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李维汉: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 >> 正文

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

2016-11-24

    人真、言真、形象真

  李维汉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作点贡献。”他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极严,立下三条规矩: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是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李维汉在1983年5月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我写了一些回忆录,是以集体为主的。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经过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他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写的。他多次说: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轻信,认为也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

  李维汉对自己一生的历史,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他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不诿过,并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例如,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道:“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是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在文章的另一处写道:“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维汉为了写好回忆录,不顾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他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上午、下午都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他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由于他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故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统战部不搞调查研究就没有饭吃。”

  “统战部不搞调查研究就没有饭吃。”李维汉的这句名言,听起来非常普通、平实,但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他说的虽然是统战部门,但这句话却有普遍意义。

  李维汉这么重视调查研究,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倾向于通过和平赎买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在于,具体通过什么途径来赎买?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尚未确定,仍在探索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1953年春,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提出要对“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进行调查,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中央统战部组织成立了由李维汉牵头,统战部、工商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同志参加的调查组,先后赴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进行调研。

  在充分学习理论和掌握资料的基础上,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用了半个月时间,进行座谈走访,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李维汉向党中央、毛泽东报送了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又形成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和政府之间),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公私合营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李维汉这一建议,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科学的和可行的。

  报告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给李维汉打电话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直辖市的书记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李维汉的调查报告。刘少奇说,报告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李维汉)的报告解决了问题”。经过讨论,正式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的办法,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

  李维汉牵头组织的这次调查研究,不仅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时明确地向党中央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议,为实现这一飞跃提供了重大的决策依据,也成为统一战线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