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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牢房中写“论战书”

2016-12-01 作者:武克钢

  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因此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本文为孙冶方的外孙、云南省政协常委、著名企业家武克钢先生口述。

  革命家外公和资本家外公

  我母亲生于江苏无锡。那时,无锡有两个有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荣家,就是荣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亲的家族。两家都是从事实业救国的大家族,而且两家关系亲密。上世纪30年代,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亲外公薛明剑,代表青帮去和绑架方谈判。谈判很顺利,救出了荣德生。

  我的亲外公薛明剑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来的孙冶方。他参加革命后,为免连累家人改名,从母姓孙。薛明剑有子女16个,而薛萼果则无儿无女。薛明剑就把我的母亲过继给了孙冶方。在我眼里,孙冶方就是我的亲外公。

  虽然今天人们只知道弟弟,而对哥哥知之甚少,但70年前情况却正相反。薛明剑做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是当年南方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孙中山和蒋介石器重。

  解放以后,薛明剑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孙冶方则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地位天壤之别。

  孙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他与周总理、陈毅、朱德等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经常串门,我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小宠儿。周总理喜欢抱我,邓颖超大姐给我拿糖吃。外公和陈毅都是新四军出来的,所以关系更熟悉一些。陈毅抱我,喜欢用胡子扎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个外公却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上海的外公作为资本家被抄家揪斗,北京的外公作为反革命也被打倒了。北京的外公,由于他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的那一套提出批判,他在1964年就遭到了批判。“文革”中,他被继续批判并被抓进监狱。

  外公曾是邓小平、叶剑英的老师

  1973年,我被推荐到北方交通大学,母亲特别高兴。临行前,她叮嘱我:“到了北京想办法去看看外婆,外公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抓的。他是反对林彪的。现在林彪都死了,他也可能会很快被放出来。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他是个好人。”

  那时,外婆住在三里河一个筒子楼里,自外公被抓后,她一个人独居,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外婆见到我后,老泪纵横,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我虽然从小就知道外公很不简单,但从外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外公是这样了得:老共产党员,还和王明、杨尚昆、张闻天等人一起在苏联留过学。外公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当年还差点被共产国际枪毙,因为蒋经国的缘故才保了一条命。邓小平、叶剑英从法国回来到莫斯科学外语、学政治经济学,外公就是他们的老师——后来,外公病重邓小平看望他,称呼他为“孙老师”就是这么个来历。

  1974年,邓小平复出,对老干部的监管也逐渐放松了。这一年的10月,有人通知说,外公还活着,可以去看他。我立刻陪外婆到秦城监狱。外公倒没有诉苦,只是向外婆要草纸,后来才知道他是用来写东西。

  1975年初的一天,外婆突然打电话到学校找我,原来外公要被放出来了,要我陪她一起去接。这是我10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他有些茫然地盯着我,后来才如梦方醒地叫了声“沙沙”,那是我的小名。没有意外的惊喜,平淡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忍不住泪水。

  外公回来后也没人管他,也没人发给他工资、找他谈话,起码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他成了被“遗忘”的老人。

  不做“风派”人物

  外公告诉我,至少从1958年开始,中央的一些人就对他很不满意了。1958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外公说:“我坚决反对,由此我提出了‘价值论’。后来‘文革’时,主要是中央有些人对我不满。1962年6月到8月,陈伯达邀请我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我去‘座谈’,让我讲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实我知道,那是他们在‘钓鱼’,以便收集我的‘修正主义罪证’,以后再将我一棍子打死。有些好心人劝我不要参加,我坚决要参加。我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1963年底,那时候已经是‘反修防修’了,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讲了我的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

  一些朋友对他说:“现在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他不会做“风派”人物,仍然坚持写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刊物发表不了,他就在内刊发。用当年康生的话说简直是“死不改悔”。到了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根据外公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关进秦城监狱。

  老头子坐了7年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论战书”。狱中没有纸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八十五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7年铁窗生活。

  把外公从监狱接回家不久,他同时干四件事情。那时候,张春桥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认为价值和商品造成资产阶级法权,引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外公读后,说这是断章取义。他查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写了一篇驳斥文章。我帮他抄写后,他写上“送中国科学院学部”。后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中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与这事是有关系的。他坦然地说:“我有什么要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第二件事,整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纲要》。这是他在监狱里默诵几十遍的一部书稿。

  第三件事,是与一些“老右派”们串联。1975年下半年,外公家常常门庭若市。陈翰笙、阳瀚笙、徐雪寒、梅益、方毅、宦乡、汪道涵、张劲夫等等,我在报纸上常看到的“反革命分子”都来了。他们在饭桌上什么都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这些朋友在家里议论毛泽东。他们的有些观点我听了感到非常震惊,有些接受不了,但那些老人们却点头称是。

  第四件事是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外公经历比较复杂。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遭受审查。有些事情我是知情者,一定要如实写出来,交给组织,不然,有些人会一直被冤枉下去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说“小小孙冶方胆大包天,竟敢直接攻击毛主席”,就是冲着他送上的那些材料来的。

  “放炮”支持改革开放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经济界拨乱反正的任务格外艰巨。这时候的外公,仿佛焕发了青春,无所顾忌地投入到了拨乱反正洪流中去。

  1979年9月,外公检查身体,发现晚期肝癌。动手术后,外公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各种活动了,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用他的话来说,是“放炮”。

  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一点,要多放几炮支持一下小平。”

  1979年,在得知外公得癌症后,小平同志有一个意见:一定要把孙老的经济观点留下来。中央为了抢救外公的经济思想,在青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现在都成了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了。

  1982年,外公病势转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年,十二大召开,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认为党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年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充分把握实现的。中央领导同志便想请他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

  这是一篇当年反响很大的文章。它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对那些迈不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