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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元帅的家风故事

2020-07-30 来源:《党史纵览》 作者:张嘉升

  罗荣桓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他一生恪尽职守,被誉为“政工巨匠”。在家庭生活中,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罗荣桓更是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同时也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对党绝对忠诚,时刻为人民服务,抵制特权思想。

  “永远做老实人”

  罗荣桓自从投身革命,便将生死置之度外,更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飞黄腾达升官发财。1937年秋,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临别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林月琴叮嘱道,要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永远做老实人”不仅是罗荣桓对妻子的期望,更是自己坚守的信条。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谋幸福,而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他后来在给孩子的信中坦言:“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这确实是罗荣桓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在炮火纷飞的革命岁月,罗荣桓一直以四海为家,风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饭。由于环境的艰苦,加上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最终积劳成疾,后被确诊为肾癌。1946年7月,党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就医。一年后,罗荣桓回到了哈尔滨,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住进了一幢从旧官僚手中接收过来的楼房里。这是一处宽敞的上下三层楼的独立庭院,楼内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讲究的卧室、洗漱间,非常华丽气派。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罗荣桓感到太奢侈了,心里很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朴素简单的房子住,但一直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政家去做客,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于是跟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没想到几天以后,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京南池子18号。这处房子并不宽敞,要住上罗荣桓一家,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等人,很不方便,但罗荣桓仍然自愿搬了进去。后来考虑到家里人口越来越多,房子实在过于拥挤,罗荣桓才于1954年举家搬到了东交民巷新8号,与贺龙、陈毅、张鼎丞成了邻居,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

  在其他许多事情上,罗荣桓也是处处为人表率,坚定做“老实人”。

  按照当时规定,罗荣桓家里可以放专场电影,但他怕给别的同志添麻烦,因而坚决拒绝。有一次,罗荣桓不在家,放映队来家里给他的家人放了一场电影。他得知此事后,不仅严肃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了,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在罗荣桓的家里再也没有放过专场电影。有一次,有关部门通知罗荣桓到剧场去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带着几个孩子去晚了,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他们绕着场子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空位。孩子们不高兴了,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罗荣桓却笑吟吟地说:“看不成就不看嘛!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

  有一天,罗荣桓在家养病,感觉精神好些,便去公园散散步。望着湖光山色,他心旷神怡,来了兴致,便让警卫员去租一条小船来划。恰巧这次警卫员没有带钱,司机老牟也没有带钱,罗荣桓自己更是从来不带钱的。于是,公园的保卫人员就要了一条船给他们划。罗荣桓一直记着这件事,几天后,他又一次专程到公园去还租船的钱。

  罗荣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总是喜欢和他们聊聊家常,相处得就如家人一般。罗荣桓虽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身边只有一个秘书。他还会关照秘书的学习和休息,常常自己签收文件。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家里帮助整理花木。每次去,罗荣桓总会留他吃饭,林月琴则会给他送烟倒茶。老张每次回忆到这一幕,都感动地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从解放战争时期就为罗荣桓开车的司机老牟说过,罗荣桓对同志不仅是关心,而且尊重,他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服务人员在工作中有缺点,罗荣桓也从不挑剔,更不会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会议要开很长时间,将罗荣桓送到后便离开出去参观了。孰料会议很快开完了,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车子,等了半个小时后,老牟才回来。正当老牟为自己的失职而深感不安时,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参观得怎么样,别的什么也没有说。老牟十分感动,一直提醒自己以后不能再犯此类错误耽误首长的行程。

  1962年,罗荣桓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他总是默默忍受病痛折磨,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很少按响床头的电铃进行呼叫。一到晚间,他就让医务人员去休息。

  罗荣桓就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大局、装着他人的人。毛泽东曾说过:“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罗荣桓是一名慈父,但从不溺爱孩子。他认为对高级干部的子女更应该严格要求,否则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容易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若不及时克服,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特殊化的倾向,从而脱离群众。因此,罗荣桓经常叮嘱自己的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你们千万不要有依赖爸爸、妈妈的思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罗荣桓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的儿子罗东进是在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从山西向山东挺进时出生的,还不足1岁的时候,就被挑夫从山西挑到山东。到了山东后,罗荣桓忙于战事,便将儿子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孩子5岁,山东抗日形势好转时,才将他接回身边。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罗东进捡到了日军的一个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家的孩子全都吓哭了。罗荣桓听闻此事后来到儿子面前,严肃批评他说:“你到老乡家里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说完,让年幼的罗东进进行自我反省。严厉的批评让罗东进认识到了这次行为的严重性,明白了父亲讲的道理,感到十分羞愧。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他说:“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它告诉我一条最普通也是最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罗东进和妹妹罗南下上小学时,由于学校离家远,平时兄妹俩都住校,只在星期六才坐公共汽车回家。有一次学校放学晚了,家里派车去接回了他俩。罗荣桓知道这件事后,把全家都召集到一块儿,严肃地说:“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的。”他告诉工作人员:“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兄妹俩放学回家,没搭上公共汽车,就步行回家,天很晚了还没到家。家里人有些着急了,担心孩子在路上出什么事。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地进了家门。罗荣桓一看就明白了,高兴地表扬了他们,说道:“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就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不要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贪图享受。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保存下去。”

  1958年,正在读高中的罗东进报名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他表现积极,受到了上级的表扬。罗荣桓听闻后十分欣慰。回家看到儿子被磨破皮的肩膀,他勉励道:“这仅仅是开始。劳动人民的肩膀都已经磨成死茧了。你不要被艰苦吓倒,今后还要更积极地参加劳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罗东进不断地追求上进,1959年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儿子离家前,罗荣桓语重心长地叮嘱他:“我同意你到军工去学习,是希望你在军事院校里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使你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还说,“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随后,他又拿出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让罗东进带着并时刻铭记: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在校期间,罗东进担任班里的党小组组长,平时活动多,学习压力又大,工作中难免出现急躁情绪。罗荣桓十分关心孩子的成长,抽空就会给他写信,时时提醒和告诫儿子:“不要只是用口号去要求别人,那样只会使自己脱离群众,使自己成为一个空头革命家,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别人。”罗东进牢记父亲的教诲,努力改掉了自己急躁的毛病。有一次假期,罗东进坐火车回家,主动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位老大爷,而自己则在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结果回到家就病倒了。罗荣桓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夸奖儿子说:“你做得对!能吃苦,这很好。我们像你这么大年纪,哪有火车坐呀。”

  罗荣桓对女儿亦是严格要求,希望孩子能够自立自强。1954年罗荣桓的长女罗玉英由于身体不好,无法继续坚持学业,于是打算提前参加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在分配工作时,罗荣桓并没有在城里的大机关为女儿谋求一个职位,而是要求她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她服从组织的分配到了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农场条件比较艰苦,交通也不方便,罗玉英要步行5公里然后才能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在农场,罗玉英从没有以高干子女的身份自居,而是与职工们一道工作、吃住和学习。她的思想经受了锻炼,还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身体状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由于进步快,到农场后的第二年罗玉英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女儿取得的成绩,罗荣桓感到十分欣慰,并鼓励她再接再厉。

  多年以后,孩子们回忆起父亲的点滴教诲仍十分感激,罗东进说:“爸爸给我烙印最深的,还是他自己的模范行为。”罗荣桓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无声地浸润着孩子们的成长。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1927年罗荣桓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出自己的全部。1950年,罗玉英曾问过父亲,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罗荣桓回答:“就是为人民做事情。吃人民的,不为人民做事怎么行?我只有一个肾了,还在为人民做事情。多少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必须努力为党工作,保卫好、建设好这个新中国,才对得起他们啊!”罗荣桓始终不忘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一直继承着革命先烈的遗志,将“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一直同病魔作斗争,却也始终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其初心就是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医生常劝他要注意养生之道,罗荣桓却总是笑着说:“注意养生当然很重要,不过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不能用清静无为的办法来解决养生问题,应当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

  毛泽东对罗荣桓长期抱病工作极为关切。1950年9月20日,他在给罗荣桓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罗荣桓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关怀,但仍呕心沥血地为党和国家工作。1956年9月,罗荣桓给中央写信,信中说,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了避免给党添麻烦,请求组织解除他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务。中央同意了罗荣桓的辞呈,决定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之职。辞去主要职务后,罗荣桓仍不忘工作,他拖着病体到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去视察,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实际情况。

  1961年,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建议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离开工作,完全休息。罗荣桓哪能闲得住,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批阅文件,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动态。他曾打趣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也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青年人可不要学我。”当他被疾病折磨得坐卧不宁的时候,林月琴给他打开收音机,拿来画报,都解除不了他的痛苦。这时,如果有通信员送文件来了,罗荣桓会立刻喜形于色,高兴地说:“对喽,快拿文件来看吧!”文件拿到手,他马上忘记了病痛,沉浸在工作的快乐之中。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惦念着党的工作。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罗荣桓十分关心他们的行程,不断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得知周恩来一行已经顺利到达后,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

  弥留之际,罗荣桓拉着妻子林月琴的手,深情地对她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嘱托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罗荣桓与世长辞。毛泽东悲痛地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还写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来追思这位与他“一生共事的人”: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几十年身体力行,留下的对党忠诚,严格要求子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革命风范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闪烁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