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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里有一种干净的人格

2016-12-22

  2016年3月23日,农历二月十五,是上海这座城市送别贺友直先生的日子。

  失去方知珍贵,贺老以94高龄仍每天作画、写作,攀爬弄堂那窄而陡的楼梯,让人一度以为自得其乐且保持稳定创作力的他会活过百岁。

  但他到底还是走了,如他所言的“老得慢一点,走得快一点”。尽管他走得实在是太快了一点。

  曾经有一种错觉,以为贺友直很早以前就走了——他似乎并不属于当下这个时代,而他的离去,也正如贺老的知交、画家谢春彦对记者所言,一个时代或许真的结束了,一种道德的规范也结束了。

  早上上班时从陕西南路到巨鹿路——这是贺老散步的路线之一,经过巨鹿路贺老家的弄堂口,老旧的小楼,黑黑的门洞前摆着一排花圈,横拉的电线竹竿仍旧有汗衫衣裳在飘扬,一种老上海弄堂的烟火气、生活气依然。对面的大兴里,他笔下的人物依然好好地活着,热气蒸腾的早点店、喧闹的菜市、尚未开门的理发店,以及洗菜的、修车的、散步的……一切与以往似乎并无不同。

  然而似乎到底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曾经为这些现象倾心、沉醉于其中并为之立言立像的老人家已经走了。

  一切场景也似乎蒙上了一层老照片的黯黄色,或者抽离开来,惟剩白描般的线条。

  从小当然读过贺老的不少连环画,然而与贺老交往并不多,曾经与他长聊过一个上午,一身布衣的他当时坚持亲自给我们倒茶,加水,不让我们动手,并一再笑指着自己强调:“My home!”其后看望过他几次,后来他到故乡办展,也专门托谢公邀我同去,在故乡看他聊发少年狂,回味他自己的童年的记忆。

  这些天看到不少追忆贺老的文章,感动居多,当然,也有一些言论,比如批评他的部分作品是宣传品。任何人任何作品都可以批评,但至少得从设身处地理解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待作品,而非概念化地套用与评论,而且,得有教养。

  谢公春彦曾为贺老十多本书作序,他是贺老喜欢且互相视为知己的,贺老走后,与谢春彦数度聊贺老,经历两夜,似乎仍有不少话要说,第一夜聊到凌晨,为贺老之事一直奔忙的谢老已近乎瞌睡了,但还是在聊,甚至,近乎唠叨一般,他说没有贺友直的日子……让他有点心慌:“往往是人在而不知其珍,不知他宝贵在哪里,失去的往往不明其意。”

  贺友直的意义与价值到底在哪里?

  以白描为升斗小民立像立言的贺友直对上海这座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中国艺术乃至中国人到底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值得好好探讨的。

  贺友直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真实的,或者说是一个最终真正坦诚面对自己、面对内心的人,他更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元气淋漓的人,骨子里有一种干净的人格。

  所以,他的画才会那么干净,即便那么辛酸的回忆,线条仍然是那么干净,让人看得到几千年来于中国平民内心流转的朴素、干净以及骨子里的雅正。

  贺友直的存在,无论从艺术的见解、艺术创作本身,抑或面对艺术商业化的炒作、艺术教育等方面,还是面对生活与社会本身,都是一面镜子——更核心的是,从简简单单做人的角度,他更是一面镜子,有所会心或看得到惭愧的,那是慧根与福气,看不到的,或许眼睛与心灵真的已被污染了。

  贺友直先生攀行过的窄楼与弄堂内被戏称为“一室四厅”的小小工作室仍在。谢春彦说很希望这故居以后可以成为一个纪念馆。毕竟,贺老的气场仍在,希望这气场——一一种属于中国平民的朴素率真的精神气可以永远保留下去。

2008年贺友直创作连环画时的现场。

  没有贺友直的日子,因物思人

  谢春彦:贺老走了,就是没有贺友直的日子了……就我个人的感情来讲失去了一种依傍,就失去了一种精神——我并不是依靠他,我就是觉得,他在,我实在。

  澎湃新闻:我理解体会你这种想法。

  谢春彦:有时候我想要骂人,我也是有一点底气。

  澎湃新闻:他这一走,搞得心里有点慌慌的。

  谢春彦:往往是人在而不知其珍,不知他宝贵在哪里,失去的往往不明其意。贺老的辞世,肯定世人是惋惜,心情是很悲痛,这是一般的感情,一般的常规表现。但深想想,他珍在哪里?我们不一定很明白他珍在哪里,现在失去了他,到底失去了什么?我说贺友直作为中国白描人物画的大家,而且他这个人物画跟从前的是不一样的,是以连延的画面表达一个故事,他要表达的思想可能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

中国连环画界泰斗贺友直。

  澎湃新闻: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的,他为什么关注童年,关注社会底层的百姓中,各种行业,是这种民间的生气,声气相通。他笔下的上海有烟火气,有辛酸,然而温情,包括他笔下的童年记忆与民国。

  谢春彦:其实民国时期没有那么政治化,就说从前那种规范,变了一种形式,还是在深处是中国人普遍的日子。

  澎湃新闻:包括后面的贺老所画的《自说自画》,这里面的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是活化石,包括他自身的经历。

  谢春彦:包括他所居住的弄堂的楼梯,他不是很文雅的,他是很实在的,尽管齐白石是文雅的——因为他牵扯到文人画的传统。

  澎湃新闻:因为齐白石是想做文人的,他还参与诗社嘛。贺老好像谈过一些齐白石的?

  谢春彦:他讲过六字箴言,这个六字箴言是讲画的标准是什么。

  澎湃新闻:我记得齐白石有一句话,最简单的手法,最好的效果。

  谢春彦:贺老讲的是,你那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是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知道我这个人喜欢瞎起劲。还有一点,我是归结他六字箴言,绘画的标准是什么,齐白石就做到这一点了,第一个是“好看”,第二是“高雅”,第三内行看“功夫”,他说这六个字,齐白石就做到了。

  我说他是经验主义理论家。我说老师你没有文化,他假装很生气,他说我没有文化,但我画出来的连环画人家研究就是文化,他很可爱。他说画连环画最关键的是什么,他是能把最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表述,他说“记得牢,还要搭得拢”。精彩吧,一个“拢”字就是一个标准啊,他有一个组合标准。

  澎湃新闻:跟齐白石的精神有点相似。

  谢春彦:他都是手工劳动,画白描、构图、构思,他说“连环画不是第一创作,是第二度创作,是二度美”,这句话不精彩,下面这句话精彩——他说连环画就是以“翻译”啊!

  他一直是真的,明明白白地哭,坦坦荡荡地哭,贺友直的去世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在上海巨鹿路几楼几号我忘了,他住了半个多世纪的旧房子,今天我看电视台的新闻里,我从来没有这样注意过从外面看,是一个很破旧的,可以说是危楼,就在这个危楼之内居然有这样一个老头,每天在这个破旧的地方,他不是挥毫,他只能规规矩矩的,他就像你前不久画那个梅花一样,一笔一笔地规规矩矩在画,应该说人走了精神也没有了,但是这个房子留住,因物思人,或许可以保留一点我们不应该失去的东西,在这个房子里,或许有一种精神还在流动,这个人总是非常实在、具体的,因为有东西摸得着。

2016年春节前,贺友直(右)应邀到谢春彦(中)家赏画。

  澎湃新闻:宁波有一个贺友直艺术馆,但毕竟还是有点遥远,上海这里是活生生的贺友直纪念馆。

  谢春彦:那是因为他的老家尊重他与他的旧居,觉得是老家的光荣和骄傲,也是老家的历史。但对于上海来讲,贺友直可以说是上海的代表,也可以讲是上海的骄傲。那么就是说可能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保留这个房子可能有点意思,里边的东西也不要搬来搬去,就照原样,因为它又要不复杂。

  澎湃新闻:做起来也很简单。

  谢春彦:但它的精神意义和影响,一定会随着时代的推演,我们后人可能比现在这么近看他,过了若干年远一点看他更清楚,但这个清楚必须要有所依托,我想他的老房子与蜗居也许就是一个依托。

  理解贺友直,先从小民和匠人的角度

  澎湃新闻:贺老自言生平知己也就那么几个人,您当然要算一个,他的很多书都是您写序言,您跟贺老什么时候认识的?

  谢春彦:不是小时候了,因为他1960年代初开始陆续地出《山乡巨变》,那时候我二十一二岁吧。

  澎湃新闻:画画方面也算是受他滋养吗?

  谢春彦:当然不是全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大正经地临摹过一点。

  澎湃新闻:真正认识贺老师是什么时候?

  谢春彦:“文革”以后,那个时候有一点文化活动,他这个人一般来说虽然脾气倔,但对人有礼貌的,喜欢讲点笑话。有两次被人拖去,上“堂会”(画家被邀请作画并付费)嘛,人家请他画,他说我不会画,他一甩手走了,我那次跟他讲,放着可以赚钱的机会你不赚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熟悉了。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就熟了,有时候常常请教他。后来就很熟了,我有一次看他,都是些老朋友,他被邀“唱堂会”,他说我画不来中国画,他后来就趁人不备溜掉了。那次开始我就常常劝他,跟他交往多了,说,你画几张水墨画吧!他说我不要你看,他不肯!跟我更熟了之后我就说他,善意的“丑化”他:一天到晚在自己这个框框里,没有出息的,哪一天能做到这些,哪一天能发得了财?

贺友直工作室的留影与谢春彦所绘贺友直背影像。

  澎湃新闻:其实你们后来也是无话不谈?

  谢春彦:可以这样说。

  澎湃新闻:前几天我看到有评论说批评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作品没有反映抗争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贺友直先生来说,这不太公平。

  谢春彦:我认为对于历史到底怎么看,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所负的责任也不同,不要强求一个老百姓,一个底层的通俗艺术家,一个工蜂来担当总统和领袖的责任,来担当一个政治责任,这太荒唐了。贺友直的存在不是在于政治,而是他活化了老百姓的贫贱的生活,我们这个贫贱的生活就是讲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澎湃新闻:贺友直讲过一句话,小朋友,你们没有经过“文革”,也是说这个意思。

  谢春彦:对贺友直的要求,是工匠式的艺术家的要求,这才是对头的,你要让他对国家的巨大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来负责的话,不是贺友直有问题,是你有问题。

  澎湃新闻:是有问题。

  谢春彦:“贺友直你现在还画连环画,难道你还要参加展览会评奖?”有人曾这样讲他。贺友直说,我也不是寡妇,我也不想立牌坊,我只想我喜欢的东西,我老了还要喜欢。

  澎湃新闻:贺老讲的其实是最朴素的话,也是最简单最本真的。包括他画《山乡巨变》,他并不在意题材怎么样。他眼中当时只是一个活儿,然后把这个活干好。

  谢春彦:他是画人、画故事,还要画情节细节,他要把他的技巧、本事展示出来,贺友直的出发点是热爱生活的,因为这个描写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太懂得老百姓为了一口稀饭、一棵茄子秧打得头破血流,活下来就不容易了。贺友直曾说:“我一画连环画就聪明,春彦你老叫我画水墨画,赚点钱,那是害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他对,我现在基本上也不画那些画,有饭吃,有钱买书,有请好朋友喝酒谈知心话的,一般水平就可以了。

贺友直画笔调侃谢春彦(右图为贺友直所绘)

  澎湃新闻:想像历史上这些人,受多少磨难啊。

  谢春彦:我说他是一个当代社会中安贫乐道的一个典型,这个安贫乐道不是什么大政治家王安石、范仲淹,他就是画小人书的。

  澎湃新闻:而且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小人物的定位,但骨子里他并不是安于小人物的。

  谢春彦:当然,他是有野心的。你看我写那个《白光》的序,他画每一本连环画,他说是“翻译”,他说每一本连环画的“翻译”方法是不同的,在《白光》的时候,他希望出现一种悲惨的像雾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咬人的心,是不可救药的诚实,他觉得不应该画成白描,他要调动水墨、光影。

  澎湃新闻:所以他后来又有一种新的方法。我们谈贺友直,其实是立体地看他,包括也可以聊他的一些缺点,真实可触嘛。

  谢春彦:当然,他不是个完人,因为不是个完人,他才是个人,才真实,我们才觉得这个老头有可爱的地方。

  澎湃新闻:包括他说自己骨头软,他曾经说,(“文革”中),你们没打我,我就趴下来了。

  谢春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文革”期间,就说他写刘旦宅的大字报,那个时候领导跟他讲你要写刘旦宅的、刘是反革命成分怎样怎样,他敢不写吗?他为了保住自己也只好委曲求全,这是中国平民几千年来的一种悲惨的境遇,他也不能超越这个历史吧。

  澎湃新闻:是的,讲很多话要设身处地地想想,从理解的角度看现象。

  谢春彦:但他了不起在哪里,第一他非常欣赏刘旦宅,1960年代初的时候,郭沫若和阿英,把他和刘旦宅请到北京去画曹雪芹,在那个时候他跟刘旦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跟我讲刘是真正喜欢画画的人,这个我也有体会,他和我一起逛街,看到好的题材,曾经拿火柴盒随手画速写。

  人是很卑微的,贺友直他讲有人骂他世故,他说春彦我这个状况能不世故吗?这是保卫自己的一种方法,我如果不世故的话,我是被控制使用,能把当时的重要题材《山乡巨变》交给我来完成吗?如果我不世故的话就没有我了,但我这个世故并不害人啊,这是他作为一个小民的智慧和无奈。

贺友直绘扇面《夜市》,描写昔日上海站街的妓女。

  澎湃新闻:理解贺友直或话首先是要从小民和匠人的角度。

  谢春彦:是的,我们现在觉得他珍贵,这几年好像觉得他给上海留下了很多形象的资料,什么“十六铺”、“360行”,实际上他画360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画自己,包括那上面的妓女,他是在画一种辛酸,画一种无奈。

  澎湃新闻:所以他是有将心比心的一种悲悯感,他看到这些人,就想到自己辛酸的一种遭遇,但是他把他的辛酸画得画得那么干净。

  谢春彦:比如说他画一个卖白兰花的小女孩,他画得很干净、很美,所以老韩羽讲过一句话,他画得很雅。

  澎湃新闻:我看贺友直的画,总是想到汪曾祺的小说,他们都有一种从平凡低微的东西中,发现生活的美,发现最底层的人性光辉。

  谢春彦:还有,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干脆大家集体跳黄浦江算了。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有开心的时候,因为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比如我是在“文革”结束以前结的婚,当时有红卫兵、工宣队、纠察队,巡逻的大马路上,也有悄悄玩的时候,享受着月光,因为生活是很现实的,我们是蚂蚁,但蚂蚁受到大雨侵蚀的时候,冲了它的巢穴,蚂蚁必须逃难,必须求这一点在艰难中的美抚慰自己的灵魂,才有勇气生活下去。

  澎湃新闻:所以理解贺友直,确实不能简单的理解。

  谢春彦:他作为一个大画家,1997年他已经是声誉日隆了,也是他的黄金时期,为什么他主动提出来要到我那个落后的老家——山东的一个乡镇过年?

  澎湃新闻:就是你画鞭炮之类那幅图,当时是他主动提出来到山东过年的?

  谢春彦:他当时说,“春彦跟你一起去好吗?”我们山东蛮怪的,大年初一不管年龄,只要你是长辈,我必须给你磕头,而且要天蒙蒙亮就开始磕头串门了。为什么,一个是传统,有老规矩。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到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饭吃,你喝一碗地瓜叶子汤属于锦衣美食了,你这么去磕头,人不留你喝一碗?所以我觉得贺友直成了一种天人的联系,这种天人的联系对他来说他是很主动的,他有一种对天人联系的向往。

贺友直位于上海市区巨鹿路弄堂里的狭窄楼梯与老屋。

  澎湃新闻:这个事情跟之前讲的,有人邀请他住在华亭宾馆附近那个豪华四室一厅,他住不惯终于离开了,还是住在弄堂里是一个道理。

  谢春彦:他住在那套豪宅时真的打电话说:“春彦你来救我吧!”那里铺了很干净的毡毯,他说我画不出来,脑子是空的,但是提供给他房子的那位小兄弟,也是好心,我们看看贺友直名气那么大,所以他对生活的认识是从底层老百姓的智慧,平民的智慧是跟政治家的智慧不一样的,跟学者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而且他认识理解也是从他一个小民的角度理解,包括画画也是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切入,他的创作与他的生活,是通融的。

  谢春彦:我觉得你理解的是对的。他是以小见大,以低见高,但他又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人,因为底层并不是只出引车卖浆之流,不要小看底层,当然将相宁有种乎,大画家也宁有种乎,他的成功说明了小市民和工匠的顽强生命力,和有时候他可以超越他的底层达到一种高雅的东西,他可以把那个东西雅化,也是他的理想。

  澎湃新闻:因为中国的底层其实保留着完整的中国伦理文化的一些活的东西在里面,不是死的,不是衰弱的,而且是一种很强健的生命力的东西,包括齐白石的出现也是同样可以这样理解。

  谢春彦:你这句话讲得很对,儒学,如果单单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深入民间,深入我们的道德观念,甚至于习惯了细小的行为之中,才有生命力。

  澎湃新闻:所以你昨天讲,贺老走了,也是丢失了一个道德规范,也是这个道理。

  谢春彦:他还有一种小民的狡猾的智慧,比如他对自己的作品,说我一定要捐,他把所有的捐给美术馆了,以上海美术馆为主,他知道要保留下去,留给子孙反而是一种祸事,这就是他小民的智慧,他这个捐从更大意义上讲是他有功,他认识了公和私、己和众的关系,尽管我们现在的美术馆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他认为还是种荣誉感,我从平民而起,我画了这个东西,政府、国家接受我,人家问他你有什么条件吗?他说,我的条件就是接受我的捐赠,所以他又是有小民的大智慧,对他来说摆在那里最保险,没错,至于美术馆的官是谁,怎么弄,那就是他考虑不了了,这也是他大的地方,他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