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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里的红色觉醒,包惠僧忆新老渔阳里

2022-04-24 来源:党史镜报

  旧时的上海,环龙路与霞飞路上有两条弄堂,都叫做“渔阳里”。

  “老渔阳里”

  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号)

  老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初到上海时的住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此成立,它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渔阳里”

  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新渔阳里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567弄,位于黄浦区北部,雁荡路、思南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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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渔阳里位置示意图

  新老渔阳里之间,原本有条小路贯通其间,陈独秀、俞秀松等都曾在这条小道留下深深的足迹,这条路被后人称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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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1894—1979年)

  1920年,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书记

  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1922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1年1月,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准备到苏俄留学,由武汉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后因去苏联海参崴的航路中断,加上经费困难,未能成行。随后,他留在上海参加上海党组织教育宣传工作。

  1954年3月17日,包惠僧在上海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写了《勘察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勘察纪念馆后的补充记录之一——新渔阳里六号》等文章,其中回忆了新老渔阳里发生的党史往事:

  老渔阳里2号,原是陈独秀的住宅,在1920年春夏之交共产党临时中央成立时,魏金斯基(Voitinsky,也有译成威基斯克,中国名字吴廷康)和杨明斋同志常到这里来。在商量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初,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张东荪等曾到这个地方开过座谈会。在陈独秀没有去广东以前,这个地方是经常集会之所。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约,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时间在1920年冬)后,这个地方即很少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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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阳里2号今貌

  我是1921年1月初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此时是李汉俊代理书记。所谓临时中央,只有李汉俊一个人唱独脚戏。我到上海以后,住在新渔阳里即现在的铭德里(北)廿六号(即现在的6号)。汉俊留我在中央工作,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我和杨明斋任正副主任。我们党的集会是在李汉俊家里的时间多,在沈雁冰家里也开过会,我还记得通过沈泽民同志入党的一次会是在沈雁冰家里开的。当时我们的通信处,主要的是旧法租界大自鸣钟对过新青年发行社苏新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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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苏新甫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同乡,他是《新青年》的经理。我在武汉负责向各书店学校接洽发行《新青年》,所以我到上海苏新甫请我吃饭,有李汉俊、陈望道、高君曼(陈独秀的爱人)作陪,吃饭的地点是四马路一个菜馆。吃完了饭李汉俊、陈望道同我一路到民国日报馆访邵力子,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邵力子。

  渔阳里2号楼下统厢房陈望道住过,楼上亭子间李达住过。李达此时正在同王会悟恋爱,是火一般的热。某次开会(党员会)才遇见他,他每次开会都带着王会悟,王会悟总是一个人坐在我们开会处的门外。李达叫王会悟是“半个人”,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算半个人,爱人是半个人,两人合起来才算一个人。这是他自己说同爱人分不开,一时传为笑谈,当时也有些同志学李达叫自己的爱人是半个人。

  楼下的堂屋是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统厢房前半间有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桌,有几把椅子,也有几张凳子,没有什么红木家具。楼上的统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是陈独秀的书房,书柜书架,堆满了书,排列在东北二方。靠南的窗下有张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张小圆桌,圆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张。我记得家具都是很普通的,并不是什么红木家具,不过照乡下人看起来,说是假红木的家具也可以。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是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因为我到他们卧室去的次数不多,详细情形记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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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在1921年中秋以后重阳以前,马林要陈独秀回上海再商量党的工作方针,中央派我到广州接陈独秀,我们一路回沪。没有好久,渔阳里2号被法国巡捕搜查,陈独秀被捕,同时被捕的有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和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我们被捕到巡捕房约有3小时之久还没有承认是陈独秀。后来褚惠生也被捕到巡捕房来,我们正在技术室取我们的指纹,褚惠生一到我们的身边就说:“仲甫呀,我刚到你家里就被押解进来。”陈独秀始承认他是陈独秀,他当时向巡捕房说:“一切我负责任。”他要求释放他的爱人和我们,没有得到准许。于是我们5人一起关了监。高君曼1个一间牢房,我们4个一间牢房。我们与高君曼紧隔壁还可以说话,我们还做了一套口供。独秀因为有几件重要文件在抽屉内,他懂法文,也懂一些法国的法律,自己料想必然要判六年至八年的监禁。第二天,在会审公堂审讯,高君曼准保释,她出去了,我们还押,又过了一天陈独秀也有人来保出去了。我同杨明斋、柯庆施3人,整整关了4天才有人来保我们出监。出监以后才据陈独秀说马林有两封重要的信在书房写字台抽屉内,抽屉打开了,东西翻得很乱,这两封信没有被发现,真是侥幸!

  自从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房子里被捕以后,打了官司,罚了款,罪名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所有取件的保证金(好像是二千元或是五千元我记不清)和罚款都是马林拿出来的。因为这一场官司,打开了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僵局,他们的意见接近了,主要的问题是:(1) 党不直接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2) 开始由马林向孙中山接洽,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即所谓国共合作)。

  新渔阳里六号(当时的号数我记得是廿六号),是1920年春,杨明斋同威基斯克(即魏金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建党时租定的房子。哪一个月起租的,不清楚。是杨明斋经手租的。当时,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后来还办了一个外国语学校。学校因为没有立案,也没有挂招牌。它成为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和一些半公开活动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即在此处,书记是俞秀松。1921年1月间,我带着武汉的3个青年团员马念一(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改名马哲民)、丁勒生等到上海就住在这里。通讯社、学校、青年团都是党的事业。当时李汉俊代理临时中央书记,由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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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外国语学社”为招牌的新渔阳里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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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社学员

  我到上海后,李汉俊在临时中央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指定我负责,杨明斋任副职。教育委员会主要的任务,是选择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送莫斯科留学。团员约有20余人,也有几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约在4月间送了十几个学生赴莫斯科,我记得的如刘少奇、许之桢、傅大庆、罗觉(当时都是团员),还有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等。党的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如1921年“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是在这里召集。比较进步的报馆、学校开筹备会;1921年上海天后宫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的庆祝会,发了好几种传单,传单的草拟油印都是在这里办的。当时,我们还把上海的“五一”劳动节用“克里空”的作风点缀得轰轰烈烈,发了好几十封油印品到外埠的报纸、学校;由外埠的报纸又反映到上海来,起了一些鼓动群众的作用。“五一”劳动节过了约两三天,法国巡捕房检查了这个地方,来检查时我同李启汉(即李森烈士)、秀松均在此处。除了些新青年社的印刷品与一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书籍外没有什么,也没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所以没有捕人也没有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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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渔阳里6号今貌

  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此处还是我们的联络机关,我常到此处。我记得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也到过这里。这个地方要算是我党临时中央时代工作部。我同意李达的建议,新渔阳里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把这个地方作为青年团的原始组织来纪念,是可以的,作为是刘少奇、许之桢等在这里读俄文来纪念也可以,或者是作为是临时中央时代的工作部来纪念亦无不可。

  一直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中央在辅德里附近(好像叫新辅德里,部位似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旁十九号)租了两栋一楼一底的新房子。一栋是代理书记周佛海住,刘仁静也住在这里;一栋是张国焘住(算是组织部)。李达住在辅德里(算是宣传部)。这三处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后的中央工作部。新渔阳里六号是何时退租我记不清楚。在1922年,中央宣传部办了一个平民女校,是李达任校长,丁玲(蒋冰之)、王一知等都是平民女校的学生,是否利用了渔阳里六号,可问问她们。辅德里即李达所住地,丁玲、王一知也常往来,她们当也记得一些。

  渔阳里是上海红色文化重要地标,见证了党史上的诸个“第一”,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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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里:革命征程的起点

  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1920年8月,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致函各地,建议“组织支部”,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1920年春陈独秀南迁上海,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影响巨大的《新青年》编辑部即设在老渔阳里2号陈家。《新青年》杂志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9月,成立新青年社,这是共产党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专事出版发行《新青年》。改组后的《新青年》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

  创立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共产党组织成员不论年龄大小,都加入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建立团的组织,并经常与各地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实际上起到了发动和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团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干部培训学校

  1920年9月成立,设于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外国语学社的办学目的,一为掩护团的工作,二为培养党团干部,学生都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

  推动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家中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然后将译稿带到上海,由陈独秀、李汉俊校阅。

  创办《共产党》月刊

  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之际,出版《共产党》月刊。这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内部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的出版,在中国擎起了第一面共产党大旗,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泽东称誉为“旗帜鲜明”。

  成立第一个由中共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

  1920年10月,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共一大筹备之处

  1921年6月,李达、李汉俊以老渔阳2号为联络处,进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致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