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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何以在上海引发轰动?

2022-06-2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瑞赟

《动员的力量》,陈以爱著,开源书局2021年9月出版,665页,新台币800元

  《动员的力量》是陈以爱老师研究五四运动的新作,也是其“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三部曲之一。所谓东南集团,“指以上海为活动舞台的社会精英。他们非政非商非学非报,亦政亦商亦学亦报,是势力可畏的权力精英”。“集团”一词,源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著名概念“关陇集团”,其优势在于“可涵盖精英人物多方面活动,不受限于专史研究的视角”,亦突破过去对单独个体或单一群体的研究,而以相对整体的视野进行考察。(《动员的力量》1-2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

  提起张謇、基督教青年会和复旦大学,大家也许分别想到的是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基督教会有关青年的组织以及今日中国的顶尖高校。前述这些大致不错,但如果我们以上海五四运动的视点观察,则会看到这三者间迥异于前述的面相和关联。如所周知,五四运动起源于北京,但真正使之扩大为一场波及全国的大事件,甚至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在上海发起三罢(罢工、罢课、罢市)之后。针对这样一个近乎“常识”的公众认知,作者提出本书的核心问题:五四运动何以在上海造成如此轰动的影响?

  前人的研究(如周策纵、彭明等人的经典研究)在涉及上海的五四运动时,一般只是比较笼统地说,在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召与努力动员之下,上海各界纷纷对学生产生同情,最终形成波及社会各个领域的五四爱国运动。但问题在于:学生如何在短期内实现迅速动员,如何推动学、教、商、报各个行业以及广大市民阶层都投入这场爱国运动中?换言之,推动上海学潮兴起和蔓延开来的“动员的力量”来自何处?作者认为来源有二:一是东南集团本身的强大影响;二是基督教青年会在组织层面对学生运动的影响。

  在“前言”中,作者主要交代了“东南集团”这一概念的界定及相关思想资源(即陈寅恪的“社会集团”研究方法和瞿宣颍有关掌故学的论断),也对既有的五四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作者认为,“未来五四研究的突破之道,必须借助上海史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揭示出本书的写作方针,即突破后设的以国共两党为中心的革命史观,将视野集中于活跃在上海的各界精英所形成的“隐性政团”。同时,注重从组织和人事两方面考察发起五四学潮的重要组织——上海学联。本文将通过东南集团、青年会、复旦、上海学联这四个关键词来展开评述。

  一、弱国的武器:商战与抵制运动

  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是以一次次败仗逐渐展开的,尤以1894年甲午一役败于东邻小邦日本,影响最为深远。以军事而言,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军力量的全盘覆没。军事失利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反思,倾向之一即为曾国藩、薛福成等洋务派官员由商鞅“耕战”思想转化而来的“商战”理念。然而,这一说法早先还不过停留在提倡阶段,只有到了郑观应系统论述“商战”时,商业在中西竞争中的意义才被提升到“立国之本”层面(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98-208页)。

  对一个军事弱国来说,商战大概是不得已的抵制之举,这一多少由无奈催生出的理念,却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影响深远:就积极层面而言,至少在某一时期使得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就消极层面来讲,尽管无法通过“硬实力”来捍卫国家的尊严,但这种消极抵抗至少一定程度上保全了国家利益,比如1905年因美国《排华法案》而掀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和1915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抵制日货运动。后者恰与五四上海学潮的扩大有着深刻关联。

  1919年上海的学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出现“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局面,与东南集团的前辈郑观应所提出的“商战”理念有莫大关联。东南集团的成员横跨教、政、商、学、报,“要角”是“江苏省教育会的张謇、黄炎培、沈恩浮,青年会的余日章,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李登辉、朱少屏,江苏省实业厅的张轶欧,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聂云台、穆杼斋和穆藕初兄弟,上海银行工会的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徐寄庼、徐沧水,《时报》的狄楚青、《申报》的史量才、《时事新报》的孟森、张东荪等”(31-32页),其中的领袖人物是“状元实业家”张謇,首席谋士是张之洞曾经的高参赵凤昌,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北方阵营关系良好。

  早在晚清时,张謇等人的“实业救国”行动即是对“商战”理念的实践。美国1905年颁布排华法案之时,东南集团曾短暂地发起过抵制美货运动,此后,随着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的美国各界对中国社会建设的热切关注,尤其是美国主动退还庚子赔款后国民外交的开展,东南集团与美国政教商诸领域精英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中国、日本之间不断发生的政治争端与商业竞争,使得东南集团对日本愈加反感。此外,东南集团不少重要人物如聂云台等都有留美背景。于是,这一集团逐渐形成了“联美制日”的策略传统。有趣的是,聂云台正是最早提出“商战”理念的曾国藩的外孙,其母为曾氏最小的女儿、晚号“崇德老人”的曾纪芬。

  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工、商两界的支持,除却工商巨子的爱国热情和报界的鼓吹之外,更重要的是亦符合东南集团“联美制日”的政策取向。其实,报界的鼓吹本就是该集团主动介入的结果。

  从行动基础来看,1905年的抵制美货、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无疑都使得东南集团成员对“运动”和“抵制”积累了丰富的行动经验。而思想准备方面,作为江苏省教育界绝对掌控者的江苏省教育会不仅确立了“五九国耻”纪念日,更是通过制度规定推动下属各校的国耻教育。换言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仇恨可谓早已深入江苏学子记忆深处,并非到1919年5月4日之后才突然产生。而后续围绕国耻的一系列演说、宣讲活动更是直接培养了学生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毋宁说,这一系列行动正是上海五四学潮的先声。

  由于工商业巨头的参与,也才使得上海的运动不止受一时情势所激,而是在“商战”呼声中演变为持续性的抵抗。五四运动风头正劲之时,在时任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的聂云台倡议下,主要目的在于与日本争夺市场的大中华纱厂应时而生。而以大来集团为代表的美国势力,则通过《大陆报》等刊出其对中国事务的看法,核心即是“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加强中美合作的建议”,时间是1919年6月5日。这一天,正是上海罢市的开始之日。如此时机提出这样的建议,其意图可想而知。

  二、潜在的影响:青年会与上海工团

  上海学潮与北京学潮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具体表现为学生罢课之外的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上海学联及全国学联的先后成立为学生罢课提供了条件。可是,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顺利实现的背后,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工商业界与教育界的合作,乃至促成前者对后者全力以赴的支持,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如果将视野放在五四之前,我们会注意到,在上海所在的东南区域形成了三个重要的工团群体,分别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寰球中国学生会、江苏省教育会。表面看来,三者似乎并无关联,倘若从利益群体角度细加观察,则不难发现内在联系。站在它们背后的利益群体分别为:美国教会与商业团体、归国的留美精英与华侨,还有以张謇为代表的东南士绅。从历史渊源来看,江苏省教育会下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黄炎培参加游美实业团在美国考察职业教育后的收获,代表着对美国职业教育理念的认同,而它所发展的职业教育又是联结政学二界的重要纽带,为企业培养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同时也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当时工商学界的重要领袖聂云台、穆藕初、李登辉等人本身就有欧美留学背景,也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往来,通过参加美国人举办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星期六俱乐部等团体,强化了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此外,华人精英皈依基督教,如崇德老人在侄子的影响下与聂云台兄弟受洗,“成为了中华青年会最知名、最坚定的支持者”(156页),以及余日章等留美学生出任青年会负责人,都显示出基督教青年会和社会上层精英、留美学生之间的紧密关系。

  陈书通过对这三个集团所属群体的组织构造、人事班底和动员能力的考察,发现各个团体的董事名单高度重合,如黄炎培、穆藕初、聂云台、余日章、李登辉等人几乎出现在各大组织的董事名单或捐款人、募捐人名单上,亦即在上海各公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重叠交织的人际网络。而且,各个集团都采用十人小组形式来组织捐募,这一形式的起点是基督教青年会,相似组织构造的背后是有意的学习和模仿。如果说前述两项都是比较静态的考察,那么,横跨各个团体的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红十字会征求团能够在短期内动员社会各界慷慨解囊,最终募集十万多巨款这一案例,则在动态层面显示出这一团体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此不难发现,以寰球中国学生会、基督教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等为代表的工团,早在五四前夕就在东南地域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具体表现为各种募捐活动的成功举办。通过以募捐为代表的各种公共行动的不断“运动”和广泛动员,上海各界在“静默”中完成了“五四运动”的“暖身”。这一“静默”的深处,则是上海各工团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潜在影响之下实现的组织革新和蜕变。正是基于这样的组织基础拓宽和社会动员能力提升,“大规模的城市运动随时破茧而出”(267页)。

  三、遮蔽的历史:李登辉与复旦大学

  在校友私下的闲聊中,复旦大学的形象大概是民间校训里的“自由而无用”(并无贬义,参见曲卫国教授2019年6月17日在复旦外文学院毕业典礼上的相关发言)。若将视野转到一百零三年前的“五四”现场,复旦这所当时的私立大学诚可谓“自由而有用”:一方面,它与公立高校南洋公学和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这两所沪上名校携手主导了上海的学潮,另一方面,又与两校联合推动了领导学潮的上海学联建立,进而以上海学联为基础,倡议建立全国学联。而且,这些组织和活动都是以复旦学生为核心来发起与运作的。正如北大与蔡元培、南开与张伯苓一样,复旦之所以在五四期间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与时任校长的李登辉先生的支持及其一贯的教育密不可分。然而,时至今日,不仅复旦与五四的关系已经鲜为人知,即便李登辉校长对复旦的影响亦隐没于历史的河流之中。

  之所以如此,有着种种复杂原因。首先,李校长因为个人理念,拒绝学生为他作传。他常对学生说:“Man much able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 why should I leave any?”翻译过来就是,“许多比我能力强的人没有留下记录,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录呢?”(288-289页)其次,李校长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加之1922年以后复旦学生因为政治理念对他有所抵触,他的形象随即日渐模糊。除却这类个人原因,还有政治因素。当年参加五四的复旦学生有一部分(如程天放、吴南轩等)加入了国民党,瞿宣颍还做了“落水文人”,校董会的部分成员也亲近国民党,这些人物自然在1949年以后的五四叙事中被逐渐遗忘。此外,还有一点原因:出于保护当事人安全的缘故,当时沪上报刊的相关报道中,重要人物的姓名都被尽量隐去了。

复旦大学首任校长李登辉

  陈书通过对当时和后来人种种记载和叙述的爬梳,以及对李登辉人际关系网络的考察,重现了李登辉校长在五四运动中给复旦学生的具体指导。不惟如此,陈书还揭示出,基督教青年会、上海的报业和华侨等团体如何为学生运动提供各种实质性支持,使得上海的学生运动不仅可以持续下去,还发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此外,陈书对复旦校董名单的考察中,再次闪现东南集团的身影。以复旦学生的家庭背景而言,既有南洋华侨子弟,也不乏东南名流后辈,如聂云台家族有九位成员就读该校,其中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寅恪(曾、聂、陈、俞、瞿这五大家族之间有着姻亲关系,参见365页)。1919年“五四”之前,复旦大学内部多样的学生团体活动、每年的国耻演说以及相关的社会宣传活动,也锻炼了复旦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这些都使得复旦学生在后来的学潮中可以发挥中坚作用。

  1922年,作为校董的聂云台在复旦毕业典礼上回顾五四运动时,提到了“复旦精神”和复旦师生的卓越表现:“五四学生运动,贵校首先响应,得到李校长赞助及指导。在他主持之寰球中国学生会,先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六月中,又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学运,达到北京政府开去亲日阁员之目的,复大学生居于领导地位,功不可没。这种放弃小我而为国家社会谋利益的精神,是谓复旦精神。……希望诸位毕业同学珍重前程,发扬不自私的复旦精神。”(405-406页)聂云台的发言,无疑道出了时人对复旦师生的观感。而聂氏所说“放弃小我而为国家社会谋利益”,不惟李登辉校长和复旦学生如此,他对自己及其家族在上海五四学潮背后所起重要作用的有意“忽视”,亦属此类。立乎今日,以视畴昔,这种无私的精神不能不令后来人生出敬意。

  四、五四的飓风:学联与学潮

  东南集团首席谋士赵凤昌的独子赵尊岳曾就读于南洋公学,他为母校于五四期间创立的《南洋周刊》所写的祝词中说:“民国之则,责于国民,昭然成理,则有今岁学生集义之举。夫学生将以挹教育受实学,俾为起衰开创之赀者也。学初未蒇,国将先堕。争危砥柱,宁可后时。卒之临风一呼,举国援响,曩之辱国自肥者,襆被去位。远寄使命者,折冲樽俎。凡此国民可沐之恩泽,均一一自学生图成之矣。申而衍之,可以革故鼎新,摧枯拉朽,中兴民国也。”(496页)赵文如实地点出了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强烈的国民意识与对国家的使命感。而在上海,这一进程并非始于学生,从学生组织起来到发动运动之前,尚有一次“国民大会”的召开。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爆发后,为响应北京国民外交协会的号召,声援被捕学生和反对卖国外交,黄炎培等人决定将江苏省教育会所定“五九国耻”纪念大会提前,以示团结,于是乎方有“五七国民大会”的召开。上海的“五七国民大会”也是“五四”发生后全国唯一成功召开的国民大会,原因是江苏省教育会先行征求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的同意。顺带一提,此后上海尽管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三罢”运动,但各项活动大抵在法律范围之内,并因之未与行政当局产生激烈冲突。

  领导上海学潮的核心组织上海学联成立于1919年5月11日,反而晚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但前者并非是后者的自然展开,相反,鉴于国民大会召开时的混乱和政客可能混迹其间的危险,学生决定另行发起组织。相关准备工作,实则与上海国民大会的筹备几乎同时进行。

  民国时期的复旦僻处沪西,并未在第一时间获知五四运动发生的消息。还是时任《民国日报》主编,亦是复旦教员的邵力子在5月4日深夜将这一消息带给了复旦的学生。当夜学生就进行了初步商议。5月6日清晨,在邵力子敲响的校钟的急促钟声里,复旦学生推举瞿宣颍为主席,召开学生大会,商讨相关问题。核心内容是联合各校学生通电北京,营救被捕学生,并联系沪上各校的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5月6日晚,沪上各校学生就向北京政府发出“上海各学校学生全体公电”,重申山东问题,并声援北京学生。该电由当时沪上三十二所学校及留日学生救国团联合署名,前三所依次是上海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

  上海学联筹备会议伊始,复旦出席筹备会的核心人物是瞿宣颍、何葆仁、程学愉(后改名“天放”)和桂勖刚四位,瞿氏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在8日下午召开的上海学联第一次预备会议上,主席换成何葆仁,程学愉任临时书记(复旦的中心地位于此可见)。会址位于复旦校长李登辉担任会长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地处租界。上海学联最终于5月11日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会长是复旦大学的何葆仁,宣言由复旦学生瞿宣颍起草。

  第一届上海学联,不惟主席出自复旦,各部门要角亦多为复旦学生。在上海学联成立后,各校也相应成立分会,其宗旨除却赞同上海学联宗旨之外,主要在于养成学生的自治能力。而所谓各校分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产生,并非凭空建立,大多基于各校原有团体。而在很多高校,其固有团体中最活跃的即属“校青年会”。其实早在五四之前,上海各校的“校青年会”就已组织学生广泛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以服务社会。尽管基督教青年会有不涉政治的原则,但青年会自身的存在和一系列活动都对上海学联,乃至与之结构相似、人员部分重合的全国学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会的各种社会服务无疑锻炼了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与组织能力,而青年会组织的既有结构和章程也为学联的建立提供了参照。更不用说寰球中国学生会本身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却青年会对上海学联组织成立的影响外,上海各界精英亦对学生运动有多方面的影响。从具体人事来说,部分学校尤其女校的代表本身就是教职员(女校一般由教员和董事参与引导,如民生女校代表任矜苹),参与的学生也多数都是沪上精英的子女。从财务来说,除却市民的热心捐助外,聂云台、穆藕初等工商巨子亦慷慨解囊。宣传方面,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和受江苏省教育会影响的《申报》亦对学生运动多有报道。更不用说李登辉等老师辈在具体行动策略和方法上的指导以及美国律师的义务服务。当时亲历上海学潮的学生李玉阶后来回忆:“老实说:我们这群天真无邪的青年负责学生,……都是初出茅庐,未见世面,经验有限,安能担当中国历史上这样空前的救国运动的重任。我们当时深恐走错一步影响全局,幸承各方相应爱国运动……史量才……聂云台……黄炎培……穆藕初……从旁协助,共商大计。……及今思之,当时苟无者许多老成持重的爱国长者筹划指导,其后果将不堪设收拾。”(571-572页)总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五四学潮,深深扎根于东南社会的脉络之中。

  五、尾声

  结尾部分,陈书再次强调了东南集团、青年会及两者结盟对上海学潮的影响,并进一步强调,在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组织方式传入中国以前,基督教青年会在组织和信仰层面所存在的优越性。陈书认为,“1922年以前,上海上流社会及学生群体的影响,值得研究者认真考虑”(580页)。在考察上海学潮之外,作者亦提出“弄清楚当日上海社会结构形态”的想法,并指出东南集团的核心关切是“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之路”。最终,陈书提出经验性的认知:“任何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必有赖盟友支持,更需要大量经费援助,学生运动绝不例外。故此我们可以说,不受外力支持而定大规模学生运动,大概从来不曾出现过,只存在遐想之中。”(583页)

  就内容而言,本书勾勒出作为整体的东南集团对上海社会的全方位影响,以及该集团企图通过社会改良来促进政治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青年会与英美商人则提供了组织经验、财政资源及理念;五四上海学潮的背后,是“深深扎根于东南社会”的上海学生,这正是“动员的力量”的来源。相比之下,北京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和当地社会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无法深入北京社会的各个层面去进行动员,也难以求得运动的援助。此外,通过考察各个公团的发起人董事会和募捐者名单,作者巧妙揭示出一个横跨政、商、学、教、报诸领域的东南集团人际网络。陈书的视野贯通晚清、辛亥与五四运动,通过追溯“动员的力量”,让我们在近代国家巨变的表象之下,看到历史深层的延续性。

  在史料方面,除却搜罗之详瞻外,作者对史料的辨析与采择更是相当精彩。第四章对复旦在上海学潮中的独特作用与校长李登辉个人经历及其人际网络的钩沉,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此外,陈书仔细辨识“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中被遮蔽信息的做法,亦启人良多。举例而言,复旦在五四历史中隐而不见,陈书指出这一情况的发生与史料的形成背景有关。具体说来,既有避免参与者受到迫害的考量,也有后来国共关系的影响与当日学潮发生时亲历者记忆的错杂等因素。而对基督教青年会历史作用的反思与发覆则是另一亮点。作者指出,早期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被“遗忘”与“掩盖”,与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之间存在关联。以个人管见,作者注意到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作用,除却其一贯敏锐的眼光之外,亦应与其家庭和基督教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关(详见“有涯斋自述”)。

  从论述来说,陈书基本上是以宏观讨论勾勒东南集团、基督教青年会与五四上海学潮之间的关联,但对东南集团内部的分歧以及复旦之外其他高校(如南洋公学)在上海学潮中的作用,则涉及较少。此外,尽管作者间或论及上海军政当局与东南集团和上海学潮之间的关联,并强调上海学潮运动始终在法律范围之内,但对行政当局的影响似乎缺乏足够的正面分析。大概限于论题,作者聚焦于上海学潮的核心场域——上海,而对东南集团所处的江苏省及其周边亦未有过多触及。

  作者在“前言”中最后提到,五四研究的突破及其困境应对,需要的不仅是角度,更是“尺度”的调整(时间、地域、人群)。毫无疑问,陈书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典范之作:以时间而言,贯通晚清与后五四;在地域方面,将整个东南地域纳入讨论视野;就人群来说,既包含东南集团内部代际之间的传承更迭,也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而统括这三方面的核心,是“东南集团”这一关键概念。恰如本文开头所说,“东南集团”概念的提出,灵感乃是来自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而“关陇集团”概念对中古史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学界有目共睹。“东南集团”这一概念将对近代史尤其是五四研究带来怎样的后续变化,不妨拭目以待。

  (感谢史华慈读书小组诸位同学有关陈书内容的交流,尤其是阮晓庆师兄在相关问题方面的提示与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