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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与第一个“人民出版社”

2022-04-2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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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分书籍 (资料照片)

  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通常称为“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上海创办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由曾参与编辑《新青年》月刊、主编《共产党》月刊的李达负责。从此,“出版社”的名称正式亮相,并逐渐流行。

  成果卓著

  李达于1920年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后担任代理书记),在中共一大会议中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即中共二大会址)的寓所,成为人民出版社社址。

  此系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青砖清水外墙,鱼鳞状的黛瓦,门额有取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的“腾蛟起凤”四字;石料制成的门框两边为清水红砖壁柱,壁柱顶端点缀西式砖雕,厚实的黑漆大木门挂着铜环。李达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回忆:“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央工作部都只有三个人,次(此)后只有二个人”“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九种。由于受经费、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终这批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时间,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中译单行本等,还有重印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等,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等4种小册子;另外,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张小曼的《我的父亲张西曼》谈道:“1920年,父亲将自己从1918年开始翻译的由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出版了单行本”“以李达为首的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如今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和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都藏有1922年1月的人民出版社的第一版”。

  特色鲜明

  李达在主持人民出版社期间,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并入由上海迁往广州的新青年社。该社独立存在的时间虽不算太长,但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我国现代革命出版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当年的人民出版社具有以下特点:善于进行编辑策划,在短时间内便拟就“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这3套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尽管最终因受条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书籍;高度重视编译质量,在推出马列著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要求译文准确,译书工作主要依靠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党内同志(如李达、沈泽民、李汉俊等);及时打通发行渠道,既利用书店又依托各地党组织,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并达到不小的印数。

  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这样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