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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回忆:80年前放英文原版电影,周恩来会给他们做翻译……

2021-01-12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戚颖璞 束涵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是现代诗人何其芳亲历的延安。

  入冬之后,延安城透着瑟瑟寒意。沿着革命路线,我们一路“打卡”许多旧址,发现有不少外地客人,和我们一样,特地来看看、来瞻仰。当地人说,要不是因为疫情和冬天,来的人还要多,场面还要热闹。

  如今的景象,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仿佛穿越时空,与80多年前奇迹般叠合在一起。上世纪30年代末,延安城有着熟悉的热闹。

  那时的延安,只是一座边塞小城,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却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全国青年竞相奔来。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

  他们为什么要去延安?

  800华里旅途:革命生涯第一课

  从西安去延安,买一张动车票,大约两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多数从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仅仅依靠一双腿,历经长途跋涉,才最终望见热切期盼的宝塔山。

  明知前路艰险重重,多数知识分子,甚至有些从前还是过着“小姐”“少爷”的生活,却毅然离开故土,作别家人,奔赴偏僻落后的延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秘书长吴介民回忆:出身地主家庭的他“从小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生活。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渐渐关心时事。眼看国民党达官显贵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强取豪夺,而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挣扎在死亡线上。”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时,吴介民读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心中豁然开朗,得出了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山东画报》原副主编、作家白刃当年和队友们从西安城出发时,身穿新军装,浑身都是兴奋。然而,第一天的行军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开始不适应西北的气候。汗水从额头流到脚上,棉衣裤里的里子全湿掉了,贴在身上,又厚又沉,像带着枷锁,恨不得扒掉棉军装”。

  一路上,还得时刻提防来自国民党的“诱惑”和阻挠。有亲历者回忆,在西安的前一站,就有几名穿军装的人登上车厢,拉青年学生去国民党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走到我们跟前,看着我们身穿一身河南土制紫花布的学生装,就用西北战地服务团每月发津贴、发军装,还有上前线等抗日青年向往的东西引诱我们去。”

  白刃和队友们也遭遇了检查。那时国共摩擦刚刚开始,国民党人员还不敢太过放肆,看他态度坚决只得作罢。1939年初,随着国共关系逐步恶化,蒋介石亲自提案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施行,国民党顽固派设置重重关卡,检查站动辄抓人,阻拦进步青年出入陕甘宁边区,并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这些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尽管政治思想认识上程度不一,有的已经是党员,有的还懵懵懂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不但爱国,更是倾向于革命。对比国民党的腐朽反动,消极应战,延安这片热土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

  身体经受考验,热情与斗志却依然昂扬。“开始大家三三两两地掉队,一踏进兵站就躺倒在地铺上,再也不想动弹。到了第三天,虽然要翻几座高山,但我们已逐渐适应长途行军,又开始有说有笑,歌声不断。”福建省科协原副主席、原党组副书记张道时和他的队友们回忆。

  路上的一幕令他们感慨万千。“我们多次遇上国民党抓的壮丁队,都是几十人或成百人一队。用绳索捆绑着连结成一串,押送到部队里当兵。一个个衣衫褴褛,脸黄肌瘦,面容憔悴。”一边是南去的壮丁队,一边正昂首阔步向北走的队伍,这样的对比让他们不由感叹:“多么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啊。”

  冒着风险长途跋涉而来的年轻人,一见到延安的宝塔山,便觉得一脚踏进了天堂。“宝塔山当时在我们心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征。所以看到宝塔山激动得不得了,很多同志都哭了,流下了热泪。因为千里迢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党——母亲的怀抱,所以特别激动,跳啊,蹦啊。”中央歌舞团原副团长孟于回忆。

  十多所干部学校:“磨刀石”洗涤思想

  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坐落在延安中心城区,建设风格颇具古韵。80多年前,这里是人们心中的“磨刀石”。

  “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毛泽东曾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说。

  洗涤思想、克服困难,成为抗战时期延安十几所干部学校的主要任务。学生们在校园里,除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还要进行生产劳动,学习生活艰苦而紧张。

  “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甚至不能为前来求学的青年学生提供校舍。抗大学员曾自己动手建宿舍,两个星期内,挖了170多个窑洞。”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霍静廉说。许多学生吃的是没有油腥的大锅饭,上课在大树荫下坐个小板凳垫着大腿做笔记。白天在烈日曝晒下上操,夜间扛着三八大盖枪放哨。“一个窑洞住一个小组,有十人,睡在一个土炕上,每人铺位距离只有一尺五寸,只能放一床被子。”抗大总校第三期女学员赵馥南回忆道。

  但是大家从不叫苦。在抗战初期,除了知名学者和文化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以求学的名义来到边区。青年人对新知识的渴望,对寻求民族独立之道的热切,远远胜过身体遭受的困顿。

  就读于陕北公学的帆波回想起无数的夜晚,同学们围坐在燃着微弱火星的炭盆边,热烈地谈论着自己一天的学习体会和感受,谈论形势与学习。“在延安的学习生活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景象。这与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曲阜师范学院原副院长尹平符回忆,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抗大的教学非常关心,或兼讲课,或作报告。毛主席那高瞻远瞩、知识渊博的见解,幽默诙谐、深人浅出的比喻,使人听了豁然开朗,顿开茅塞……“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于蓝当时在延安,致信哥哥时这样表示。

  延安岁月的淬炼,让众多懵懂青年成长为革命者。吴介民深有体悟:“到延安以前,我只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由有知识、有本领、有正义感的人组成的……但我出身地主家庭,上学、念书没有接触过社会底层,对那些‘无知无识’手足胼胝的劳动者,从心眼里是瞧不起的。”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让许多“吴介民”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当今最先进的、最有组织的、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延安并没有让远方来客失望,那是一片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天地。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而平等的。“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摄影家吴印咸说。有亲历者回忆,举办新年干部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起哄毛泽东唱歌,主席最爱唱的是《国际歌》。放映听不懂的英文原版电影时,能够请“恩来同志作翻译”。

  人们的团结意识也空前一致,哪怕是开会也愿意等待彼此,没有时间概念。“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作为革命队伍的一份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多年研究延安的学者朱鸿召感叹。

  “与往年不一般”:十年交融与重塑

  烽火岁月,延安与延安的年轻人们,彼此交融、彼此重塑。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鲁艺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秧歌舞《挑花篮》插曲《南泥湾》传唱至今。

  1941年,开荒地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还打了1000多孔窑洞,盖了600多间房子……南泥湾在干部们、战士们和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完成了从荒山变成良田的奇迹。而这只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代表,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南泥湾一样,“与往年不一般”。

  中国共产党人才队伍面貌也不断刷新。毛泽东曾强调,“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从延安这所革命学校毕业后,有的留在了边区工作,比如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文协、剧协等文艺团体,以及一些高等学校、报社和部分党政机关,补充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还有很多人走上了抗日的前线。有数据显示,从陕北公学毕业的干部,除约有10%留在边区各部门工作外,80%以上都奔赴敌后,从事抗日工作,有的直接领导游击战,有的做了县长,剩下约有10%前往大后方。

  由周扬、丁玲、艾思奇、何其芳、艾青、冼星海等组成的“文化军队”,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学习人民的语言,创造出代表那个时代的新文艺,成为抗战胜利的精神振奋剂,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艺发展基石。

  延安,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已经不只是一座小城,而是不可替代的精神标识。他们在这里实现了自我重塑,经历了战争的硝烟后,又满怀热忱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采访札记】

  忘不掉这里的笑容

  结束延安之旅,在我们心头萦绕不去的,是那里的笑容。

  初到延安,我们匆匆赶赴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待与我们的讲述者见面。跟随者她的脚步,我们在馆内开始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沉浸式学习”。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穿过玻璃橱窗,还原了延安生活的真貌。

  那时的青年人,以石头为凳,膝盖为桌,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力更生,比如自制核桃算盘,以及精致得叫人惊叹的小提琴等等。如此艰难的生活,却丝毫不显沉闷。

  作家丁玲当年“投奔”延安时曾说,“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座居于西北一隅的小城内,每天歌咏声不断,热闹非凡。一张张笑脸,尽是属于青年人的生机。

  在凤凰山革命旧址,我们又偶然得见另一种不一样的笑容。在山脚下不远处的广场上,阿姨们凑在一起扭起了秧歌。有的手上握着缠着红绸带的鼓棒、腰上系着腰鼓,有的拿着颜色鲜艳的扇子。她们跟随节拍,整齐的步伐,有韵律的鼓点,驱散了许多寒意。

  欢快、热闹,是秧歌的天然基因。在我们的镜头下,阿姨们毫不怯场,纷纷拿出“看家本领”,笑得灿烂,甚至热情地唤我们一同加入。

  两种笑容跨越世纪,似乎又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正是那些泛黄照片上的笑容,背后孕育着蓬勃力量,为中国革命胜利、民族独立之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和平与小康打下了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