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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孙冶方

2016-12-01

  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一度对自己的“两种价值”理论很是满意,认为是个“利器”,可是一接触实际问题,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不得不一再进行修正,最终,两种价值的划分变得十分模糊,无法确定。譬如有一次,他们讨论产品调拨问题,从东北向华东调拨粮食或石油,由于东北基地的价格低,所以存在吃亏的现象,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那么,这其间的价值关系,是“第一号价值”还是“第二号价值”?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众多类似的矛盾点。譬如,他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孙冶方却坚持一个理论前提,即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理论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按吴敬琏的这些分析,孙冶方的两难,其实是理论前提上的两难,《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创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均带着子女一起随行。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所遗憾的仅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时到来,而他确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

  与东欧的布鲁斯和锡克相比,在理论天赋上毫不逊色的孙冶方有着更多的遗憾。

  跟他观点酷似、一见如故的布鲁斯后来对“兰格理论”,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鲁斯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终而扬弃了“市场社会主义”。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兰裔英国经济学家K?拉斯基合写《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一书,在书中他明确指出,把资本市场排除在外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是一种“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从东欧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在轰动一时的《从马克思到市场》一书中,他彻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论,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和结合表示怀疑,从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离开中国后的锡克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1989年,东欧爆发“天鹅绒革命”,锡克再一次投身于祖国的公共生活,他归国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后来他又返回瑞士,继续研究“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以后,改革的问题不复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国家道路”。1991年,锡克出版《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改变内涵的社会主义》一书,将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探讨。与布鲁斯所选择的一样,锡克最终从市场社会主义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吴敬琏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还将孙冶方与同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进行了比较。他说:“孙冶方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员,其实,顾准、李慎之都是这样的人,为国为民,毫无私念,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击,这点非常可贵。但是在理论上,孙冶方甚至没有达到薛暮桥那样的高度,暮桥到底是搞经济理论出身的,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暮桥那种观念更先进。”

  尽管如此,吴敬琏仍然认为,孙冶方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让后来者从中汲取到比学术更为伟大的力量。吴敬琏对女儿吴晓莲说,我一生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过孙冶方;而一生中最让我感动的事之一,则是孙冶方出狱后对我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后事相托。

  顾准和孙冶方的行事和风骨,无疑大大地影响了吴敬琏的一生,让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对两位师友的景仰。士风浩荡,亦刚亦柔,道之所在,梦寐以求。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吴敬琏言行一致,敢言敢为,不为名利所诱,对后辈学人多有提携,这些风格自是顾孙遗风的衍及。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冶方的理论创新搁浅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意味着一代经济学家试图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构建市场化环境的努力彻底失败。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遗产”,那就是,使得中国经济较早地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路径,走上一条体制外增长的道路。晚年的吴敬琏在《“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2005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叙述。

  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尽管尝试了多种方式,企业搞活的任务却始终无法达成。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决策层改变了改革的“主战场”,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这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二是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国际资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正是这些体制外力量的成长让中国经济的格局焕然一新。

  吴敬琏总结说,中国曾经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思路进行过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扩大它们在市场调节下的自主权的试验与探索,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变战略以后,改革才进入了逐步前进的正轨。这一战略在实质上是把重点放在创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条件上,而不是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上。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起来的关键。在这样一种战略安排下,中国改革突破了苏联教条和对国有制的崇拜。

  当然,这些即将发生的事实都已是孙冶方所无法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