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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的沉浮人生

2017-01-19

  陈独秀博古通今,文思敏捷,口才了得,威望很高,连胡适都推崇他,党内都尊称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但他性子暴躁,领导欲强,动辄拍桌摔碗,对别人吹胡子瞪眼。李达就领教过多次。

  有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头“犟牛”偏偏遇到了一头“犟驴”。

  陈望道绰号“红头火柴”,意思是一点就着。陈独秀由于对李汉俊、陈望道的误会越来越深,就四处写信抱怨二人要夺权,陈望道得知后,写信要陈独秀澄清事实、公开道歉,见陈不理不睬,他犟脾气上来了,一拍桌子:老子不愿再受他的家长式统治了,不干了!

  李达连忙劝他:你已经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会议的代表,而且正在参与筹建会议,不能就这么撂挑子。

  大不了我退出共产党,不当这个代表,不参加会议!陈望道干脆地说。

  无论别人怎么劝,他就是那句话:让陈独秀先道歉再说!

  陈独秀最终没有道歉。

  僵持的结果,陈望道虽然没有退党,但也没有出席“一大”。

  “一大”之后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仍被选为第一任书记。这期间,他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陈望道是个好静之人,喜欢搞研究工作,秉性上有点自由散漫,既没有权力欲望,也不喜受人约束。加上当时党还处于初创时期,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规程,他和其他党员一样,组织观念也相应淡薄,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

  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议上,徐梅坤发言说:每一个党员要有具体的工作活动,并把每次活动情况,在会上简要报告。不然,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点头称是,纷纷说,陈望道是书记,应该搞好组织活动。

  陈望道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做好宣传教育,用马克思义道理来影响群众,而不是开展具体活动。

  李启汉说:我们准备在平民女校买些旧机器,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织袜子,积攒一些组织经费。希望陈望道同志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领我们实施这些活动。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1922年2月正式开学,属半工半读性质,开办不到一年,即因经费困难停办。前后共招收三十多名学员,李达、蔡和森先后任校务主任,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都授过课。

  陈望道不同意:这些是普通劳工的事务,怎能让青年学生来承担?青年学生应该赋以革命的崭新的内容,投身社会改革之中,而不是做些婆婆妈妈的事。至于我,教学和编辑工作已经很忙,也没有精力组织这些活动。

  徐梅坤反驳道:陈望道同志,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你作为书记,这些都是你分内的事。

  见大家都冲着自己来了,陈望道十分不悦:组织分工应该是不同而具体的,我的擅长是做案头工作,而不是组织群体生活。如果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书记,我可以不当!

  会议不欢而散。

  对陈望道只坐而论道、不付诸行动的表现,党内一些同志公开表示不满。陈望道得知后,变得消沉起来,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干脆连党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上海党组织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党内一些同志急了,向陈独秀反映。陈独秀便与张太雷商量,让他把工作抓起来。

  陈望道与陈独秀的心结一直没有解开,一听这消息,便认定是陈独秀故意用张太雷架空他,工作更加消极,与陈独秀的对立情绪更加突出。一些年轻党员纷纷指责他投机革命,有的甚至骂他和李汉俊等退党者是叛党。

  陈望道既委屈又愤慨,再度要求退党。

  那时,中共在开创时期,尚很年轻,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党内生活还不很正常,没有严密、系统的组织纪律,入党和退党也没有严格的手续。

  陈望道脱党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大概是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之后,不再参加党的组织活动。

  就在这时,毛泽东的一番话,给了苦恼中的陈望道莫大宽慰。

  毛泽东与陈望道相识于1921年7月。他作为长沙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与正在筹建“一大”的陈望道见了面。

  1923年8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央委员,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并作指导。听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人脱离党的组织,毛泽东深为惋惜,他对大家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打消退党的念头,把他们编入小组。

  于是党组织派沈雁冰去劝说。

  沈雁冰是浙江桐乡人,十六岁中秀才,通晓中医,北京大学预科读毕后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著作等身,用过数十个笔名,其中最常用的是“茅盾”和“蒲牢”。沈雁冰将邵力子劝转了心意,但沈玄庐死心塌地要追随国民党,陈望道则仍与陈独秀较着劲,说什么也不肯妥协。

  陈望道对沈雁冰说:你和我交往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我是那种朝秦暮楚的人吗?我退党,是因为实在无法容忍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不是信仰动摇。现在陈独秀依然故我,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是党的总书记,我不退党,就不得不在他手下工作,接受他的领导。你说,我除了退党,还有第二条路可选择吗?

  沈雁冰还要再劝,陈望道摆摆手,制止他开口,坚决地说:你不要再劝了,请放心,我不会背叛共产党,我对共产主义信仰雷打不动,终身不变!

  谈话的气氛很是沉闷。

  见沈雁冰失望的样子,陈望道拍拍他的肩膀,挤出一点笑,故作轻松地说:不要这样垂头丧气嘛,我仍然是你的同志。我认为,不参加组织同样可以为党工作,不同陈独秀发生关系也一样可以干革命。只要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忠贞不渝,在党外也一样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最后,他苦笑了一下,像是安慰沈雁冰,又像是自我解嘲: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呢!

  1954年,陈望道本人也对脱党一事作了自我批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表现。

  事过境迁之后,后人在分析这些知识分子退党原因时,忽视了他们自己的内在因素,往往强调外部原因,几乎一边倒地把责任全部归咎于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这是有失公允的。

  脱党之后的陈望道,依然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23年秋,有人给陈望道送来一张条子。他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署名是“知名”。

  一看笔迹,陈望道有点吃惊:这不是陈独秀写的吗?

  来人见状,连忙解释:独秀同志特地交待,说您最适合担当此任,只是担心您仍对他心存芥蒂,一再说,充分尊重您的意愿,不要勉强您。

  陈望道直摆手:仲甫先生多虑了,我和他的过节,只是脾气不合,不是思想上的分歧。他不计前嫌,这么看重我,说明党组织仍然信任我。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拒绝呢?

  一张纸条,使陈望道和陈独秀的关系渐渐变暖。

  1940年秋,陈望道去四川重庆任教时,特地赶到江津,看望处于困顿之中的陈独秀,让陈独秀备感温暖。

  两位老友这才发现,对方在自己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上大”即上海大学,诞生于1922年10月。其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是私立弄堂大学。创办人只是为了赚钱,并非为了教育事业。学生来校后才发觉受骗,不久即发生学潮,学生赶走了校长。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组织便把它接管过来,名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实际上办事全靠共产党员。

  陈望道先是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25年后,又任代理校长。那时的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样有名。他的学生中,有后来赫赫有名的丁玲、康生和陈伯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

  1949年4月,为庆贺陈望道执教三十周年暨五十九寿辰,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把陈望道三十年来的成就概括为“三个第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的作者;中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

  庆祝活动刚结束,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幸亏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截获情报,及时通知陈望道转移,他才幸免于难。

  陈望道后来一直得到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种关怀和帮助,既体现在对他的学术研究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陈望道作为一名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此后,他除了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二、三、四届副主席外,还在中国民主同盟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54年起,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2年9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复旦校长,也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十三任校长。直到1977年逝世,陈望道主政复旦大学校时间长达二十五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准备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陈望道一听急了,两次专程赴京,先到教育部力争,又找周恩来恳求。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吧。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

  毛泽东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高兴地说:只要陈望道本人愿意回到党组织里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并且可以不要履行什么手续。

  1957年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建议吸引陈望道入党。半个月后,中央组织部批复上海市委,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在中央组织部文件上签名的,正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邓小平。

  党中央和上海市委没有立即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 1973年 8月,陈望道出席中共十大时,他的党员身份才公开。

  “文革”初期,复旦一些人曾给陈望道贴大字报,批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给上海市委打电话:陈望道同志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国宝级的人物,你们务必要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

  据说,“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要求上海保护的共有三人:宋庆龄、金仲华、陈望道。

  被周恩来点名后,陈望道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1977年 10月 29日凌晨四时,八十七岁的陈望道溘然长逝。

  1980年 1月 23日,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六十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陈望道骨灰盒上,覆盖上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隆重而又庄严。

  陈望道的第一个研究生陈光磊教授这样评价导师:有的人备受敬仰,却无人敢亲近。望道先生是你敬仰他,又可以亲近他。大学的校长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文化灵魂。望道先生就以他“真善美”的人格魅力为复旦的文化精神树立一座丰碑,而且象征了复旦的文化精神。

  陈望道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的继任者、时任复旦名誉校长的苏步青教授撰写了一副对联:“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

  陈望道和李汉俊,共产党的两个创始人、又同时期退党的难兄难弟,命运结局却大相径庭。与惨遭屠戮的悲剧人物李汉俊相比,寿终正寝的陈望道可谓功德圆满。

  耄耋之年的陈望道,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愿望,曾多次搜寻过他倾注了心血和汗水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可惜一直未果。

  就在陈望道先生去世的一年前,一位文物工作者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发现了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因为这一文献有多个中文版本,所以当时还不能确定这一本是否为陈望道先生所译。当后来终于查实它就是中文版的首译本时,陈望道先生已经辞世,留下了一个终生遗憾。

  由于这本《共产党宣言》的重新面世,山东广饶一带的农民兄弟在上个世纪初受马克思主义引领,开始风风火火闹革命的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被再度激活,广泛流传。

  而我们,也就是被这本书带进了鲁北平原这片交织着血与火的神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