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史海回眸 >> 正文

你所不知道的“密林女王”赵一曼

2021-11-23 来源:共青团中央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个粗瓷大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粗瓷大碗,是赵一曼烈士用过的。”

  这是小学三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一个粗瓷大碗》开篇的第一句话。

  赵一曼那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团政委。因为她吃饭用的搪瓷缸子,早就送给一个新战士了,所以通讯员在一次战斗后,把缴获的一个粗瓷大碗盛上满满一碗高粱米饭,送给了赵一曼。可是抗联部队几个月来都是靠野菜、草根、橡子面充饥,赵一曼觉得自己不能搞特殊化,就把高粱米饭倒在战士们的锅里,单独盛了半碗野菜粥。最后连这个粗瓷大碗,也送到七班当了菜盆。

  “红装白马红地盘”

  以上就是课文里的内容了,但问题是这个粗瓷大碗怎么到的军博,就要从赵一曼到珠河说起。

  珠河县就是现在的尚志市,以赵尚志烈士的英名命名,这里是抗联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极好。早在1930年,我党就在珠河就建立了县委。“九·一八”事变后, 党组织相继派出一大批优秀党员,来这里开展工作,发展组织,进行秘密的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1933年,赵尚志创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第二年游击区扩展到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人民革命政府(农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和群团组织也逐渐完善,珠河抗日根据地初见形态。群众自豪地称之为“红地盘”,敌人则说这里是“共匪的哈东乐园”。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誓词

  为了巩固和扩大游击区,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把优秀的领导干部,从城市抽调充实进来。这其中就包括了时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赵一曼,她先后担任县委特派员、妇女会负责人、铁北区委书记和抗联三军二师一团政治部主任。

  从哈尔滨到珠河,从工会的领导干部到根据地的基层干部,赵一曼脱掉旗袍,扔掉皮鞋,换上粗布棉袄,穿上乌拉草鞋,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白天帮老乡干活,晚上召集积极分子开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巩固农村阵地。不但群众工作有声有色,地方武装也发展起来了,仅道北五区农民自卫队,就编了23个队,有一千六百多人,七百多支军用枪支。省委巡视员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道北一般比道南好,特别是五区一带,几个月来的工作比较深入,相当地巩固及发展。农民自卫队有3000人,那里群众也比较团结。”


珠河侯林乡,《一个粗瓷大碗》的发生地

  不但满洲省委对赵一曼同志的工作评价很高,敌伪方面也因为赵一曼多次率部队打破敌人“围剿”而闻风丧胆,哈尔滨各大报纸多次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报道,赵一曼被他们活灵活现说成是“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的女王”。

  “人瘦骨头硬”

  在珠河根据地,有一大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四李”。

  三位朝鲜族女同志,县委妇女部长李秋岳和团县委干部李顺姬、李顺喜,还有刚从哈尔滨来的李映辉。群众为了加以区分,以皮肤颜色称呼李秋岳叫“黑李”,李顺姬为“红李”,李顺喜是“白李”。偏偏李映辉也皮肤白皙,总不能还叫“白李”吧?于是以其体格瘦弱,就叫了“瘦李子”。

  李映辉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赵一曼”,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她有过无数的化名,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同志分配任务到珠河时,专门谈到换了新环境,必须有个新名字,建议姓李,她笑着说:“这真巧,我本来就姓李啊!”


1950年的电影《赵一曼》

  后来可能是因为武装斗争的需要,李映辉又改名“赵一曼”,这一改不要紧,根据地群众和日伪还以为她是赵尚志同志的妹妹,怪不得这么厉害?其实赵一曼比赵尚志还大三岁,不过在抗联里,赵一曼倒是总管赵尚志叫“兄长”。从黄埔军校论起来也不算错,赵尚志是黄埔本校四期生,赵一曼是武汉分校六期生,师兄和学妹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赵一曼是我党我军最早一批女性军事人才,更是军政双优的复合型人才。

  在抗联军中,赵一曼同志白手起家,带着四名男同志,骑着马,带着大砍刀,沿着公路,一夜之间连续摸掉敌人五六处警察哨所,不但解决了武器问题,还摘除了鬼子伸向我根据地的神经末梢。


中马城731细菌战部队遗址

  更为传奇的是赵一曼同志率领的部队,曾于1934年9月,在五常背荫河解救过一批从中马城细菌实验工厂逃出去的被关押者。他们死里逃生遇到了抗联,才得以把其中的秘密说出来。赵一曼同志迅速把受害者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同时了解情况后,报告给了赵尚志。通过抗联和东北地下党的进一步了解,再向共产国际报告。这才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731细菌战部队,用无辜百姓做活体实验的罪恶得以首次曝光。

  “满怀革命豪情的奇女子”

  1934年10月,日伪调集重兵,开始对我珠河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冬季“大讨伐”。这是继夏秋两季两次“大讨伐”后,敌人总结经验教训,利用在青纱帐落下、部队活动日渐困难之际,针对抗联的又一次“围剿”,还提出了“不打胡子,专打赵尚志”的口号,即收买“职业匪(纯抢掠的土匪)”,分化“政治匪(参加反日统一战线的义勇军)”,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匪(抗联)”。


密营里的抗联将士

  偏偏在这种情况下,赵一曼病倒了,先是肺病加重了,接着又得了“砍头疮”。在旧社会这是个很危险的病,脖子上长的痈,急性化脓性感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缺医少药、缺吃少穿,又工作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身体虚弱抵抗力差。

  于是赵一曼就住到了后方流动医院,在这里她又成为不占编制的政委,主动承担起医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护理工作,和伤病员同甘共苦。经常给大家以讲故事的形式上政治课,教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志,早日战胜伤痛。还给伤员洗头发、洗衣服、补衣服、做饭、换药,甚至要帮助抬送伤员,夜里站岗放哨。

  在后方医院,赵一曼还遇到过两位特殊的病友,赵尚志和韩光。她和赵尚志一起换药,俩人比赛谁不怕疼,赵尚志称赞赵一曼:“人瘦骨头硬!”满洲团省委的特派员韩光经常和赵一曼闲聊,说一曼同志和同志们在一起,从不谈论儿女情长的生活琐事,最喜欢谈的是历史上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从她的言语中表现出,她不是个普通的女性,是一个胸怀壮志、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是一位意志坚强、满怀革命豪情的‘奇女子’。”

  住院期间,赵一曼、韩光还见到了满洲省委特派员赵毅敏,他们联合向满洲省委提出了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建议,恢复了赵尚志1933年因为在巴彦游击队执行“右倾路线”而被错误开除的党籍。


抗联臂章

  然而就在赵一曼伤愈归队之际,却遇到一个连的搜山伪军,被他们逮捕了。赵一曼大义凛然,既然你们知道我是抗联,那我就跟你们说说抗日救国的道理:

  “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也知道,现在让你们反戈抗日,可能难以做到。但我希望,除了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死伤难免外,你们绝不可对手无寸铁的自己的同胞进行抢、杀、烧,更不可把自己的同胞抓住交给日本人,不能双手沾满同胞的鲜血向日本人请功受赏。为人做事要想着自己是中国人。至于对我,要杀要砍随便,但我决不死在日本人手里。”

  伪军们都低下了头,连长二话不说,亲自给赵一曼松绑,规规矩矩鞠了个躬,说:“俺虽当了伪军,但到底还是个中国人,并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此前看到赵尚志治伤的窑洞,可我命令部队离开,再不许搜那道山沟。这次我不但要把您放了,还要保您安全归队,请转告赵尚志,希望你们共产党到将来成功的时候,还能记得我张连长!”

  日伪的冬季“大讨伐”结束,张连长把赵一曼安全送回。

    “我的主义是抗日”

  由于日寇对我珠河根据地的连续“大讨伐”,房屋大部被烧毁,群众被撵进大屯,粮食和人员补充都成了大问题,集中部队很难继续行动。赵尚志率领部队向外线转移,准备到牡丹江下游开辟新的游击区。为牵制敌人主力,方便我大部队腾挪,赵一曼所在的二团主动留下来,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说起来是一个团,其实加上团长王惠同,也才只有五、六十人。


今尚志市一曼村

  1935年11月14日,二团摆脱敌人追击,来到左撇子沟附近的安山屯修整。不料汉奸朱景才告密,第二天五百多日伪军包围上来,赵一曼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自己带一个班掩护团长王惠同率部往外冲。最终,二团只冲去七个人,剩下大部牺牲,王惠同负伤被俘。

  赵一曼身负重伤,在四位同志的掩护下,到春秋岭的一户农家躲避。准备等伤愈后,再去找大部队。当地百户长廉江发现后,向密探米振文报告,引来了伪警察中队长张福兴。经过激战,赵一曼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小战士杨桂兰被俘,交通员刘福生和战士老于牺牲。

  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为我们展示了王惠同和赵一曼两位同志的光辉形象:

  王惠同(敌人错写成“王惠堂”),二十七岁,辽宁人,小学毕业,开过小铺,上过郭松龄办的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1933年投奔赵尚志,“从此踏遍宾县、珠河等地逞凶逞暴,对其主义的信念和野心似火,嘲笑满洲国的王道乐土,坚决反诘审讯的官员。”


敌伪报纸对赵一曼的报道

  赵一曼,二十七岁,山东济南府人,资本家家庭出身,留学苏联,同师范学校同学张子明结婚,育有一子,现在原籍,“九一八”事变前移居奉天(今辽宁沈阳),后到哈尔滨,开照相馆。后来因为丈夫参加反满抗日被捕,而毅然变卖家产,到珠河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从此成为先进分子。“在被捕当时,她对审讯人员谈过如下心情:我的主义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作职业,作为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的思想,开展反满抗日活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

  伪满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作为最初的审讯人员,感到赵一曼应该“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大野泰治为了立功受奖,不顾她的伤势,施加酷刑,逼她承认是共产党员,讲出赵尚志部队的情况,都一无所得。

  为弄清赵一曼的具体身份,敌人连夜拷问了在押的二十多人,大野泰治最后得出结论和建议:“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

  换言之,就是要把赵一曼拉下水,让她当叛徒!

  “会慢慢地说出来的!”

  这是日本特务大野泰治的口头禅,在审讯过程中,发现了两名意志薄弱者,他们出卖了赵一曼。


解放后,改造中的大野泰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在珠河抗日根据地和抗联三军中的地位,大野泰治指挥日伪警察,对二十多名相关可疑人员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里几乎没有一个了解赵一曼的。多数东北汉子都是好样的,直到发现了一个胆小鬼,三十多岁的矮个男人。

  大野泰治也很无奈,抱着最后的希望,对翻译说:“她的工作做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一试看。”

  矮个男人遭到了第二次刑讯,他被捆在门板上,一根皮管子插在他的嘴里,一个劲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伪警察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湿透了的烂布抽打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痛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男人才招供说:

  “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察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做过指示。她几乎是独往独来,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帝水刑

  大野泰治觉得这个人还有保留,于是再用重刑,矮个男人指出另一个男人,说他可能知道一些赵一曼的情况。

  矮个子的作用基本结束,他没什么油水可榨了。接着大野泰治把矮个子指出来的那个人带进审讯室,继续用重刑,经过几次拷问,供出:

  “赵尚志部队的干部在我们的堡子里开过干部会议,我出来进去端开水,照料会场内外,看见赵一曼也出席了。看样子,她同赵尚志的地位一样,其他的团长的意见,如果她表示反对,总是听从她的。”

  一听有戏,大野泰治决定第三次上重刑,他觉得这个人很狡猾,好像没有吐干净,于是命令继续灌凉水。


革命刊物中的抗联形象

  这个招供者此后又反复被用刑,因为日本人需要反复确认他的话是否真实,是否全部吐出来。最后灌了几次,这人基本就是一句话:

  “别灌了,我说。我没有说谎,她是县委,握有领导的权力。”

    “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

  为了把赵一曼押赴哈尔滨邀功请赏,大野泰治先是杀害了“死不悔改”的王惠同,还让赵一曼陪绑,搞了假枪毙,又不得不答应了赵一曼释放杨桂兰的要求,他认为自己恩威并济,想必一定能驯服这个密林女王,成为帝国忠实的鹰犬,这可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大。

  大野泰治亲自押解赵一曼、周伯学乘火车到达哈尔滨,赵一曼被送到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周伯学则直接关进了监狱。

  此时,赵一曼受伤的左腿溃烂,拍片子检查,发现24块碎骨片散布在肌肉中。警务厅卫生科请的白俄大夫,建议直接截肢,遭到了赵一曼的拒绝,最后找到了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哈尔滨有“张一刀”之称的张柏岩。


病床上的赵一曼

  张主任原来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为人正派,医术高明。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占了哈尔滨,市立医院大换血,不管你水平多高,院长和各科室主任必须日本人当,要不是手术方面日本人没找到好的替代人选,这个外科主任也当不成。对所有中国籍医护人员排挤、歧视、压迫和妒忌,更是与日俱增。

  敢怒不敢言的张柏岩,已经是要知天命的年纪,他原本以为自己绝对不是个热血青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1935年12月13日深夜,张柏岩见到被敌人押来的赵一曼,第一次为她写病志时,赵一曼不顾疼痛,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因打日本鬼子负伤被俘的。”

  这让张柏岩的心底顿时翻江倒海,我也是中国人啊!鬼子让我尝到了做亡国奴的苦头,我为啥不能做一些有益于打鬼子的事情呢?七尺男儿难道还不如一个受了重伤的弱女子吗?张柏岩对赵一曼的英雄气慨很钦佩,决心为她认真地治疗,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民族女英雄的敬仰。

  随后张柏岩提出保守治疗,也就是不用锯腿的方案,大野泰治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张柏岩进而要求为赵一曼加强饮食质量和准备适当的特效药,大野泰治也同意了。毕竟这是它们的天下,赵一曼还能从龙潭虎穴里逃出去吗?


张柏岩

  为让赵一曼早点好起来,张柏岩亲自为赵一曼打针、换药,还经常过问饮食起居。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赵一曼的伤势很快好转,由原来的不能坐,恢复到可以拄着拐杖散步。

  有爱国之心的并不只是张柏岩,还有负责照顾赵一曼的小护士韩勇义和负责监视赵一曼的青年警士董宪勋。在日军后来的审讯材料中,17岁的韩勇义告诉这帮畜生,自己的心路历程:

  “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为了这个目的,东北姑娘韩勇义和山东小伙董宪勋被赵一曼说服,前者拿出父亲去世前为她准备的嫁妆,变卖了做出逃资金之用;董宪勋则发动山东老家来哈尔滨谋生 的几乎全部亲戚来帮忙,两位叔叔董传史、董元策筹划制作小轿子和准备进山的马车,堂侄董广政负责协助抬人。此外,市立医院里还有一名地下党员,实习医生全庚儒,他作为哈尔滨医专学生、医专地下党负责人,除了给老师张柏岩提供帮助外,还作为韩勇义的义兄,鼓励后者参加革命。

  “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6月28日晚9点,韩勇义和董宪勋把赵一曼从医院后门悄悄抬出,先乘出租汽车,再换小轿,接着是董广政的马车,逃出夜幕下的哈尔滨,直奔我游击区而去。因为董宪勋得到消息,敌人马上就要杀害赵一曼了。


韩勇义

  29日7点,日伪相继发现赵一曼不见了,立即开始调查和追捕,最终通过出租汽车司机和小轿的生产地,确定了赵一曼等人的出逃方向。

  30日5时,敌人在距离游击区边缘10公里外的阿城李家屯追上了赵一曼。此时赵一曼还不忘嘱咐大家:“记住我教你们的口供,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

  1936年8月2日,敌人用尽酷刑,残酷折磨一个多月后,赵一曼坚不吐口,和周伯学一起被敌人押回珠河杀害。街头示众的时候,赵一曼对周伯学说:“小周,我们唱首歌吧?就唱那首《红旗歌》!”


尚志一曼中学,赵一曼烈士的牺牲地

  “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畏缩者你滚就滚你的,唯我们决死亦守此。誓把我们的红旗永远高举!我们前进永不间断!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我的孩子要替母亲继续斗争”

  赵一曼牺牲的消息传来,大野泰治感慨不已,想起老朋友特高股长大黑照一曾经告诫过,说赵一曼这样顽固的共产党员是不可转化的,想让她为帝国服务办不到,凡是共产党的,杀了是没错的!到哈尔滨住上院,赵一曼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保安科长吕奎昌对诗意做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弃了家庭。

  大野泰治一直有个疑问,根据赵一曼的口供,她是有孩子的,难道她不在乎自己的孩子吗?

  后来有人告诉大野,赵一曼临刑前,曾说如果可能请把我的话,带给我的孩子:

  “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


宁儿在解放后的抄录稿

  解放后,赵一曼的儿子终于找到母亲的消息,在敌伪档案里看到了母亲写给自己的两封信。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赵一曼和宁儿

  赵一曼烈士牺牲时,年仅31岁,自从“九一八”事变后,26岁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工作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宁儿。

  赵 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10岁反缠足,18岁入团,21岁转党,22岁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接着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3岁与陈邦达结婚,带着身孕回国,只身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24岁生下宁儿,孩子没满月,因为敌人追捕,频繁转移,后到从事地下斗争。赵一曼和宁儿唯一的合影,就是在上海拍摄的。

  宁儿叫陈掖贤,解放后的1955年,他已经24岁,才知道母亲就是赵一曼烈士。为表示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陈掖贤用钢针在自己的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


长大后的宁儿陈掖贤

  当民政部门下发家属抚恤金的时候,陈掖贤拒绝领取,他说:

  “我怎么能领那钱?赵一曼为国捐躯,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作为她的子女,继承的只能是她的精神和遗志!”

    “幸福碗”

  196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第8版,刊登了一篇叫做《赵一曼的碗》的文章,署名“晓白”,今天小学课本《一个粗瓷大碗》就是从这篇文章中节选的。晓白是个笔名,真人叫白世藻,是当时在军博工作的军事记者,也是陈掖贤表妹任远志的丈夫。陈掖贤的姑妈叫陈琮英,姑父就是任弼时同志。


一个粗瓷大碗

  今天军博里赵一曼同志的粗瓷大碗,是二团紧急转移前,赵一曼同志送给老房东珠河北道侯林乡温喜良大爷的。老温大爷还记得“瘦李”同志说过:

  “等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消灭光了,老百姓就有幸福日子过啦!”

  因为碗边上四个红“福”字,老温大爷给碗起名“幸福碗”,他相信瘦李同志说的幸福日子迟早要来到,解放后这个粗瓷大碗作为革命文物,得以陈列展出。

  张柏岩医生在光复后,参加了革命,担任哈尔滨市卫生局长,先是扑灭了731部队放出老鼠导致的鼠疫,又亲自带着外科手术组,在辽沈战役上为解放军指战员做手术,挽救了很多重伤员的生命。解放后,他把孩子都送去参加志愿军,自己任劳任怨为人民医疗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日伪报纸关注抓捕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的报道

  小姑娘韩勇义,真是人如其名,大勇大义!她从敌人的监狱里放出来,找了丈夫结婚,又积极策划找抗联。直到东北光复,他们两口子一起参加革命。可惜她的健康毁了,身体垮了,一直被慢性肋膜炎和脓胸所折磨,这是当年审讯的时候被敌人灌辣椒煤油留下的后遗症,最终病情加重,医治无效,于1949年2月12日不幸去 世,时年仅29岁。去世前还不忘告诉两个孩子:

  “学习赵一曼烈士,继续革命,要对得起赵一曼烈士,对得起你的妈妈,还有牺牲的董伯伯!”

  赵一曼的战友何成湘、赵毅敏、韩光看到了解放,而“黑李”李秋岳、“红李”李顺姬,“白李”李顺喜和赵尚志、全庚儒同志,却都牺牲在抗联斗争中。


公审出卖赵一曼烈士的汉奸特务

  杨桂兰同志活了下来,解放后根据她的指认,出卖赵一曼烈士的汉奸米振文和张福兴都被缉拿归案。1951年8月2日,赵一曼烈士牺牲15周年,在赵一曼烈士的牺牲地尚志县,举行公审米振文、张福兴大会,赵一曼的抗联战友松江省主席冯仲云大笔一挥,判处两犯死刑,立即执行!


大野泰治向中国人民谢罪

  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因“功”抗战期间由伪满调任山西,担任伪大同省公署直属警察队队长,抗战胜利后被阎锡山收编,担任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教官,继续从事反人民的罪行。1950年12月被捕,先后在太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经过改造,大野泰治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参与杀害赵一曼深感忏悔,表示对中国人民谢罪,并详细交代了追捕和杀害赵一曼烈士的全过程,为我们了解赵一曼同志的革命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1963年8月,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的大野泰治,因改造良好,被提前释放。回到日本后,他的余生都在坚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恶,感谢中国人民的再造恩德。

  晚年的大野泰治经常会想起赵一曼写给他的那首诗,改造过程中,他才知道这是赵一曼奔赴珠河抗日根据地前,在哈尔滨写的《滨江述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兴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