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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无罪!他们是上海救亡文化运动的爱国注脚与血性担当

2021-11-24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周紫檀

  抗日救国究竟有什么罪?如果无罪,请你们立即放人。如果有罪,那请把我们一起关押起来。

  句句铿锵!为谁而作?便是为“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7人因所谓的“危害民国”罪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非法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

  是“抗日救国”还是“危害民国”,是“无罪”还是“有罪”,让我们一同走进那段历史往事,在跟随上海党组织组建救国会团体,声援营救“七君子”,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找寻答案。

  1935年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上海,作为民众反日运动的暴风眼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云集地,具备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为此,即便是在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继续坚守在这座城市,积极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七君子”事件就要从这里说起……

  风雨如晦 君子敢为

  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上海文化界率先组织民众开展救国运动。1935年12月12日,由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等283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率先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随后,上海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电影界、职业界、学生界等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

  为更好集中全国救国组织力量、推动全国救亡运动开展,1936年5月至6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进步人士在上海组织召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60余个救国团体70多位代表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号召停止内战、宣扬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救国团体中设立党团或支部以贯彻党的意图,促使救国会运动向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别派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到上海了解党组织情况,并与救国会领导人取得联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救国会成立伊始,便因倡导“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诬陷打击、威胁恐吓、欺骗拉拢等。日军更视救国会为“眼中钉”,欲尽快除之。1936年11月8日,沪东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认为罢工系救国会煽动,故罢工一开始,日本情报机关便密切监视救国会的爱国行动。18日下午,日本驻沪领事受命找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抓共产党”“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镇压“大学的危险分子”,并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

图为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秘密逮捕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

  声援营救“七君子”

  “七君子”被捕后,救国会发起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活动,各地救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声明,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可以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没有因“七君子”被捕而中断,社会各界的斗争精神反而不断被唤醒。

  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通电明确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毛泽东就此事致电潘汉年和周小舟,《周恩来书信集》中记载了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声明。与此同时,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海外报纸《救国时报》持续关注“七君子”事件进程,号召海内外同胞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与不满,国民党当局充耳不闻。

图为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起诉书

  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下达起诉书。上海党组织和宋庆龄等救国会领导,同“七君子”商定,组成了一个有21位著名律师的强大辩护团,答辩状仅文字就2万多,他们在法庭上对起诉书中指控的各项罪名予以激烈指驳。曾任北京政府参议院参议员的资深律师刘崇佑做总结发言:“救国,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谁敢侵犯这种权利?”此话一出,震惊四座。6月下旬,胡愈之(胡愈之是声援营救运动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上海党组织给以积极领导和配合)等16人自带行李,来到江苏高等法院,喊出“如果爱国有罪,那么愿同七人同服爱国罪”的抗辩,发动了救国入狱运动,各界爱国人士深受鼓舞,纷纷要求入狱,为“七君子”获救造势。

图为1937年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在马相伯家合影

  与此同时,各地救国会以报刊发声,谴责国民党迫害爱国行为的罪行;青年学生则以罢课、请愿、游行的方式表达抗议;旅居国外的华侨、留学生纷纷发表通电支持爱国行为。社会各界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营救行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之存亡须臾不离。

  “联合抗日”深入人心

  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和正义呼声之下,国民党法院迟迟不敢贸然对“七君子”判罪。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形成。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获释出狱,“救国无罪”斗争取得胜利。

图为1937年8月2日《申报》《时事新报》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保释的新闻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救国会的历史作用: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可以说,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到了一定的中心作用。

  不仅仅是声援营救“七君子”,在抗日救亡大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人与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继续紧密团结,通力合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