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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

2016-11-24

  李维汉,又名罗迈,1896年6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八斗冲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考入湖南一师,辛亥革命后,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10月赴法国留学,后去德国,1922年回国,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陕甘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央城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等职,在统战部长岗位上13年,为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说,维汉政协筹备工作出力最大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成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并于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第一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的职责是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任务下达后,他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问题。

  新政协筹备工作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件团体的和个人的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维汉在会上提出,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说: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于是,他带领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一是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份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二是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三是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向有关党派推荐。四是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总之,既要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又要实现团结的广泛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

  在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确立后,最后还确定一条最重要的条款,即“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本着这样的原则,在工作中李维汉较好地处理了棘手问题。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孙盟)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它的前身名中国农工社会党。早在1944年,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分子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两个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1945年这两个小团体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无形解体。追至1947年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原农工社和大众社的成员在南京发起组成中国农工社会党。该党成立后曾派人去香港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要求作为民革的一部分。当时,朱蕴山代表民革表示欢迎,同时要求他们更改党的名称。1948年春季,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但并未并入民革。孙盟的主要负责人有许闻天、邓昊明等。

  孙盟的政治主张的积极面是联共反蒋,要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在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前,曾派人同苏北中共党组织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后来也曾派人去香港同中共在港负责人联系。它的领导层中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参加。对于党的五一号召,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这个团体对革命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份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

  6月19日,李维汉同志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讲了第一小组的这个意见,获得了筹备会的同意。

  1949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京商谈孙盟的事。李维汉同许闻天先生谈了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出该盟的重要成员如刘不同等作例,指明这个团体的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以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许闻天、韩梅岑、侯桐等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集会讨论,一致同意孙盟结束活动。1949年8月2日在沪宣告解散,并由新华社发了消息。1949年9日下旬,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邓昊明二先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许闻天、贺耀祖、湛小岑、胡庶华、金绍先5位原孙盟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许闻天、贺耀祖曾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

  在政协筹备会期间,发生了柳亚子对自己的政治安排不满情况。柳亚子是毛泽东亲自电报邀他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在众多的过江名士中,他是普遍看好的实力派人物:在1948年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他名列第五;作为国民党“三仁”之一,他曾任民革秘书长,时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月28日,即在他抵平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居然被排除在外(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作者注),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就连中共领导的“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化团体的领袖职位也没他的份儿,他感到十分失意。他觉得,周恩来自进入北平这几天,几乎每天都设宴款待各个方面的头头脑脑,而独独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不是赴一顿宴席的问题,而是政治待遇问题,表明一个人在中共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他直气得大叫:“再没人管,就吊死在这里!”一天,柳亚子想去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要接待部门安排车子。当时,中共中央初入北平,百事待举,车子实在不够用,工作人员认为柳亚子去西山不一定非要派车不可,就没有派车。柳亚子很生气,便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连贯,并请转告周恩来。连贯认为这等小事不能去干扰忙得不可开交的周副主席,便未将柳亚子的话转告给周恩来。而柳亚子却以为是周恩来不理睬他了。

  无独有偶的是,柳亚子被从六国饭店安排到颐和园居住后,到西苑逛市场,门卫不认识他,回来时就挡住他问“找谁”,柳亚子生气了:“我在这里住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他以为是门卫有意刁难他,就举起拐杖打门卫,门卫举起右手接住他的拐杖,就是不让他进。最后几个便衣卫士看见园门口围了一群人,走过去才发现是柳亚子在与门卫吵架,赶紧止住门卫,向柳亚子作了门卫制度的解释,请他进园。还有一次,因为食谱问题,柳亚子掴了生活的管理员一记耳光!这位管理员在部队上当过连队的副指导员,是中央机关从军政大学学员中选调过来的,他出生入死在火线上拼了10年,现在胜利了,竟无辜地被一个民主人士打耳光,他怎么也想不通。此事很快就被报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鹂馆宴请柳亚子。

  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还未待柳亚子开口,周恩来便很客气地向柳作了解释:“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请先生谅解……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加保重,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最后周恩来叮嘱,“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担心经费超过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年11月,民革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柳亚子再次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在这个问题上,李维汉作为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主要负责人,他配合周恩来做了许多的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等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45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看到后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巩固统一战线内部团结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是面临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李维汉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提出让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包括政务院和各部委担任领导职务,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产生了良好影响。

  当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共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意安排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亟待教育克服,否则,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3月,李维汉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转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新时期。

  他针对会上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在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基础上,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他针对要使民主党派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忽视民主党派作用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的性质。过去,中共争取了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争取中间力量,壮大人民阵营,孤立革命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提出,为使各民主党派能够适当地尽其历史作用和政治任务,必须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在组织上有相应的发展。他还具体阐明了其他方面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

  开国之初,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同时,各地协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如何搞好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和如何开展协商机关的工作,成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着解决好这个问题,李维汉于1951年4月,以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分别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和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讨论了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阐明了政权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共产党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问题。他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

  他在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的报告,具体地阐明了协商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他指出,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的组织,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不是直接领导的关系,不能以命令行事,而要靠协商办事。它不是政权机关或政权性质的机关,不是行政和立法机关。它与同级人民政府互无领导关系,是人民政府经常进行协商和取得建议的机关,等等。使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得到很好的坚持。

  1957年4月,为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李维汉主持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

  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分析了同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几个重要社会矛盾,如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提出了处理这些矛盾问题的意见,主要有三项:一是要执行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二是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三是是唱对台戏。他说,对台戏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说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又说,“执政的党必须认清对台戏的重要意义,欢迎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人。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气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自,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有异”。

  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和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李维汉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指导上不可避免地也产生失误。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当时,“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左’的。因此,在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缺乏全面、历史的分析,对同我党长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简单地宣称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在1956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这些估计,否定了1956年以来我们党和我个人对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的正确评价,是‘左’倾思想的表现。在对划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处理上,打击面过大,处理也过严过重”。“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1958年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后,李维汉先后主持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6月召开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的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专门讲话,除了继续说明我国宗教具有五性的特点(即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外,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完整解释: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过去不信仰现在信仰有自由,过去信仰现在不信仰也有自由。他在讲话中还阐明了改革宗教制度的问题。他说,宗教信仰不是改革的问题。要改革的是宗教制度。宗教制度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改,而是要改那些在今天的条件下,对回族的发展变成了障碍,妨害比较大的、同国家法令相抵触的东西。怎么改?不是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主要是依靠群众的生活经验,帮助他们去认识宗教制度中哪些是对他们有害的,妨碍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和增进民族团结的东西,从而启发他们改革和抛弃那些东西的要求。这些话是对回族伊斯兰讲的,对其他宗教同样适用。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即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党外怎么办?要不要也开展反右倾运动?对此,毛泽东在9月15日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已经明确宣布,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在党外不搞反右倾运动。但是,统战部内有些同志仍然主张在党外搞反右倾的重点批判。李维汉坚决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力排众议,据理说服一些同志,一致同意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重点批判,使统一战线避免了又一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破坏。

  从1959年起,主要由于“左”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在党外人士中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人心惶惶的紧张不安状态。李维汉针对这种情况,在统战工作中提出了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建议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实行“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神仙会方式的实行,使到会者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拨,缓和了紧张空气,加强了团结,极大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1960年元旦前后,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两会中央”召开座谈会,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方法,遏制这种不良势头,被“两会中央”采纳。不料,会议开始后,当时云南省工商联秘书长聂叙伦、重庆市家属代表杨佩珍、全国工商联杨鉴清3人的发言,遭到了一些与会者的抨击。

  李维汉知道后,立即把聂叙伦他们约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谈话。见面时,他满面笑容,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手,一边连声称赞说:“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落座之后,他又对聂叙伦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作了充分肯定,给他们撑腰说:“你们被人攻击,不要怕,要顶得住,这就是革命!只要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什么都不要怕。”

  他抬高嗓音大声道:“共产党是讲真理的,为了真理,杀头也不怕嘛!”

  聂叙伦听到这里,不禁热血沸腾,一股凛然正气从心底进发!

  谈完话,李维汉又邀聂叙伦等共进午餐。席间,他深情地说:“工商界中有些人对党不讲真心话,这个问题,我早就嗅到气味了。所以,我曾向‘两会’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在中央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自己的意见。对工商业者来说,既要搞好‘顾一头’,也要落实‘包一头’的政策,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你们这次来开会,就是要做好这篇文章。”

  聂叙伦等分别汇报了在小组会议上反映的情况。李维汉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工作很忙,要我来听人讲假话,我是不高兴听的。何必浪费时间呢?今天你们是讲了真话的,是不是够?我不能说,但这是好的。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

  李维汉一边招呼大家用餐,一边侃侃而谈:“这次座谈会,应该做到大家都讲真心话,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在党内也是这样,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已经决定的,就要坚决执行。我们思想上还应该有个准备,就是自己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将来如果有出入,怎么办呢?改就是了。”聂叙伦等听罢,纷纷点头称是。

  李维汉诚恳地说:“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浮夸、虚报、放卫星。所以我们要整风。地方上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只喜欢听好的一面。”他尖锐地指出:“文山县工商联反映不真实,不说真话,这种作风就该整掉。”

  稍停片刻,他深沉地告诫大家:“我已经说过了,工商界是不搞整风的,可以用‘神仙会’的方式来改正这种作风。老实说,要我下放和农民一样,评工记分,我也搞不下去。有人说‘我那里没有这种情况’。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他反复强调:“工商业者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把他们下放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必须纠正和解决。”

  李维汉的一席话,使聂叙伦等既拓宽了视野,又消除了心理压力。走出浙江厅,他们觉得步伐轻快多了。

  后来,李维汉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推广到各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全体成员,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不仅缓和了党与非党的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而且使党外人士在国内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和国外封锁、逼债的双重压力面前,能够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克服暂时困难贡献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李维汉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此极为赞赏,曾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和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李维汉建议他们也采取神仙会方法,并在这六个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这些民主党派的会议也都开得很好,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以后,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各地,推广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全体民主党派成员,帮助党外人士提高了认识,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使党外人士在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经受了考验,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并且为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