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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伪造周恩来脱党启事,这位人民教育家怎样巧妙协助辟谣?

2021-09-10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周程祎

  “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这样写道。

  对于陶行知来说,“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是恰如其分的。作为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爱国主义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他在献身中国教育事业过程中,与中共成了亲密战友,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鲜为人知的是,陶行知也曾参与粉碎国民党一手炮制的“伍豪事件”阴谋,帮助共产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反击效果。

  事情,要从他秘密进入《申报》工作开始说起。

  掌舵《申报》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晓庄师范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学校还秘密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由于陶行知积极支持晓庄师范学生参加中共南京市委组织的反帝示威游行,1930年,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师范,将其中13 名学生共产党员枪杀于雨花台,并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陶行知因此避难日本,一年后才悄悄返回上海。

  在黄炎培的联系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将陶行知聘为总管理处顾问。因其仍在通缉中,为掩人耳目,不列入职工名册,不到报馆办公,顾问名义不对外公开。其间,陶行知与史量才等人制定了加强新闻与评论、创办《申报月刊》、成立社会服务部和流通图书馆等一揽子革新计划。落实之后,《申报》各项工作均有明显起色。

  在《申报》革新进程中,陶行知不仅提出建议,还亲自参与了大量新闻传播实践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为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开“不除庭草斋夫谈荟”专栏,共写了104篇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批评当局内外政策的时评文字,也有对日本侵华的强烈谴责,当然更不乏对奋起抗日的中国军人的歌颂,如十九路军打响淞沪抗战后,他即以顺从国民公意的“国民的军队”誉之。

  1932年6月,蒋介石置国人反对于不顾,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史量才与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商谈后,一致认为《申报》应毫不犹豫地表明反内战的政治立场。陶行知抱病连夜拟定题目、提纲,交编辑部起草,再亲自修改定稿,形成《“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文章以精辟的论述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大加挞伐,引起国民党极大恐慌。

  曾任史量才助手的马荫良回忆,“在1931年至1934年间(特别是1932年),《申报》的时评大都由陶先生出点子、命题、列纲,或由陶先生修改写成的。可以说《申报》的政治态度与陶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申报》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是由陶先生掌舵的。”

  “伍豪事件”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几家报纸先后登出了一则《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时间,政界轰动,舆论哗然。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及社会上层人士中曾使用“伍豪”的名字,该《启事》宣称伍豪等“脱党”,无疑会败坏共产党的声誉,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措施。

  2月下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的刊物《斗争》、《实报》也发表辟谣声明,地下党组织还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

  然而,无论是临时苏区的布告,还是上海的刊物声明,或是秘密散发的传单,其范围和影响力都很有限。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特科把目光转向了《申报》。

  巧妙处理

  据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开发表的《“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所述,“当时,《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党和申报馆有一定的关系。”

  《申报》起初没有刊登这则启事。2月15日,国民党把启事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陶行知得知后,建议史量才压两天再说。19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启事”,《申报》遂于20和21日刊登。

  不过,就在22日,《申报》又刊登了一则以广告处名义发布的答复。答复这样写道:“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申报》1932年2月22日第4版

  这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的一种方法,潘汉年通过陶行知做史量才的工作,借助《申报》巧妙地实现了辟谣。陈云回忆:“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接着,中央特科又釆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巴和律师是《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在3月4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伍豪非彼伍豪,脱党之伍豪另有其人,系同名同姓。《申报》由此提醒读者不要误读、误解。

  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进一步澄清了问题。引人注目的“伍豪事件”终于在半个多月后结束了。在这场斗争中,国民党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共产党方面却在陶行知等人的支持下,取得了明显的反击效果。

  在周恩来被诬陷的关键时刻,陶行知挺身而出,利用《申报》作为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伎俩。在此过程中,陶行知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义无反顾地帮助共产党人,足见真情。虽然他在组织上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和行动一直同党的正确路线保持一致。抗战胜利后,他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大胆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战斗,直至献出生命。

  今天我们纪念陶行知,不仅为他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孜孜以求为教育所做出的探索,不仅为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忘我奉献精神,更是为了他爱国进步、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