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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忆史蜀君

2016-12-26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一大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见美国朋友的短信,上面写着英文:“Valentine’s Day is Cancelled, Mathematical Proof.”——紧急通知,今年的情人节取消了,因为数学公式证明:16-02-14=0。我还来不及大笑的时候,同时看见我的朋友柳光宇医生发给我的短信:她走了。

  我一下就愣在那里,知道这个她,是指史蜀君导演,她于2016年2月14日凌晨3点在上海岳阳医院去世。我没有流泪,我知道史导演不喜欢看见人家哭哭啼啼。她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强势的东西,就是她喜欢说的:正能量!她直率,她真诚,她热情。她就像一团浓浓的烈火,似乎永远也烧不尽,看她的作品就是那样。可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再炽烈的火焰都有熄灭的那一天,当大火熄灭的时刻,看见的是一切化为灰烬,苍白的脆弱的灰烬,就在那里飘飘散散地游动在空气里。我忍不住要最后抚摸一下那灰烬,可是它依然是那么炽热,一下就把我的手灼伤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自私?”

  我和史导演同月同日生(6月26日),她长我一大圈,可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年龄的差距。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是1983年,在上影五号棚的过道里,她正和摄影师赵俊宏一起,一手拿着秒表一手拿着剧本。赵俊宏把小小的取景器放在眼睛上,他们正在讨论设计一个运动镜头,同时确定镜头的长度。

  那时候,史导演刚刚接手她的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我一直以为她才30刚出头,于是,我们这些刚分进厂的年轻人,对她充满了嫉妒。后来《女大学生宿舍》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法利的处女作奖,她和她的电影就像一片阳光,那么潇潇洒洒地落在上影的墙壁上。但是她一点都不自满,很快就在筹备下面一部影片。

  看见我的时候,史导演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把剧本看看,提提意见。”

  那时候真的是妒忌啊,现在想来都有一份罪恶感,我立刻回答说:“我马上要出外景了,我一个破场记,看不懂的!”史导演一点不客气地对我说:“不要跟我来这套,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自私!”这是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后来我看见史导演,总是尽量避开她。我怕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也怕她对我没有好印象。可是,我知道,摄制组的人都喜欢她,说到她的时候,总是听见别人对她的赞扬。再后来,海外有人联系我,要访问国内第四代女导演,我都会在啰啰唆唆的英文邮件之后,向他们推荐史导演。不仅是在弥补自己的歉意,也是因为她的作品有个性,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

  每次采访以后,我都会收到别人由衷的感谢,跟她交流后,每一个人都喜欢她的个性,喜欢她的谈吐,更喜欢她正着手做的事情。

  三千元的红包,被她从出租车上扔出来

  20年过去,我和史导演没有什么太深的接触,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听说你有一个本子写得不错?”她怎么会知道的?“你不是申请了文化发展基金会剧本扶持项目吗?我们严明邦(她先生)是评委,他回家说的。”“谢谢!”“什么谢谢,你给我看看。”

  一时语塞,现在还有谁会花时间帮人看剧本啊。我突然明白,原来无论是此刻还是将来,有人是可以保持自己品质的。她对人还是那么直接、真诚、善意。她的善良对于我,几乎像一本字典,我可以在那里慢慢翻阅,慢慢解读到她的意义。

  写到这里,突然接到电视台朋友的电话,对方说:“我想做她一个节目,你能被采访吗?”我说,史导演希望低调啊。可是,电视台的朋友伤心地说,她帮助过我!我不知道,她帮助过多少人,找到我说起史导演的人,第一句话就是“她帮助过我”。

  我写下这篇文章,是想对史导演的那些词汇,做一些注解,不要求人们依样画葫芦,可是我希望有些东西,是可以在日积月累里,最终构成一个气质,给我们一份参照。

  看完剧本,我们在咖啡厅里见面,她认真地跟我说:“你里面写的民工孩子,捡到钱送还失主,你注意了,不要写成一桩好人好事。这么多的钱,你要让人相信他为什么会还回去,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是写了一场戏,他们半夜全家都沉默了?”“这是民工的状态吗?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沉默。”

  她一语击中我的要害,这是支撑整个故事的核心,我不了解民工。真的一棒把我砸醒。我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要把它改好!”于是,最终成为现在《我坚强的小船》里的戏剧冲突。是人物成立,最后这个情节才合理了。

  戏,开拍了,我们资金有限。

  我们找秦怡老师演奶奶,可是谁和秦怡老师做邻居?陪她打麻将?我第一想到了史导演,她没有商量就答应了。我又去找了于本正导演,他也答应了,可是立刻又来电话反悔,说:“我家太太不同意,说我不能给人家是一个打麻将的形象。”“这是拍电影啊!”“就是拍电影,不能这样,以后有别的戏再来找我吧。”

  真怕于导演不来,史导演也会拒绝,可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拍了,再要找人实在是困难啊。我让制片给史导演打电话,我想给自己留点余地,没有想到史导演说:“我这里没有问题。”

  可是,给她多少酬金呢?她有三天的戏呢。这次,制片要我自己去谈,我结结巴巴地说:“史导演,我们的资金……”话没有说完,就被她呛了回来:“你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给你……”“不要跟我来谈钱的事情,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要钱。”我和制片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可是制片说:“开口的群众演员都要给钱500元一天,她那么一个大导演,我们就意思意思给个一天一千吧。”我同意了。

  当三天的戏完成以后,制片给史导演拦下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然后赶紧把那三千元的红包塞在她的口袋里。史导演火气很大地瞪了制片一眼。出租车启动了,突然车窗被摇了下来,只看见从窗户里飞出一只红包,然后它傻傻愣愣地被甩在马路正中,我们站在那里都惊着了。出租车扬长而去。

  其实我们支付得相当有限,可是她的做派,我似乎要用放大镜在字典里寻找,她真实得让我无法解释,在一个人人都在谈钱的时代里,她不搭理我们这些小市民,她对我说:好好拍戏!

  2014年的夏天,我家钟点工突然脑溢血中风,我原本只想拿出几千块钱帮助她手术。可是突然听说,她因为丈夫生肝癌去世,背了一屁股的债,所以拼命打工挣钱倒下了;送进医院抢救手术后,头上的线还没有拆掉,已经从重症病房送到普通病房;进了普通病房,又突然通知她出院。

  保姆家的人急得来找我想办法,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突然想到史导演认识一些医生,立刻给她打电话,希望她帮助。史导演说:“我也不认识人啊,现在是她账户上没有钱了吗?你在家门口的路口等我,我马上过来。”很快,史导演打着的来了,她拿着一万块钱拍在我手上,说:“先把钱打进去,然后,我们找医生去。”

  我们俩拿着小凳子等在医生办公室,医生一直手术没有下来。那一刻我看见史导演非常疲惫,她有点支撑不住,她说:“我们给医生留个信,然后回家再继续联系人。”我照她说的做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她已经生病了。但是,史导演的钱给我一个提醒,于是我向朋友伸出双手,大家都开始捐助,不仅为保姆交付了手术费,而且交付了全部的康复费用。保姆在最佳时间进行了治疗,终于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