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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奖"面世前后的故事

2016-12-01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1908年生)去世。十天后的3月4日,六百余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孙冶方纪念会。薛暮桥说:“我同冶方有五十多年的深厚友谊……(他的)刚强精神,在别人身上是很难看得到的。”钱俊瑞回忆1931年与冶方相识:“呵!一位坚强的火热而又温存的青年革命家,只23岁,站在我的面前”,“我再也不用眼泪,而要用我的心血和脑汁来纪念我这位非常敬爱的、在人世间共同战斗52年的老战友了!”3月7日,报载《我国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的消息。

  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本身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亮点,而这个亮点是由三个光源聚集而成:孙冶方、“无锡帮”和刚起步的经济研究。

  孙冶方的独特在于,有着不能被挑战的老革命资格,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担任过政府和学界领导,最早有改革意识,坐牢7年,活到了改革大幕徐徐拉开、锣鼓敲响之时。这样有思想、有反骨、有资历、有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有人有其一二,没有其三四。

  1923年参加革命的孙冶方,19岁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课上当翻译,后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党集团;1960年代,被康生、陈伯达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出狱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

  孙冶方素来以革命者的斗志做经济研究,原以为扫清了障碍可以大踏步前进,却不幸被肝癌击中。这是1979年。在病中,他还是高强度工作,得到了很多荣誉。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二十几篇文章。孙冶方感到不安,致信报社并中宣部:“对我的经济理论观点进行适当的宣传和讨论,我是赞成的。但不要对我个人进行过多的宣传。这绝非谦虚之词,实为一片肺腑之言。”

  有一件事令他欣慰。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讲到:“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重病中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并就翻两番必须主要依靠技术改造的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于11月19日《人民日报》。他指出,‘基数大,速度就低’不是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而主要是忽视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结果;只要不再‘冻结技术’、‘复制古董’,有重点有步骤地把几十万个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做好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就一定会快起来。他建议,应该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国务院认为,这些论点是正确的。今后,应该根据国家财力的可能,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提高折旧率。国务院已责成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共同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以便使企业逐步拥有更多的财力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1982年11月23日,国务院领导人到医院看望孙冶方时对他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虽然没有见到你,可你的观点我一直很注意很重视……中央开会讨论五年计划时,陈云同志特别提到你的观点,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你的文章。”孙冶方则对该领导人说:“希望中央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工作一定要独立,才能可靠”。

  孙冶方是无锡人。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很多出自无锡一带,像薛暮桥(1906-2005)、钱俊瑞(1908-2005)、骆耕谟(1908-2008)、千家驹(1909-2002)、狄超白(1910-1976)、姜君辰(1904-1986)、王寅生(1902-1956)、张锡昌(1902-1980)、秦柳方(1906-2007)等等,而领路人是陈翰笙(1897-2004)。他们在193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调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集体。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浙江人徐雪寒等。从无锡走到上海、走到苏区,走到解放区,走进1949,参与构造共产党中国经济体制架构,又是最早的觉悟者,力主改革。由此可见,无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用真是非同寻常!

  徐雪寒、薛暮桥等人起意,以孙冶方的名义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来源是孙冶方遗作稿费,以及在朋友之间和向有关机构募集。徐雪寒对基金成立出力最多,1982年底,他跟孙冶方谈了这个打算。

  孙冶方的养女李昭说:“孙冶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情上过心,惟有这一次。那天,我值夜班,去的时候,他挺高兴的,说跟我说个事儿。他一向不赞成宣扬自己,但是没有反对以他的名义。我想,一是感谢老朋友,二是觉得有意义”。薛暮桥一再说:我们经济学界,就成立这么一个奖励基金委员会吧,以后其他人不要再以个人名字搞了,我自己绝不用自己名字搞基金会。张卓元记得和刘国光一起去看薛老,曾经提过将来是否搞一个薛暮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薛老肯定地说:“不要”。

  我注意到,当年为基金筹款的清单上有这样几笔:马宾:2983.67元;徐雪寒:2008.32元。有整有零的钱数,是他们把自己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出来。薛暮桥捐了两次,一次和夫人罗琼,一次和苏星等人,共4000元。荣毅仁:5万元。据说,对于荣毅仁的捐款,基金会里有人提出异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基金,不能收资本家的钱。”于是,大家郑重讨论,压倒性的意见是,除了薛家(孙冶方本姓薛)和荣家有历史渊源,荣毅仁也是一位爱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其实,人们有所不知,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直到去世才公布他于1985年入党。还有两份捐款来自刘瑞龙、江彤夫妇,他们并非经济学界中人,是早年孙冶方在苏北根据地的战友。一共筹得近20万元,存入工商银行(5.19,-0.01,-0.19%)三里河储蓄所。徐雪寒争取到了年息9%的最高利率。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11412674_1.html/]

  与其说设立基金是朋友们纪念孙冶方、完成他在经济研究上的宿愿,不如说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和理想——推动中国经济科学进步。中国经济学家需要被肯定、被支持,尤其是青年学子。1983年6月13日,报纸上公布了《设立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缘起》,说明基金永久性地存入国家银行,以存款利息作为奖励金发给获奖者。每两年评奖一次。还公布了55位发起人:薄一波、姚依林、谷牧、张劲夫,(以下按姓氏笔划)于光远、马洪、马宾、千家驹、王学文、石西民、冯和法、刘国光、刘瑞龙、汤季宏、许涤新、孙怀仁、孙尚清、孙晓邨、李人俊、李强、巫宝三、宋平、宋涛、吴大琨、吴觉农、汪道涵、陈先、陈岱孙、陈洪进、陈虞孙、陈翰笙、张卓元、张稼夫、何建章、罗琼、胡绳、荣毅仁、姜君辰、姜椿芳、骆耕漠、钦本立、秦柳方、钱昌照、钱俊瑞、徐雪寒、梅益、黄逸峰、蒋一苇、褚葆一、蔡北华、薛暮桥。

  首次评选把时间放宽,自1978年底至1984年6月底的论著。评委会主任薛暮桥,副主任刘国光,秘书长张卓元。先请大学院校提出候选作品,经过初选小组提出入选作品供评委会评审。虽说工作量浩大,可是各个小组做得一丝不苟,评委们则在一个招待所住下,集中半个月审读。评出4本著作(每本奖金2000-3000元)和47篇论文(每篇奖金400元)。获选论文整体,构成了一种冲击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声势。其中,时间最早的是周叔莲(1929年生)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载《光明日报》1977年5月30日);最年轻的作者是王小鲁(1951年生),他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学的吗?》最初发表在社科院《未定稿》上。吴敬琏一看到就对王小鲁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帅!”这一次,就是吴敬琏做的推荐。还有一个年轻人集体,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重新组合”的历史性要求及其在联产承包制中的实现》获奖。有一篇在当时产生影响,回头看,也是具有开创地位的论文是刘国光和赵人伟在1978年末写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xxx总书记在《未定稿》上读到后有一个批示:“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按理,这篇文章够格入选,但因为刘国光是评委会副主任,按规定不能获评。于是,相关主题选择了赵人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一文。

  1985年5月,在首届孙冶方奖颁奖会上,张卓元说:“孙冶方基金属于大胆突破敢于创新的人”,“评选力图体现孙冶方的治学态度。第一不尚空谈;第二强调突破;第三勇于坚持真理。有的论文尽管较早提出新观点,但迫于政治形势改变观点者不予考虑。”这样的原则确有冶方风范。

  1986年度第二届孙冶方奖授予5本著作(每本奖金2000-4000元)和12篇论文(每篇奖金600或1000元)。此时,青年经济学家锋头正健,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综合报告》、华生、何家成等人的《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新成长阶段农村发展的宏观环境》榜上有名。1988年度第三届获奖著作共四部,奖金5000元,其中一本奖励8000元,是由八个课题组所作的《中国改革大思路》。另有7篇获奖论文,每篇奖金1000元。

  在上世纪80年代,“孙冶方奖”是惟一的。它的权威性,也仰仗背对背、靠机构和个人推荐的评奖程序和评委的严谨认真。在泥沙俱下、评奖泛滥的当下,什么是“孙冶方奖”的精神气质?什么是孙冶方朋友们的初衷?中国的经济科学如何借助一套奖励机制得以真正、有效地推进?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无疑,中国需要客观、公正、权威、可持续的经济学奖。人们期待这样的奖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样,激发和召唤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创造力、热情、智慧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