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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他们参与了“东京审判”,谱写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师生情

2021-09-03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钱运春

  今年是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75周年。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苏、法、澳、荷、加、新、菲、印十一国代表联合国,对在亚洲战场挑起战争和在战争中犯下广泛暴行的日本进行了审判。审判地点在东京,因此也被称为“东京审判”。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是奠定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律基石。在参与“东京审判”的17人中国团队中,倪征(日奥)和高文彬两位法学家的交往故事颇具有传奇色彩。

  倪征(日奥)和高文彬,既是校友,又是师生,还曾经做过同事。两人自东京开始相熟,亦师亦友,共同的学术爱好使两人成为忘年交。一个甲子以来,高文彬对倪征(日奥),奉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对倪先生极为尊重。而倪先生也很欣赏这位弟子,坚持“一时为师,一世为师”的信念,即使已过古稀,仍然爱生如子。这对师生情从校友情、走向战友情,最后发展成世纪情,两位法学家的交往堪称中国尊师爱徒的典范。

  校友情

  倪征(日奥)生于1906年,比高文彬年长16岁。虽然在东京才认识熟悉,但是,两人都是上海澄衷中学的校友。出生于吴江书香门第的倪征(日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1919年夏,倪征(日奥)考入上海私立澄衷中学。该校是1900年由富商、慈善家叶澄衷(原名叶成忠,宁波镇海县人)先生创办,初名澄衷蒙学堂,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开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在澄衷中学读完二年级后,倪征(日奥)转学到沪江大学附中。1923年秋,因附中毕业考试名列榜首而免学费直升大学文科。二年级结束时,他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课堂,开启了他三年的法科学习生涯。从此,他的一生,便和“法”字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年夏,倪征(日奥)从东吴大学和持志大学两个学校毕业。

  高文彬生于1922年。1929年就读于私立澄衷中学(小学、初中),彼时倪征(日奥)已经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上海不久即被聘为东吴大学教授。1938年高文彬初中毕业时,倪征(日奥)已经在上海滩有不小的知名度了。高文彬于1938年9月至1941年7月就读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并毕业。同年秋,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开始学习法律。1945年夏,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

  1931年,倪征(日奥)学成归国,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他先在鄂森的律师事务所做兼职律师,同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公学四所大学兼课,讲授国际法、比较民法、法理学等课程。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倪征(日奥)去了重庆,高文彬未能听到先生的课程,很遗憾两人失之交臂。自那之后,法学院分成两支继续发展:一支在1943年到1945年间,在盛振为的组织下于重庆重新开办,成立“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倪征(日奥)到重庆后被任命为江津法院首席检察官;高文彬则与另一支留沪师生暂避租界内,以东吴法学院的谐音“董法记”名义恢复上课,“董法记”貌似商号名,由此避开了日伪的注意和迫害。直到1946年,两个分支再次合并,并搬回了昆山路146号。

  “战友”情

  虽然倪征(日奥)没有教过高文彬,但是后者在大学求学时,倪征(日奥)就是法学院教授,师生关系还是存在的。没有想到的是,两人的师生情缘,在东京法庭上又续上了,而且持续了半个世纪。

  高文彬是1946年5月赴东京的。因为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同时,由于审判使用英文和日文,有大量的翻译工作需要进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于1946年4月利用回国举证的机会,赴上海招聘翻译人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大律师刘世芳推荐下,高文彬应试成功,于5月15日与其他5人一起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高文彬前期工作是翻译,后期工作是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秘书。

  倪征(日奥)是第二年2月才赴东京。晚去的主要原因是他1946年7月底才回国。当向哲濬10月自东京回国述职,得知倪征(日奥)已经归国的消息,马上向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点名要倪征(日奥)参与检察工作。倪征(日奥)在接受任命后,先在国内进行一段时间调查后才出发,在东京见到了高文彬。

  倪征(日奥)作为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一到东京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夜以继日地阅读庭审记录,熟悉审讯的程序和特点。倪征(日奥)共有16天出庭发言,在48412页庭审记录中有306页出现了他的名字,是中国检察组出庭最多的一位。因此,倪征(日奥)对战犯犯罪证据的要求就非常多。高文彬作为秘书,也做了最大程度的配合。倪征(日奥)回忆说:“那个时候简直是饭都不想吃,就是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在团队成员的支持和帮助下,由倪征(日奥)担纲反诘的部分是中国检察组在东京法庭上的一个亮点,对法庭最后判处土肥原与板垣二人极刑做出了贡献。1947年10月9日的《申报》以《远东军事法庭倪征(日奥)获好评》为题进行了报道:“……我国检察团方面,由最近由外交部调聘来日之司法行政部参事倪征(日奥)氏出席诘讯,言辞锋利,对被告所提证人严加反诘,颇获好评。”

  倪、高两人合作并不局限于东京的甲级战犯。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发现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照片后,是倪征(日奥)将其中两份复印件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最终这二人被押回南京受审,判处死刑。

  在东京休会期间,他们也会出去参观东京的市容和一些景点。之所以两人走得近,除了两人都是中学校友外,也许也有能在异国他乡讲讲上海方言的缘故吧。高文彬随身带着一台相机,为倪征(日奥)拍摄了很多照片,目前保存下来的有近10张。两人在东京一起相处一年半时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世纪情

  东京审判结束后,高文彬、倪征(日奥)先后从东京回国。倪征(日奥)回到培育他成长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任教。高文彬先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解放后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兼任东吴法学院讲师到1951年底,与倪征(日奥)又有了一层同事关系。空暇时,他们与同在上海的向哲濬、杨寿林等人还经常聚餐,因为这一段难以忘却的共同经历,高文彬与倪征(日奥)成了忘年之交。

  不幸的是,高文彬因受一案件牵连很快被打成“反革命”,被发配到苏北和江西劳改8年,后滞留江西到1979年。倪征(日奥)也因为是旧法统人员,全国院系调整后被安排到同济大学图书馆当主任。后被调往外交部当顾问,也基本是闲职。虽然没有发现高文彬在江西时与倪征(日奥)联系的证据,但是,从高文彬回沪后与倪征(日奥)密切通信请教问题推断,两人在70年代仍有互动。

  从现存的两封倪征(日奥)回信的称呼来看,都是直呼“小高”。这倒不是不尊重已近花甲的高文彬,也许两人多年不见,在倪征(日奥)心里,高文彬还是那个20多岁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从回信内容还可以看出两人非常熟悉不拘小节。第一,回信没有客套,开门见山,直接点题。比如这个词该怎么翻译,这个句子表示什么意思等。在讲完正事后,才会拉拉家常,通报下近况;第二,按理说两人都是上海老克勒,对礼仪非常熟悉,但他们之间就不大讲究了。高文彬的信有时候就写在文稿纸的背面,而倪征(日奥)更直接,扯下笔记本一页,就开始写了。有一封信还特意关照“勿复”,体现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看到高文彬保留的照片,在合影时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倪先生的身边。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倪征(日奥)境况好转,他与上海学生朋友的走动更加频繁。1983年8月,倪征(日奥)到上海,看望高文彬等老朋友。1985年初夏,倪征(日奥)从海牙回国休假,又专程途经上海看望自己在东吴的学生,也是40年前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事的战友高文彬、裘绍恒、杨寿林等人。高文彬也应邀去北京探望倪先生。2000年5月,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纪念建校100周年活动在上海社科院举行,倪征(日奥)应邀参加,这对师生又一次见面。

  2003年9月3日,在抗战胜利第58个庆祝日,倪征(日奥)驾鹤西去。17年后的2020年9月7日,刚度过抗战胜利第75个庆祝日,高文彬也与世长辞。这对师徒的交往佳话,至今仍为人称道。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