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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昭日月 无私品自高---纪念李代耕同志

2016-11-28 来源:新华网

  李代耕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六合县第一任工委书记,为六合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李代耕同志于1918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林县城关, 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同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40年2月,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六合县工作委员会,任命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股长李代耕为工委书记,县工委驻竹镇。新中国成立后,李代耕同志长期在中央担任电力部门领导职务。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特将李代耕生前战友对他的回忆及有关史料整理如下,以期激励后人,缅怀先烈。

  一、在新四军五支队做民运工作,创建六合县抗日民主根据地。

  ●中共六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竹镇送驾党支部诞生

  1939年7月,以新四军4支队8团为基础的新四军5支队在安徽省定远县成立,8月20日,罗炳辉司令员率领8团、15团进驻竹镇。1939年11月,5支队政治处民运工作股长李代耕,带领民运工作组来竹镇开展民运工作。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到了1940年3月,送驾乡已发展党员13名,诞生了中共六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送驾乡党支部。

  送驾党支部成立后,仅1年时间,就分3批向新四军输送了100多名优秀青年;他们还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带领模范队站岗、放哨、化装侦察,为新四军提供军事情报,支持和配合县独立团的战斗活动,保障县委和百姓的安全。

  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制定了“剿办”皖东新四军的反共方案。3月21日,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调集10万大军,向驻在半塔一带的新四军5支队发起进攻,半塔保卫战打响。送驾乡党支部领导本乡农抗、妇抗等群众团体,发动几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慰劳鞋700双和慰问品支援前方战士;妇抗理事长贺飞霞,一次1人就挑着80多双慰劳鞋,背着枪,步行30多里路,送到西仇庄抗日民主政府,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送驾乡曹家岗郑玉兰,组织30多名妇女到梁潘氏家中为新四军战士缝补被袄200多件次,经常忙到深夜,被战士们尊称为巧大姐。

  ●减租减息反扫荡,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了巩固新政权,李代耕同志与县委同志一道组织党、政、民联合视察组,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慰问广大群众,指导区乡干部工作。当时在六合农村,高利贷剥削十分惊人,尤以‘‘麦青子’’债最厉害,李代耕同志领导解放区的农民开展以反‘‘麦青子’’为中心的抗高利贷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发动,有一千余人在县政府所在地竹镇集会游行,要求减租减息。李代耕同志亲自接见代表,对群众的合理要求表示政策支持。接着以县政府的名义颁布减租减息法令,对于高利贷剥削者在利率上给予严厉的控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视察组每到一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1940年7月间,县委书记桂挹清同志调离六合,李代耕同志同时身兼县长、县委书记两职,领导六合人民一面进行反扫荡斗争,一面开展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在解放区和游击区开办学校,进行抗日、民主教育,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严惩汉奸,维护根据地的社会秩序。 1940年冬到1941年春,持续的干旱使农民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吃的,而且没有籽种,春耕无法进行。新四军及地方工作人员的给养严重不足,一日三餐供应不全,经济问题已成为当时的严重问题。为了粉碎日伪的封锁,解决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不足,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把武装斗争和生产自救作为两大中心任务来抓,一手拿枪打仗,一手拿镐生产。1941年3月,新四军2师供给部在竹镇建卷烟分厂,生产“飞马牌”香烟。由于注重工艺,卷烟质量越来越好,成为当时根据地的品牌,还出口敌占区,换取军需民用品。乌石寺织布厂还从敌占区引进了3台较为先进的织布机,不仅能生产土白布、毛巾,而且还能生产当时可算高档的花布、哔叽、洋线、斜纹布等10多种产品。军民的吃、穿、用等物资,基本得到满足,日伪的经济封锁被彻底粉碎。

  ●担任六合县委书记期间建立了地下交通线

  1940年2月,中共六合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驻竹镇),李代耕同志即建立秘密交通组织,王树林兼管交通工作,邓馀良等人任交通员。同年5月,六合县工作委员会改建六合县委员会,县委设通信班,由张万禄(亦称张万六,大泉村徐庄组人)等5?~6人组成,负责侦察敌情,传递信息。1942年2月,六合县委按路东区党委的要求,在竹镇西仇庄成立六合县交通站,赵卓任站长,开辟4条交通线。经交通线进入根据地的有:谭震林、刘宁一、张承宗、王尧山、吴学谦、陈伯诚、陈光、陈修良、陈公琪、钱正心夫妇、马飞海、刘晓、刘长胜、顾以洁、顾以配、潘汉年、钟沛漳等领导;粟裕率领的1个旅部队渡江到莫干山,也有一部分从此经过;经过这3条交通线的普通党员、工人和进步人士有300余人。

  二、担任华中局政策研究员、巡视员、政治交通期间多次圆满完成党交办的特殊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重建,李代耕同志调任路东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郭石1990年时谈到:代耕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多次不怕牺牲地出色完成党交给他的艰巨任务,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42年春,华中局要打通与北方局的联系,派员前往设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取绝密的电报密码。组织上选中了李代耕去完成这个使命。从淮南到山西,沿途都是敌占区,任务之艰巨和危险可想而知。他欣然受命前往,为避开正面敌人,绕道淮北固镇乘火车。他在江苏洪泽湖登船出发时遇大风,还笑对洪泽湖吟诗一首:“扁舟一叶别湖东,月黑风高浪万重。风浪何愁来势猛,从容对座笑谈中。”任务越艰巨他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顺利完成任务,组织上决定派蒲思澄同志陪同他到北平。蒲界澄的父亲住在北平,是伪政府北平官员,他知道儿子是共产党。代耕到达北平后就住在蒲思澄家里,蒲靠他父亲的身份掩护代耕的安全。以后经过地下党介绍,通过石家庄附近一个伪军关系转山西到八路军总部,并见到彭德怀同志,彭还同代耕一起吃过一次饭,问了一些情况。代耕同志取到密电码后,为保证安全,他将密电码隐藏在牙膏壳里,时刻不离身。他深知这牙膏壳里的秘密宝贵,马虎一点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回来时他到达徐州住旅店,因为越是敌巩固区越安全。为防止敌人搜捕,他将牙膏牙具袋挂在墙上,保证时刻能看到。几经周折,渡关过卡,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嘉奖。

  郭石特别赋诗《去北方局取电报密码》:乔装潇洒似逍遥,重任在肩敢独挑。青鸟飞鸣万里外,衔来锦字下云霄。

  张知远1990年写到:这里介绍一件我所知道的事情,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党组织对李代耕优秀品德的高度评价和信任。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我们党决定从长江以南的八个解放区撤出所有人员,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为使这一重大决策得到认真贯彻,并使这一决策在全部落实以前保持高度机密,没有采用电台发报的方式,专门派遣重要人员亲赴各地直接向当地领导机关进行口头传达。李代耕就是受华中局派遣,到苏南区传达党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和任务的。李代耕受到党的高度信任是长期接受党组织考验的必然结果。

  李代耕在华中局工作期间,接受了关于基层党的建设问题的调查任务,在调研的基础上,他撰写了《殿发乡调查》、《农村支部工作》,这两份专题报告,作为当时华中建设大学的讲义,受到了华中局领导的赞扬。

  李代耕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招待法国电力代表团的宴会

  李代耕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招待法国电力代表团的宴会

  三、护送党的七大代表上延安。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从代表赴延安的时间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离大会开幕还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李代耕当时担任华中局政治交通,受曾山直接领导。何伟夫人孙以谨在1986年曾做过生动、细腻的描述:1943年8月,傅秋涛(时任七师代理师长)和何伟(时任七师政治部主任)奉命去延安参加“七大”,陈沛然和我同行。我们一行于黄昏时渡黄洛河,夜跨津浦路到达新四军军部新铺。傅秋涛携带长子阜宁,何伟刚患过急性盲肠炎,两人行动多有不便,走老解放区需要穿过山东、山西几道封锁钱,才能进入太行。经研究后便采取走敌占区到太行。当时华中局为了保证各地区去延安开会的负责同志的安全,便由曾山亲自选择李代耕为政治交通负责带路,傅秋涛已先期由代耕送到太行,我们于10月间,何伟病后休养了一个月,才穿上便衣,携带河南民权县县民证(他俩人都是河南人),由解放区熟人搞到两张县民证与代耕走向征途。

  我们和代耕虽然第一次见面,但由于他的纯厚、和霭、谦虚,便一见如故了,同行的还有钱进(郭述申原夫人),她为人活跃,何伟性好诙谐,加上代耕的纯朴善谈,四人同行,沿途总是好开玩笑,欢声笑语,减轻了旅途的紧张,虽然日行不止数十里,但不觉疲劳,就这样从新铺到四师师部所在地申集,再向固镇前进。记得在距离固镇不远的一个地主家宿营,计划好尽量减少在固镇桥(现安徽固镇县)停留的时间,大家就严肃紧张起来。午饭后,便搭上津浦北上火车到徐州转车。为了保证旅途安全,何伟与钱进坐的二等车,他们打扮的衣着也讲究一些。我与代耕并肩坐了三等车,手中提着点心,像走亲戚一样。车停徐州车站,我们因要转车继续前进,便找了一个小饭庄住下。我们都遵守代耕嘱咐的行军纪律,不要轻易进出,要提高警觉。这样我们平安地到达河南安阳车站。到了安阳,代耕就平静多了,因为他有个旧时同学在那里作警官。后来同学来看他,因此人家对我们很放松。安阳在林县解放区附近,夜间有人来检查,由于那个警官曾来住地看过他,我们就避免了检查,次日便向林县(敌占区,当时是伪军孙殿英占领)的水冶镇前进,这儿是敌我交界区,出水冶镇不到十里,便到解放区的兵站(红村)为了安全起见,何伟与代耕当时即先行进入解放区,我同钱进以妯娌相称,住水冶镇,税务局长等派交通来接我们,我们对别人说钱进爱人在孙殿英部队当官,何伟是他兄长,代耕是表兄弟,他们先去找这位“官”,再派人来接我们。代耕是林县人,这儿地形人事都较熟悉,他带着何伟翻山越岭,找到兵站,以避开水冶镇后的检查站。两天后,便派人来接我们,我头顶黑包头(当地妇女用的)化装成小城镇的中年妇女,与钱进随来人到了镇外接上头,休息一下,便走向解放区。那年的山西、河南交界处是特大荒年,眼看沿途男女老小都面黄肌瘦,东倒西歪,甚为凄惨。本来代耕在我们到后,即可转回新乡,但又恐万一敌人扫荡,人地生疏,兵站同志照顾不周,他又留了一夜,以防不测。次日吃了一顿没有盐(当时敌人封锁,无盐吃)的白水煮羊肉饭,他才回转。临行时,我们都说华中地区生活条件好多了,这儿群众太苦,请他转告华中局我们平安到达,便分道扬镳,各奔路程了。

  另据徐雪寒回忆文章:这里回想起一件事。大约在1944年三四月间,代耕奉命陪同潘汉年经敌区去延安参加七大,临行时我们一些人:冯定、范长江、于毅夫送他们走,看着他们骑马向西北方向走去,大概是到津浦路去搭车吧。过了十来天,代耕回来了,只知道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别的就不知道了。哪知过了不久,华中局负责人突然找我去说,汉年在北平等候晋察冀边区交通员过期不至,他不得已潜回上海,要华中局派代耕再送他走,所以决定要我到上海找到汉年,再在上海交给代耕,让他负责送去。这次确实完成了任务,汉年出席了七大;但代耕并未告诉我究竟怎样送去的。

  四、关于护送刘少奇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华中局会议时,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刘少奇,曾给中央回电: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然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于1月21日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

  刘少奇赴延安之行牵动着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间要经过许多日军和国民党的占领区,安全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和重视。2月13日,毛泽东亲自电告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一口气连用了三个“须”,既可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战友情深,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

  3月21日和六七月间,毛泽东又数次给刘少奇发出电报,嘱咐:每次出行,“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毛泽东对刘少奇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细心,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在毛泽东一生里是非常少见的。3月19日,刘少奇等人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7月又给刘少奇发电报:我们很希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在敌后要以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据徐雪寒回忆:我和代耕同住一室,但工作不同,我仍搞情报部工作,他呢?不很清楚,似乎归曾山同志直接领导,担任高级交通,独来独往一个人。负责陪送要经过敌占区到延安去的某些高级干部,这种工作要高度机警,十分忠诚,要严守秘密,而又比较熟悉敌占城市的生活的干部才能担任,曾山同志选拔代耕负此责任,并非大才小用,而是工作需要。这时候我们必需各自保守秘密,所以工作上没有共同语言,反而变得生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和严肃性,完全出于对党的事业忠诚,谁也不以为怪。

  1965年李代耕曾经撰写长篇回忆文章“送胡服同志到延安”、“胡服同志在淮南”。该文还没有发表,文革就开始了,李代耕销毁了文稿,但由于秘书的揭发,还是受到批斗。被军管会定为“严重政治问题”,下放“五七干校”三年。根据有关同志回忆,代耕同志护送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过微山湖到冀鲁豫,其中细节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五、建设新中国,献身水电事业。

  建国后,李代耕同志一直从事水利、电力事业建设,1960年以后任水利部、电力部副部长,电力部党组副书记。1982年,兼任中朝鸭绿江水力发电公司理事会中方理事长。1984年任水电部顾问,兼任水电部对外公司董事长,并担任国务院山西能源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在工作中,李代耕同志坚持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生活朴素,作风正派,他到基层从不给大家添一点麻烦,衣食住行处处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精神,穿的是布鞋,住的是木板房,吃的是大食堂,还和大家一起排队。他的胃口不好,有时自己煮点挂面,为工作他常乘公共汽车,从没有要求过特殊照顾。他尊重别人,从不发号施令,遇有矛盾,他循循善诱,说服各方,有时他身先士卒带头解决。1973年1月,天津杨柳青发电厂发生了一次特大火灾。李代耕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现场,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李部长虽然既无职又无权,但他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对事业的忠诚解决了很多难题。在恢复油区管道沟的工程中,两个施工单位为了分界点钢管的切割问题,互相推诿扯皮。李部长知道后就和指挥部的一位同志,拿上锯弓,下到积满污水的管道沟把钢管锯开了。部长都下水锯管,使现场的施工人员很受感动,大家齐心协力,使一号机组于当年8月份正式投产。当机组正式并网成功后,李部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几盒香烟分发给大家,这真是“数月奋战同甘苦,一支香烟表寸心。”

  代耕同志平时工作勤奋忘我,几十如一日,竭力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多次出国访问,为水利电力事业的对外交流竭尽辛劳,每次出差国外,他都精打细算,从不游山玩水,也从不乱花钱。他去非洲三国回来时,三十七个小时未睡,接着又去西藏,钱部长考虑到他的身体,曾提出替他去,被他婉言谢绝了。一年间,他又出差东欧、朝鲜。在朝鲜半个月,他腹部剧痛,只能卧在地板上,不能睡床。

  他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一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了帮助后人管好电业,他决心要将三十几年来电力的经验教训总结好留给后人借鉴。整整两年时间,他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和假日,撰写了《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料》和《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略》两本书,按他自已的话说是完成了“交接班记录”。朝鲜出访回国以后,李代耕同志查出了胰腺癌,很快就去世了,用汪道涵同志的话说,“代耕同志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干部。”

  六、心系革命根据地,桂子山上埋忠骨。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代耕同志一直深深地怀念与之共同战斗的六合人民。1981年,李代耕同志当时工作还非常繁忙,但仍然高兴地应六合县委、县政府的邀请,来六合参加老同志座谈会。他一到六合,不顾长途奔波劳累,当天就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望老战友。故地重游,目睹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代耕部长感慨万千,他专门把当时正准备写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同志找来,反复强调,写这段历史要突出体现党的领导,要多写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和新四军的支持,多宣传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

  在六合县期间,李代耕部长走访了老根据地,据当地干部回忆,李代耕部长曾在竹镇镇乌石乡一处烈士墓地失声痛哭,非常伤心,这里掩埋的是当时为了掩护新四军部队突围而牺牲的烈士。李代耕同志深爱着六合县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1985年李代耕同志逝世以后,家属遵照他的遗嘱,将部分骨灰送到桂子山烈士陵园安葬。李代耕同志青年时代,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建国后,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新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他去世前夕仍然带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直到心脏停止跳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和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在李部长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缅怀这位新四军的老前辈,老领导!

  参考文献:

  《丹心集》百家出版社

  《竹镇镇志》方志出版社

  《铁流》第29期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