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14个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作了理论、思想、组织上的准备。

　　1922年8月，孙中山来到上海。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是值得信赖的。为此，孙中山主动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因此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同时，孙中山又与苏俄政府代表越飞进行了会谈。于是，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便开始形成。

　　国共进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三大”会场里，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有关“三大”的笔记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录了每一个人的发言。阅读这些笔记，久远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刚愎自用的张国焘说了一番今天依然不陌生的话：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所幸的是“三大”通过的是一个正确的决议。

　　“三大”结束后，共产党就投入到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中。在中央发出的13号通告中，今天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的气势。“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立时全体加入。在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中，共产党务必每个省都至少有一个代表，头脑清晰，且有口才。”

　　从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大革命的局面却极大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力量。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辖苏、浙、皖、赣4省和上海的国民党党务，国共两党人员共同负责执行部工作。

　　毛泽东一生，来过上海数十次。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并与妻子杨开慧一起投身革命的一段日子。毛泽东曾回忆：“1924年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他一直住到年底才离开上海。

　　黄埔军校，不要说国民党军官，就是共产党的许多将领，也都出自这所军校。这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革命的军政学校。为办好学校，孙中山专门派出由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学习创建红军的经验。

　　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创办的，还有于1924年7月开学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的六届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该所第一届负责人就是被称为广东“农民王”的澎湃，由于他与农民交谈时，将农会比喻为“贫人党”，家乡的农民亲切地称呼他为“湃哥”。正是这个“湃哥”，与其他共产党人共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24年7月，数千名工人在广州沙面租界举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有了奋起的工人，有了觉醒的农民，有了革命的武装。在这种形势下，1925年1月，迎来了中共“四大”的召开。

　　在1921年至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武汉、莫斯科、延安各召开一次，“一大”、“二大”、“四大”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上海召开的。

　　“一大”和“二大”的会议旧址得以完好保存，而四大会址则毁于日本侵略军的战火之中。现在的四大纪念馆是另找地方建设的。

　　“四大”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四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彭述之，在“四大”结束后写给莫斯科支部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语：“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