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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赴苏区的“摆渡人”

2022-06-21 来源:党史信息报 作者:董云飞

  此“王牧师”决非董健吾

  李德(德国人)由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李由上海进入广东汕头,再经大浦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与中共领导人会合。参加中国革命后,他与红军将士同甘苦、共生死,也是从始至终走完长征的唯一外籍战士。至于他到苏区的“摆渡人”是谁,至今扑朔迷离。据其自称,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姓王的牧师,久而久之,党史研究者推定姓王的牧师,即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的“王牧师”——董健吾。这是喜剧性的误判。笔者是董健吾之子,近期获此信息,感到是为蹊跷,自觉担当这件“悬案”的“志愿者”“责任者”,参与查证,厘清真相。

  为郑重起见,笔者买了一本李德撰写的《中国纪事》细嚼慢读,果然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李德在另一段记述中说:“这里附带说一下,1937年,我在延安又见到了他在中央新闻部门当翻译,另外还担负一些保卫和联络任务……”这样看来,李德所见姓王的牧师(后来加入共产党),决非董健吾,因为董此时此刻正在上海进行抗日活动,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淞沪特遣支队,担任情报室主任。

  会不会“浦冠董戴”?

  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后,董还会同国民党海军将领欧阳格策划炸伤日军“出云”舰。那时正是1937年8月16日,第二天此消息刊登于《申报》。董没有分身术再在延安任职。再说1933年,董在上海还有很多重要任务要承担,比如护卫养育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参与营救陈赓等等,党组织不可能派他去做“护送”工作。

  既然护送李德的不是董健吾,那么是谁呢?据笔者所知,党内知名度较高的有两位“红色牧师”,另一位就是浦化人。浦、董的经历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同在圣约翰教会学校求学,英语极好;毕业后同当牧师,同弃教从军,入冯玉祥军队,同在那里秘密参加共产党,同被“礼送”出境,同在上海“互济会”、中共特科工作,他们常被党内外人士视为一人。

  《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一度被认为就是浦化人,就连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再版的《西行漫记》,也解释“王牧师即王化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执行委员”。而真正的“王牧师”董健吾因受“潘杨案”株连,身陷囹圄,全然不知。

  幸亏斯诺1960年来访中国,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相见寒暄后,斯诺提出见见“王牧师”。虽然毛主席一口允应,但不知道王牧师是谁,还是周总理提示:会不会是浦化人同志,你记得吗?在一次国庆招待国内外贵宾的宴会上,你我步经外宾席,有一位老人正在用外语与外宾交流敬酒,我欲与你介绍此人的身份,你摆摆手说认识,戏称“牧师同志”“老朋友”,上前握手。接见后,浦老斩钉截铁告知“王牧师”乃董健吾也。这不仅搞清了真相,还为董健吾重出江湖作了历史见证人。现在看来,以往有过“董冠浦戴”,难道如今不会“浦冠董戴”吗?

  浦化人就是护送人

  对于浦化人是李德的护送人这一推定,要充分论定,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比如浦化人是否化名姓王;是否1937年在延安工作;是否到过汕头,去干什么,这些很难查证。两年多来,笔者虽然已是米龄之人,多次生病住院,但还是依靠晚辈断断续续到处查证。在“云端”、图书馆、档案馆、党史纪念馆寻寻觅觅,功夫不负有心人,基本查证清楚。

浦化人

  其一,浦化人曾用名王养三。其二,1937年他确实在延安新华社当社长兼翻译,1941年担任晋冀鲁豫高级法院院长。第三点是最难查的,也是费时最长的,我找到浦老去过汕头的踪迹,是在他的家乡、无锡革命陈列馆收藏的《无锡人物》中的一篇文章——《从牧师到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浦化人》,看到了令人兴奋的、珍贵的几行叙述:“在上海工作期间,担任济难会的翻译、会计,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开展工作。有一次党组织派他到广东汕头和苏区附近开展工作,这时,儿子浦维逊早已在汕头一家党开设的大药房做地下工作,浦化人来到汕头,以革命为重,把个人事放到一边,即使来到药店附近,他没去药店与儿子见面,只与药店负责人(地下党员)在旅馆谈一谈,在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后,连夜赶回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浦化人奉调去延安。”

  根据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藏史料,浦化人的儿子浦维逊工作的药房,原来就是党在汕头的交通站。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果断命令,对药房停止作用,改为备用,并启用华富电料行为交通站。由此,上海党组织派浦化人护送李德到苏区的原因不言而喻。

  浦化人是家父的革命引路人、入党介绍人,家父则是浦在遇险时的报警人和营救人,两位“红色牧师”患难与共,恩恩相报,不是兄弟胜似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