仅从这首尾两句中,已可感受到陈望道翻译这部著作时传达出的那种撼人魂魄的力量。

  可是,陈望道的故事,并不只有翻译《共产党宣言》如此简单。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翻译者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小村庄里。少年时代的陈望道和中国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相信的是“实业救国”。16岁时他就翻山越岭,来到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觉得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非远赴科学技术发达的欧美去不可。于是他来到了上海,先补习了一年英语,为赴欧美作准备。可惜,限于经济等种种条件而没有如愿西行,只能求其次转向东瀛之国日本。在日本,陈望道结识了著名进步学者,终于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陈望道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等许多专业的学习,最后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他迎着国内“五四运动”滚滚热流毅然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聘为语文老师,投身新文化运动。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来信,大意谓《星期评论》主持人戴季陶,约请他去沪上相商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

  陈望道非常激动,他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心愿激活了。他深知此书的份量,是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稿,而是时代的使命,历史的重任。陈望道不仅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参阅,而且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英文版作为参照。

  阳春三月,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天气还相当冷。陈望道选择了自己的故乡作为完成使命的地点。他的家乡分水塘村不满百户人,和义乌县城相隔数重山。在被群山包围的分水塘村里有一间多年未修的柴屋,他把这间设在居室外面的网尘密布的柴房,整理成一个写作环境。

  自此,小柴屋夜夜漏出丝丝缕缕的灯光,一直到黎明,只有灯光伴着29岁的陈望道。之所以潜伏在小柴屋翻译,一是因为可躲避反动当局的视线,二是怕被亲朋好友撞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这间破旧不堪的小屋,才能使陈望道获得安全和彻底的全神贯注的宁静。

  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陈望道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曾留下了一段“吃墨”的感人佳话。为了专心致志译书,陈望道吃的喝的都是由母亲专送的。一天,她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甜,真甜。”

  整整两个月,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然而好事多磨——正当《共产党宣言》要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时,因刊物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暗中截留各处寄来的书报信件,又没收编辑部寄予各地读者的杂志,杂志被迫停刊,也就不能连载《共产党宣言》了。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共有8位成员,陈望道是其中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虽然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陈独秀仍尽力设法使它面世。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来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商议后,大家一致很重视此事,当即筹措一笔经费。于是,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他们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意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920年8月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

  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毛泽东1936年7月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陈望道的名字,因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而永垂中共党史,被誉为“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他的“柴房里译出《共产党宣言》”、“山村传圣火”等故事也一代接一代传诵,鲁迅赞赏有加云:“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周恩来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陈望道在老家柴房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

  1975年1月22日,一位耄耋老者冒雪来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闻讯立刻出门迎接,“外面这么大的雪,您还亲自过来,我们怎么敢当啊!”见到自己昔日的学生,老者笑答:“你来看我不容易,还是我来吧。”师生重逢自然要叙叙旧,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来协助北图鉴定馆藏《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版本问题。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拿来了多个早期译本。老者仔细看了看,指着其中一本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肖像的说:“这个红的是初印的,那个蓝的是后印的。”闻听此言,鲍正鹄高兴极了,“由于版权页缺失,我们以前错将蓝色的再版本作为初版本,这下可好了。”说着,他把首版《共产党宣言》递到老者面前,请他题字留念。老人见状有些诧异,“这是马恩的著作,我题字不合适。”鲍正鹄恳切地说:“这本书是您翻译的,上面还印着您的名字,您就签个名吧。”老者最后在二版译本的内页上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陈望道。

  没错,这位老人就是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正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介绍到国内,从而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能够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定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初,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愤然离职不久的陈望道忽然接到《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一师风潮’正酣,力子先生此时来函,难道有什么要紧事情?”陈望道离校虽已旬月,却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学生们,每每回想起这半年多来在一师亲历的一幕幕,他不禁悲喜交加。

  1919年6月,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受聘担任一师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他与同校的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位教师大张旗鼓地革新国文教育,倡导自由平等思想,人称“四大金刚”。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和陈望道等人的言传身教下,一师逐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年11月,一师学子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该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一经刊出,遂于西子湖畔引发轩然大波。浙江当局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不但下令查禁周刊,还给陈望道等扣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并把经亨颐调离一师。经校长走了,陈望道他们也跟着离去。哪承想,一师学生以请愿等方式,要求当局收回成命。浙江督军卢永祥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学校。“一师风潮”由此震动神州。

  “莫非力子先生想让我为《民国日报》撰文,声援同学们?”陈望道一边轻轻撕开信笺封口,一边猜想着信中所言之事。他之所以如此揣测不无道理。在一师任教期间,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他与邵力子还兼有同乡之谊,故而彼此间相当熟络。展开信函,读着读着,陈望道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原来,邵力子在信里称,戴季陶约请陈为《星期评论》周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断式地摘译,陈望道亦曾读过。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于是,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成了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恩。他与沈玄庐等在沪创办的《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迅即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戴曾从东瀛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他原欲据此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却浅尝辄止,因其翻译难度颇高,译者须兼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整天忙于编务的戴季陶自感难以胜任,“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一日,当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邵力子后,邵极力赞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叹了叹气,又把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向邵言说。思索片刻后,邵力子笑眯眯地讲:“非杭州陈望道莫属。”邵力子此言非虚。陈望道留日时,即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阅读过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况且,陈的国文素养亦非常了得,单凭他往日刊在《民国日报》上的文章便能窥知一二。商定之后,邵立刻修书一封给陈望道。

  《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因为“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在不断地反思中获得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天赐良机!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上海方面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分水塘边点亮信仰之火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陈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今属城西街道)。因村中有口水塘,池水分为两系,分别流向义乌和临近的浦江县,故名“分水塘”,村子也由此得名。陈望道生于斯长于斯,直至外出求学,方才离开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落。那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远离尘嚣,犹如世外桃源一般,乃译书的绝佳去处。

  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分水塘村。适逢春节临近,村里渐次热闹起来,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陈家亦然,可里里外外唯独不见陈望道的身影。他去了哪儿呢?

  谜底就藏在距离陈宅五六十米开外的一间柴屋里。那是陈氏老宅,陈望道幼时就随父母居于此处。1909年,陈家新居——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庭院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一眼相中了这破旧却静谧的老宅,他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里“安营扎寨”,孜孜不倦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陈望道干脆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板面上,倒也施展得开;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区里更添几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朔风横冲直撞般地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闯入屋内,陈望道那只握笔的手时常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和脚炉,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缚了手脚,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陈望道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还不住地往手心里呼气,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不知陪伴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陈望道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是如此专注,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都“吝啬”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多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张氏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温补祛寒的红糖,送去给儿子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陈母搁下吃食,反复叮嘱道。陈望道“嗯”了一声,却还在低头写字。为了不打扰儿子,陈母便转身离去了。不过,为娘的仍旧放心不下,她在屋外站了片刻,并关切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够了,够甜了”,陈望道的答复很利落。后来,待到陈母进屋收拾碗碟,见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先是一愣,然后不由得“噗嗤”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过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见母亲发笑,陈望道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翠姐这才道出其中的“奥妙”,陈望道闻听后,抹着嘴巴,也笑了起来。

  转眼间,已近谷雨时节,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小心翼翼地把近两个月辛劳换来的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一个纸袋里,抱着放于胸前。出得屋来,抬头望见远处山花烂漫的美景,陈望道的心头也充满了浓浓春意。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4月末,陈望道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沪担任该刊编辑。原来,孙中山先生电召戴季陶回广州,经编辑部一干人等商议后,认为陈望道是接替戴的最佳人选。这一纸电文让陈望道颇感惊喜。他连忙带着译稿兴冲冲赶到申城。来沪后,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陈独秀还请他兼任《新青年》编辑。令陈望道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学生:施存统和俞秀松这时正协助陈独秀从事建党伟业。5月1日,陈望道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一同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是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亦为成员之一。

  虽说诸务繁忙,但陈望道却未忘连载《共产党宣言》译稿一事。只要有闲暇,他就拿出译稿一再校对。正当译稿刊载在望之际,6月6日,《星期评论》突然宣布停刊,主因是当局对刊物实施邮检,使之发行严重受阻。如此一来,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就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不如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搞一单行本?”陈望道忽然萌生一个念头。6月27日夜里,他将译稿交给了俞秀松,请俞转送至陈独秀处。翌日9时许,这份稿子被交到了陈独秀的手中。一拿到译稿,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拍案叫绝。他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帮助校阅,还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以资对照。为慎重起见,陈独秀在李汉俊校完后,又再行校勘一番。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令二人甚是满意,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

  有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呢?这倒难住了陈独秀。是时,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委派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正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立一家印刷所,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当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随即,一个名为“又新”的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成立了,负责人为郑佩刚。

  是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首译本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显得玲珑精致,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风格简洁。稍有缺憾的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毕竟这是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出错也情有可原。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很快便告售罄。9月,在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与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素来为陈望道所景仰。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即将自己的译著赠给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他对这位小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或许连陈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人民出版社,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笔者注),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不仅仅是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然而,《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自在面世以后的20多年里,却一直为反动势力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此书登上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黑名单。鉴于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一方面,陈望道采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借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机构印制了多种伪装本,有时连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甚至还省略了译者。

  尽管如此,陈望道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敌人)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耿直的学术多面手

  陈望道对语言学有独到的研究和造诣。

  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陈望道于1920年秋应聘到复旦大学任教,在复旦国文部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2年受党的委托,他出任国共两党合办的培养共产党干部的上海大学教务长;1923年他发表了《修辞学发凡》等著作。

  早在五四时期,陈望道便成为国内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

  上世纪30年代初他蛰居上海,潜心写下《修辞学发凡》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兼顾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修辞学书籍。这本《修辞学发凡》有着开拓者的意义,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此外,他的《作文法讲义》和《美学概论》也都是同领域的开拓者,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用白话文写作的著作,而后者在很长时间内被美学大师丰子恺作为讲课教材沿用。1934年,针对国民党搞“新生活运动”并提倡“尊孔读经”、“文言复兴”,陈望道与胡愈之、夏丐尊等人发起“大众语运动”,倡导语言应“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大众语运动规模不大,却宏扬了五四精神,在文化上反击了复旧倒退的逆流。

  耿直,是学生们对陈望道的一致评价。

  1944年秋,复旦大学,新闻系新生入校,当时陈望道讲授修辞学。第一节课,他走进教室,打开皮包把一堆小额钞票放在讲台上。然后,陈望道让买了他的《修辞学发凡》的学生举手示意,学生们疑惑不解地举起手来。他微笑着说:“凡已买书的都上来,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我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自己学生的版税。”学生们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陆续地走上讲台领取退回的版税,然后毕恭毕敬地给先生鞠上一躬。

  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回到上海,他所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反动派仇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新新闻社”分子在校门口张贴了一份致陈望道的“公开信”,其中称:“新闻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应对此负总的责任”。面对威胁,陈望道处之泰然。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疯狂屠杀进步人士,他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安排他暂时隐蔽,才躲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大搜捕。

  新中国建立后,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从1952年一直待到他病逝的1977年,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

  1952年,复旦大学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结成友好大学。因该大学是以城市名字命名的,有人建议要把复旦大学改为上海大学。改还是不改,一时间校园内外议论纷纷。陈望道经过深思熟虑,在一次校会上动情地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光华大学已经没有了,我看复旦还是留着吧。”他还积极争取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柯庆施最终一锤定音:“复旦改校名的事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陈望道的据理力争、四方活动,今天人们还能否知道复旦大学的存在。

  虽是资深党员,又在学术上名望远播,但陈望道处事始终非常低调。

  陈望道与鲁迅是关系密切的好友,共同主编过进步刊物《太白杂志》。在鲁迅逝世后,很多人邀请陈望道写纪念文章,都被推辞。

  陈望道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叫陈方磊,陈方磊劝过老师很多次,希望他能给后代留下些真实的文字,最后陈望道才同意提笔。陈方磊说:“望老不是在写回忆文章,简直是在考证历史!”为了写一篇《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陈方磊在老师的要求下查了几乎所有的《太白杂志》,以确保一字不差。不仅如此,陈望道还曾在年轻时学过8年的武当拳,在从事地下工作时常常靠着纵身一跃的本事甩掉特务的跟踪。

  但这些,陈望道从不向人提起。

  矢志追随党的脚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望道被确定为代表,却未去参加。1922年5月该委员会改选时,因他正式提出辞呈,不再当选,就此离开了共产党。

  “一·二八”抗战爆发,陈望道与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他本人也被推为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秘书长。1940年,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担任新闻系主任。在重庆期间,他仍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曾想过去延安,但因难以通过关卡未能成行。中共中央的老同志们也经常惦念他,曾秘密转告他说,欢迎回到组织中来。陈望道考虑当时的斗争需要,诚恳地表示说:“现在还不,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的怀抱中来的。”

  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来到上海,点名要见陈望道。元旦,他们见面了,回溯往事,感慨良多,使陈望道要求回到党组织的心情更为迫切,不久即向上海市委提了出来。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由上海市委报请中央批准,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重新回到党内,实现了他的长期愿望。他还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5年他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为确定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贡献;1956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成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1961年他接替去世的舒新城出任《辞海》主编,在主持这一工作期间,努力排除“左”的思想在辞书编撰工作中的干扰,实行了分科主编责任制,使《辞海》(未定稿)在1965年出版,他还为《辞海》题写了书名。

  “文革”中,陈望道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隔离审查,后由于有关方面的及时制止,“四人帮”才停止了对他的迫害。1973年陈望道抱病出席了党的“十大”,1975年又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陈望道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这是他继《修辞学发凡》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起来的一个语文革新体系。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终年87岁。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陈望道一生虽然有过曲折,然而透过历史的风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真理追求者的赤子之心、忠贞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