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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连环画作者的安置与救济

2022-01-19 来源:《上海学》 作者:田万通 邢建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在美术领域面临三个问题,如何引导画家们向新时代靠拢并改造自己的思想?如何继承绘画传统并转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如何帮助时代剧变中的画家们度过生活困境?这三个问题交错并行且相互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连环画作者的安置与救济,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连环画作者经过一定程度的学习培训,被安置进入出版社和相关文化单位,但仍有部分人因各种原因失业在家,生活极为困难,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济补助生活。对连环画家的安置和救济,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为连环画的繁荣兴盛奠定了一定基础。

  上海解放后,中共为稳定社会人心,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发挥其积极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基本采取“包下来”的方针,争取他们为人民服务。在美术领域,上海连环画家约有二三百人,1950年1月8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连环画作者联谊会”(以下简称“连作联”),截止到1952年登记会员248人。他们的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创作水平和收入状况大相径庭。在时代猛进和社会转型之际,这支庞杂队伍既需要改造旧思想,努力跟上新形势,又需要予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以更好地服务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1952年年初,上海教育界、文化界开始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清理。连环画界的思想改造涉及面广,包括思想改造、政治和文化学习、创作能力转型、就业安置和生活救济等。本文拟就连环画作者的安置、救济问题做一探讨,旨在观照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美术领域思想改造运动的举措及其成效。

  一

  上海向为连环画创作和出版的重镇,出版社众多,作者创作能力强,读者群庞大,但连环画内容低俗、出版印刷粗制滥造现象比比皆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推进,上海连环画作者的安置大致有三个去向:一是进入公私合营或者国营出版社,担任连环画画家或者编文创作人员,这部分人 员占到当时连环画作者总数的一半以上;二是进入其他诸如图书馆、文化馆、电影放映队等文化机构,从事与连环画创作半相关甚至不相关的工作,这部分人员数量相对较少;三是因为各种原因,如年老、长期生病或者技艺水平不高等原因未能进入工作单位,被迫改换行业,甚至失业在家,靠政府的救济补助生活,这部分人员 也不在少数。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对失业的国画、连环画工作者进行救济时,连环画工作者就有74人。

  以出版社为例,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存在着大量的私营出版社,据《出版史料》所连载的《建国初期上海书店、出版社情况摘编1—11》(简称《摘编》1988年第1期-1991年第1期)记载,连环画出版商约有110家。

左起著名连环画家赵宏本、汪观清、顾炳鑫、贺友直合影

  然而据上海解放后连环画业负责人黎鲁回忆:“1950年出席全国出版会议的上海47家专业连环画单位中尚有13家未列入《摘编》,所以,可说解放初经营连环画的单位绝不止110家,其中解放后新开办的私营连环画出版社不少于80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出现了一些改造后的公私合营出版社以及新建立的国营出版社,而这些出版社最后都被改造并入国营出版社,从而使得原来分散于各个私营或公私合营出版社的连环画作者,最终汇聚于国营出版社。

  根据解放初期上海市处理旧人员的史料所载,当时对于“一部分高级职员、特别技术人材为照顾全国影响及建设新中国之需要,加上本人要求受训者,由市府组织研究 班,政治上予以改造,以后分别录用之”在上海美协、市文化局的指导下,在1950年11月,连环画作者联谊会和市美协一起开办了“连环画研究班”,公开招生,第一期招40人;1951年9月第二期又招40人。1952年8月由文化局举办第三期连环画图画工作者学习班,学员162人,学习时间两个月。由美协的沈同衡及文化局的涂克先后任班主任,赵宏本为副主任,聘请了领导、学者和画家来授课,既讲政治也将业务,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认识和创作转型能力,学员中不少成为日后连环画创作的骨干。

  他们毕业后,经市文化局分派,在1952年11月有18名学员(见表一)分派到新美术出版社,一部分分派到各省作为当地的创作骨干,一部分仍分派至各私营单位,二三年后又加入了新美术出版社的编绘干部行列。截止到1952年11月,新美术出版社已经吸收了53名改造后的连环画作者。

  表一:第三期连环画研究班毕业学员分派至新美术出版社人员名单

  1953年至1955年随着更多的私营出版社的并入,三年内一起随同并入新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作者有69人(其中1人由上海美专转来,1人为转业军人),到1955年12月为止,已发展到具有21名编文及文字编辑,79名连环画、装帧设计人员及美术编辑,13名摄影编辑,1名编务干部这样一个庞大的编辑部。1956年新美术出版社合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后,又吸收了端木勇、李枫、李志平、胡水萍等人。当和新美术出版合并之后,加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原有编文及文字编辑4人,专业绘画干部9人,成立了两个编辑室,一为连环画文字编辑室,全室27人;一为连环画创作室,全室93人,上海人美成为全国最大的连环画出版机构。上海人美因连环画创作人员众多,力量强大,号称一百零八将。

1960年6月29日上海中国画院成立纪念合影(汾阳路)

  由上述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初半数左右的连环画作者在被改造前供职于私营或公私合营出版社,在改造出版的过程中,随同各家出版社一同并入国营出版社从事连环画创作工作,成为连环画作者改造后的最大去向。

  再以其他文化机构为例。除了上面提到的国营出版社是改造后连环画作者的主要去向,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是被分配到政府的其他文化机构,从事着与原职业半相关甚至是不相关的工作,其中包括诸如文化馆、图书馆甚至是电影放映队之类的单位。

  1.文化馆

  上海解放后,开始建设大量的公益性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文化馆就是其中之一。“根据中央与华东文化部指示,准备今年内在本市重点建立市级文化馆四所,即曹杨新村文化馆、洋泾、徐汇两区文化馆与卢湾区儿童文化馆。另辅道区人民政府建立区级文化馆二所至五所,其中江湾、新泾两馆业经确定,尚有普陀、江宁、长宁等三区,正拟提前建立。”

  然而政权初建,百废待兴,大量的复兴与新建工作造成了工作人员严重缺乏。上海市文化局向上级报告,急需文化馆干部100人,在“储才备用”计划中提出,除准备临时训练培养150人外,拟在连环画学习班中吸收结业学员20人。“明年度开始后,各区文化馆即须普遍建立,需求即广,如非储才备用,势必临时周章。且文化馆工作,图画宣传亦属主要业务,干部中须具有擅长绘事技能,每馆至少二、三人。”

  文化馆的用人需求,使改造后的连环画作者群体得以有了另一个去处。人事局复函同意了文化局所请,“你局(文化局)拟在连环画学习班中吸收结业学员二十名作为今后文化馆绘图布置人员,并即行分派至各自进行建馆的准备工作一事,我局同意。”

著名连环画家赵宏本高级知识分子登记表

  1952年11月4日,文化局先行吸收了17名连环图画工作者学习班毕业学员进入文化馆工作,但其中王敬煜未服从分配,故而最终只有16人(见表二)得以进入文化馆工作。据估算进入文化馆工作的连环画作者,约占全市连环画作者的15%。

  表二:第三期连环画研究班毕业学员分派至文化馆人员名单

  2.图书馆

  1949年6月16日军管会市政教育处接管旧“上海市立图书馆”,1951年2月更名为“上海市人民图书馆”,是上海解放后首家市立公共图书馆。从1952年至1956年,上海市文化局先后接办了私立合众图书馆、鸿英图书馆、明复图书馆、上海儿童图书馆等,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改建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和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解放前就已成为上海连环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沈曼云,在连环画的创作与绘画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他熟悉历史掌故,擅画武侠等古典题材,但这时大家都要画工 农兵形象,他因跟不上政治形势,在创作上也没有写实的素描基础,即使费了极大心血,也让人感觉造型生硬。学习班结束后,他被分配进图书馆从事美术工作,后又转到文化馆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初有关连环画的档案

  同期被分配进入图书馆工作的连环画作者,还有1952年8月由市文化局举办的上海连环图画工作者学习班的21名毕业学员,包括另一位连环画名家赵三岛,“属局(文化局)因工作需要,已由上海连环画工作者学习班结业学员中吸收二十一人(见表三)参加人民图书馆任助理干事工作。查该学习班学员原为旧连环画工作者,经政治及文艺思想教育及启发交代历史后,对他们的思想情况及政治情况有了初步了解,而该二十一位同志在学习期间表现较好,并有一定工作能力。”这部分人约占到当时上海旧连环画作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少些。

  表三:第三期连环画研究班毕业分派至人民图书馆人员名单

  3.电影放映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文艺管理部门根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强了对观众的意识形态宣传影响。为充分发挥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对电影放映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一方面对市内原有的影院进行接收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着手建造工人聚集区电影院。鉴于建造设施齐全的电影院耗资巨大,同时又必须满足工人和市民的文化与精神需求,不受地点限制的可流动的电影放映队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共有电影放映队13支,其中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组建和领导的5支,团市会组建和领导的2支,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组建和领导的2支,私营放映队4支。1951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正式成立电化教育工作队,下设幻灯工作组、广播工作组和电影工作组。电影组成立后,陆续从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和基层工会抽调大批骨干,组成了7个产业工人电影放映队。但是,这些电影放映队主要在市内针对工人放映,只是偶尔才到郊区给农民放映。针对这一情况,1951年4月,上海市文化局开始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文化局面向社会招收了15名青年学员,组成5个放映队,开设电影放映训练班。

  1952年11月份,由上海市文化局举办的上海连环画图画工作者学习班结束后,文化局去函上海市政府请示吸收5名毕业学员进入电影放映队,随后就得到了复函批准。“属局(文化局)拟从连环画工作者学习班结业学员中吸收马福顺、陈伯鸿、邱如炎、钱爱鉴、李良五位同志参加电管处电影放映队为学员。该五位同志原是连环画工作者,学习期间表现尚努力,其政治及历史情况经审查后都较单纯。属局拟于吸收后先予以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及业务训练,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及工作能力,使适合于新的工作岗位。”从目前掌握的档案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改造后进入电影放映这项行业的连环画作者,仅有这五位。

  此类经改造后得以进入文化机构工作的连环画作者的总人数为42人,占到当时连环画作者总人数的六分之一,虽不如进入出版社继续从事连环画创作的作者人数多,且分布较分散,但作为连环画作者整体的一部分,他们的去向同样不可忽略。

  二

  因为一些连环画家政治上、历史上的原因,或者自身的消极隐退,加上一些人水平低下,无力转型跟上迅猛发展的政治形势,使一些连环画家无法进入政府文化机构工作。经济上的普遍萧条,也使求画者大幅减少,以画养画几无可能,画家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许多画家连几分钱一把的出口工艺扇,都要抢着画。画檀香扇的画家约有四五十名,水平稍逊的画家根本轮不到画檀香扇,最多画把白骨扇。当时在画家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画画锡箔钱,赔赔棺材钱,画多了累死,画少了饿死。”

丰子恺、林风眠、颜文樑等画家在画院鉴赏研讨活动

  不少人被迫改换行业,甚至失业在家,生活极为困难,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济补助生活,这部分人员也不在少数。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对失业的国画、连环画工作者进行救济时,连环画工作者就有74人。

  从前述可知,改造后得以进入文化机构工作的连环画作者约有162人,而剩余部分则散落在民间,1957年“尚有国画家二百人左右、连环画工作者七十余人没有固定工作(大部分系失业者……),其中三分之一生活存在困难。”“一月六日通知一百七十六个国画家,七十四个连环画工作者来本局听取有关救济的目的、方针和救济标准、方法等方面的报告”,因此可知散落在民间,尚有一定知名度的连环画作者人数共有74人,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相加,基本与“连作联”会员人数持平。这些人虽然名为自由职业者,其实大部分系失业者,没有收入,等待救济安排。其中个别连环画作者不得不改行,少数人由出版社不定期向其约稿,其他大多数都失业在家,生活来源几乎断绝。

  具体的说,需要救济的74位作者中,约有60多位完全失业,“上海的连环画作者,社会上有60几位,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水平并不高。以前,这些人的生活来源都是靠着私营出版商的稿费,但自54年私营出版社改造后,他们的生活很不正常。人美很少向他们组稿,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没有工作,有七、八个作者三个月一笔亦没画。”这个数目同时也在上海市文化局的工作报告中得到了印证,“本市现有失业连环画工作者60余人”,这些人“由于文化程度、绘画水平很差,缺乏创作能力,长期失业,家里衣物,当光卖尽,生活非常贫困。他们要求有关部门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立即予以救济。”

连环画《窦尔敦》

  上海市政府曾先后三次对他们进行了救济与补助。第一次是1952年有重点的救济本市连环画作者,由上海市文联拨款七百五十五万元(其中二十人给二十五万元,十七人给十五万元);(注:旧币)第二次是1957年1月对二十名(见表四)连环画作者进行救济补助;

  表四:1957年1月上海市政府救济失业连环画工作者名单

  第三次是紧随第二次救济补助之后,“我局认为失业的生活贫困的连环画作者的救济补助问题,是由民政局统一办理较为妥当,今为安定他们的生活,避免闹事起见,请市人委此转民政局统一办理救济补助事宜。附:失业连环画工作者需要救济之名单一份”

  随后1957年7月17日,上海市人委发函民政局,“同意文化局的意见。对本市现有的一些文化程度低、绘画水平差、缺乏创作能力、因长期失业而生活困难的连环图画者,民政部门应按一般社会救济标准予以救济。但对其中个别具有一定创作水平,因年老体衰或长期患病而生活困难的,可区别不同情况,予以适当照顾。希民政部门遵照办理。”此外,上海文化局美术处还打算在1958年对美术界再做一次救济补助,“1958年,尚须对美术界作一次补助……连环画作者,目前社会上也尚有60余人为自由职业作者,除部分创作能力较强的有经常的稿费收入外,有些人生活也不安定。所以1958年底,有必要对生活困难的国画、连环画作 者继续作一次补助。补助金额按照目前情况估计,约需人民币8000元,使用与1957年同。”

  相比于因故失业在家等待救济的连环画作者,有一部分自由职业者的境况是与之不同的。譬如张令涛、胡若佛在解放后虽未参加工作,但因水平高超,所绘制的大量古典连环画作品被各家出版社看中,生活是不愁的。相反,境遇欠佳者如邱以广,无从着落,为生活计不得不改行踏三轮车,自食其力。这些散落于民间的旧连环画作者,相比于那些供职于文化机构的昔日同行,显然是不够幸运的,他们之中除了个别人能够继续从事了连环画创作外,绝大部分人此后都与连环画创作绝缘,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加上日渐年老体弱、家庭负担重,其生活穷困乃至潦倒是可以想象的,更不可能创作出有质量的连环画作品。

胡若佛《花木兰》

  三

  上海地区针对连环画作者的思想改造,在第三期连环画作者研究班结业之后基本宣告结束,所涉及的二百多位旧连环画作者在改造之后的出路也已基本落定,超过三分之二的旧连环画作者进入政府文化机构,成为公职创作人员,领取固定工资。此外大多还有业余收入,为报刊、广告公司和其他宣传活动进行命题创作。

  画家们原本无处着落,现在有了组织,按月发给薪水,其创作热情、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收入待遇、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解放之前拼命工作也只在温饱线上挣扎,被授业师傅、出版商和书店老板欺压的情况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绝大多数连环画家是衷心认可思想改造的,如连环画家颜梅华回忆说:“整风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艺术家,不断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新中国的需要,当时,大家都认为:艺术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贺友直在其回忆录性质的《自说自画》一书中也提到,他在新美术出版社正式工作后,每月有104元的收入。当时这个数目,在知识分子中还算不上高工资,但与一 般职工相比已经优越不少。贺先生的家庭状况也得以改观,雇了保姆照顾两个孩子、吃穿不担心、租屋不欠租,还长期订了两大瓶牛奶,因此作者戏称“领了工资好比发了财”。而且业余时间他有“自留地”可种,经济上比较宽裕。

  汪观清回忆说,当时连环画每页作品可有12元收入,且因为发行量大,版税或稿费收入很高,远远超过一般国画家。“所以有能力在离出版社较近的五原路租下一套房子。那是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全屋铺设柚木地板,冰箱、家具一应俱全,楼下是花园,有一棵高大的宝塔松。房子每月租金90元,在当时,一般人住不起”。

汪观清作品

  也正是由于这些连环画作者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得以发挥。连环画、年画和宣传画因其快速、普及、价廉,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人美社“一百零八将”将连环画、年画和宣传画作为创作重点,着重反映新社会新气象,以及解放、土改、抗美援朝等革命题材,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宣传教育之重镇。那段时间,也可以说是连环画的黄金时代。而将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连环画作者,纳入到新的文化机构如出版社,加入到新时代的宣传教育创作中去,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事业辉煌发展的政治基础。

  除人美社外,上海相继设立美协、文史馆、中国画院、美术展览馆和工艺美术学校等专业机构,吸纳了不少专业画家进入其中,如颜文樑、林风眠、关良和朱屺瞻等均属文史馆员,吴湖帆、贺天健、唐云、谢稚柳等人成为中国画院画师,有的则集数种身份于一体,既是美协会员,又是画院画师乃至文史馆员,按月发给他们优厚的薪酬。

  专业画家并没有创作指标,但面临着创作转型的更大压力。他们竭力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西方的素描、色彩、造型加之中国画的笔墨线条,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人物、新风貌,创作出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经典作品,并从中涌现出不少成功转型的海派大师。

  就政治待遇和经济收入来说,连环画家比起其他画家更胜一筹。当时负责新国画研究会的白蕉已经认识到,“国画不能像木刻、漫画、年画、连环画那样能更迅速、更直接地配合政治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连环画家因为创作速度快,能够更加迅捷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尤其因为他们的作品更通俗易懂,价廉物美,为老百姓所欢迎,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鼓励,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认同,在经济上得到更高的收入,可以说让其他画家羡慕不已。至于后来连环画的衰退以及国画的转型成功,则是另一个值得探究的题目了。

吴湖帆作品

  但毋庸讳言,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连环画作者因为个人技艺水平、身体原因、政治转型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抓住时代大势而错失良机,失业成为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在国家对私营出版社改造完成之前,还能接到私营出版社的约稿而有所收入,能够聊以度日,但在1954年上海对私营出版社改造完成之后,这些人就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极其困难,甚至于变卖家产过日。在此情况下,人民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救济与补助,尽管并非是全面覆盖,也非长久之计,只是针对少数极度贫困的连环画作者实施了临时性的救济,而且救济所发放的钱物只能暂时缓解穷困情况,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经济来源问题,但仍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处于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团结和改造连环画家的意念。

  总之,在上海解放后,全国政治经济局势日渐趋于稳定,大力发展美术事业,充分运用好绘画等宣传武器为社会主义服务,团结、改造画家思想;同时帮助安置、救济生活困难的画家,稳定人心,成为当时美术领域的主要任务,而连环画家的安置与救济便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也取得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成效。

  (本文选自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现代上海研究》15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1月版)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原副馆长,上海市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档案系列职称高评会主任委员,研究馆员。上海市委讲师团“四史”宣讲团、党史宣讲团专家,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并曾在上海多所大学兼任教授和博士生、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档案文献与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研究,主持编纂和汇编出版档案文献资料多种。主编的《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与复旦大学合作)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个人著作有《外国文化名人在上海1919-1937》《话说中国1929-1937》《非常银行家——民国金融往事》《黄浦的夕潮》《车影行踪》《上海珍档秘闻》等,并在《史林》《探索与争鸣》《学术月刊》《民国档案》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田万通,男,1988年生,中共党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曾就职于上海理工大学,现于上海金山区世界外国语学校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