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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百年:中国思想界曾经的“最佳射手”

2020-07-28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高渊

  人物档案

  夏中义: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胡晓明:195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博导,华师大图书馆馆长、王元化学馆馆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

  蓝云:1950年生,王元化晚年主要助手,曾任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高级教师

  思想家往往是被后人追认的,但有的思想家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融入了历史。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如果以百年为尺度,他的身后地位越来越受尊崇;如果以他88年人生岁月为视角,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已经注定将以思想家的身份,留在历史的册页中。

  1920年11月,王元化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清华大学南院,与在此任教授的父亲团聚。当时的清华园南院,清华国学四导师中除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都居住于此。孩提时7年的清华园南院生活,给他留下了愈老愈浓的“清园情结”。

  王元化一生颇为传奇。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代理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随后的人生跌宕起伏,从革命者到“胡风分子”,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又从知名文艺理论批评家,最后成为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而这,也是王元化最终的自我认同。

  奠定其思想家地位的,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五四”陈独秀的反思。这两大主题,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彼此缠绕,共同决定百年中国的思想性状。同时,它们又像两条独自波动又偶尔纠结的思想轨迹,构成百年中国激进思潮的“来龙去脉”。所谓“来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谓“去脉”,是指以“五四”先驱为符号的“激进政伦人格”构成。

  王元化极具个性,在他朋友学生的印象中,他棱角分明、性格倔强。他自己曾分析说,这是深受父母两方大家庭的影响。父亲王芳荃虽很有爱心但脾气暴烈,王元化小时候,有一次父亲不知为何生了儿子的气,当着客人的面,把一个盘子甩过去,碎了一地,吓得在一旁的姨父赶紧抱住王元化的头。他的外公是一个传教士,有一次为教会的事跟外国人争执,把脸涨了个通红,一口气喝了三大碗凉茶才压住火气。

  1998年和2006年,王元化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在后者的颁奖礼上,他的感言是:“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但凡见过元化先生的人,都会对他那双极有神的眼睛印象深刻。尤其在谈到他感兴趣的学术思想话题时,他的眼睛更是闪闪发亮,瞳仁深处像不灭的碳晶那样在闪烁,极其炙热。

  或许,这就是思想的光芒。

  第一章:22年后

  高渊:有人说,你是王元化先生晚年后来居上的知音。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夏中义: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春,第一次深谈是22年后的2004年2月。

  1982年,我刚刚本科毕业,留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徐中玉教授看了我写的一篇论文,要我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第四次年会,并代表青年教师作大会发言。当时元化先生作为资深专家,就坐在第一排。发言结束后,在走廊上正好遇到他,他很亲切地说,小夏,有空来我房间坐坐。中午休息时我就去了,元化先生正跟另外一个人交谈,我站了一会儿。这就是第一次照面,没怎么聊。

  高渊:后来的22年中,你们碰到过吗?

  夏中义: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但那些年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偶尔在展览会等场合遇到,他都认识我,叫我一声小夏。

  高渊:2004年为何突然升温?

  夏中义: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有个课题立项,约我来写王元化。我觉得很有必要做,就答应了。一开始,还想请先生的弟子写,但他们表示很为难,我只好自己来。临发表时,杂志社给我打电话,说文章要先送先生过目。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胡晓明打来的。他用醇厚的男中音对我说:老夏,先生说你写他的文章不错。我挺高兴,说那就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又接到电话,又是这个男中音:老夏,先生说你写得很好。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没好意思问到底好在哪里,又把电话挂了。

  第三天晚上,还是这个电话,还是这个男中音:老夏,先生说你的文章很好。我再迟钝,连接三个同样的电话,也好像懂了,就问:是不是先生希望我去看望他?胡晓明说,就是这样嘛。

  于是我就去了。没记错的话,是2004年2月16日下午,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高渊:当时先生住在庆余别墅?

  夏中义:对,210房间。我走进去,他已经在小客厅里站了起来,我有点战战兢兢。他叫我“老夏”,我一下子很感慨,想起他比我大29岁,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22年了。

  然后他说,精神病是我犯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犯这种病,上海最好的精神病医生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听了有点尴尬。他又接着说,我后来精神病确实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好的,医生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他讲这话时,神情很严肃。我已经手足无措了。他马上笑了笑,让我坐下,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生的病,也不知道怎么好的,但读了你的文章,我愿意采信你对我的分析。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就成了先生的忘年交,常去拜访。他也对我很重视,我每次去他都闭门谢客,跟我一对一单独聊。

  第二章:精神病

  高渊: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好的,可能有不同解读。但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犯的,不是很明显是受“胡风案”的牵连吗?

  夏中义:这是一般人的解读,当然这确实是直接原因。

  1949年后,元化先生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后来担任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就是今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在他当总编辑期间,确实和“胡风集团”在人脉上有交集。

  当时上海在处理元化先生和胡风案时,有些人知道他跟胡风没什么关系,暗示他只要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没事了。但元化先生坚决不肯说。于是就被隔离审查,他陷入了沉重的精神幻灭。

  高渊: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还有什么隐藏原因吗?

  夏中义:他的父亲王芳荃一开始是清华大学教授,后来是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00大洋。他18岁就加入了共产党,22岁就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的代理书记。他在党小组的会议上经常提意见,有的跟组织精神不符。1942年因此受到组织处分,被撤销了代理书记职务。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1945年,他热爱的作家罗曼·罗兰去世,先生撰文说,三年前在他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形象,把他拯救了出来。所以说,1955年发病的诱因之一,可以往前追溯到1942年。

  高渊:你认为他的病又是怎么好的呢?

  夏中义:元化先生一生中最全神贯注读书的时期,就是在他被隔离审查时。他在现实中看到了跟他心灵格格不入的东西,自己无法解释,就希望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他当时主要读马克思、黑格尔和莎士比亚,特别是黑格尔的《小逻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他以前是不读抽象哲学书的,尤其不读德国哲学。但隔离审查时期,就试着读以前没读过的书,反反复复读就读进去了,获得了一种思辨运演的快乐,渐渐排解了一些内心的幽暗。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三个环节,分别是感性、知性和理性。先生认为这个提法跟马克思很接近,因为《资本论》指出,一切科学研究都要分三步走,先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资料或资源,这就是感性,接着要对那些资料分门别类,这就是知性,最后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这就是理性。元化先生发现这个“三段式”后,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高渊:这个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为什么对他的病有疗效?

  夏中义:因为当时国内流行的是“二段式”,就是从感性到理性,并没有知性这个中间环节。元化先生由此意识到,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不一定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答案。这样推演下来,在胡风问题上,他未必就错了。

  他想通了,病也就慢慢好了。这样的思维环节,精神病医生怎么可能了解清楚。甚至先生本人,当时只觉得精神枷锁获得了解脱,未必细究其中的过程。

  第三章:文心雕龙

  高渊:也正是那段孤寂的日子,成就了他后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龙创作论》?

  夏中义:这本书的写作是从1961年开始的,就在此前一年多,先生结束了四年的隔离审查,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然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管理图书资料。

  高渊:为什么他选择从解析《文心雕龙》入手?

  夏中义:他年轻时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就喜欢读《文心雕龙》。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担任讲师,为学生们开过这方面的课。他到了文研所后,担任所长的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是当时中国文艺批评史这个学科的首席专家,郭先生也鼓励他研究《文心雕龙》。

  对元化先生来说,被打成反革命是很沮丧的。有一次他对夫人张可说,你不要认为我没用了,我被打翻在地,但还可以通过学术研究重新站起来。张可不大相信,先生说我要做给你看,于是,他写了分析《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写好后,先生送给当时少数还跟他交往的朋友之一彭柏山看,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并建议他寄给北京的周扬。周扬看后大笔一挥:此文甚好,马上推荐给《文艺报》,6000多字的文章全文发表。先生很开心,他对张可说,你看我不是说我还有用的嘛。所以后来他做《文心雕龙》研究特别来劲,全书在1966年春天写完,很快“文革”爆发,当然没法发表了。

  高渊:1979年全书出版后,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是否也对元化先生的人生路径产生了影响?

  夏中义:这本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中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少,元化先生又曾是“胡风分子”,刚刚被平反,有点传奇色彩。很快,他就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同组的有吕叔湘、王力、朱东润、钱锺书等,那年他61岁,是里面最年轻的。合影时,他自觉站在第二排,被前面的钱锺书先生抓住领子一把拉过来,说你躲在后面干什么,到前面来,和我站在一起。所以你看照片上,元化先生的左领子是歪的。

  1983年5月起,他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做了两年多。据说在考察干部时,部分原因是元化先生这本书名震四海,被视为党内出色的文艺理论家,而成为宣传部部长人选。

  第四章:“最佳射手”

  高渊:那时候的元化先生,称得上思想家吗?

  夏中义:《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后,元化先生已经是一位了不起的文艺理论家,但要称思想家,那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了。这并不是说,他在七八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中,没有闪烁思想家的光泽。

  这里涉及怎么界定思想和思想家。在我看来,所谓思想,是一位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原创性的警示之说。如果这位智者连续发出原创见解,他就有可能被追认为思想家。

  高渊:后人认定元化先生是思想家,关键根据有哪些?

  夏中义:现在回头看先生88年人生岁月,他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反思过程。第一次是在他青年时期,可用“向着真实”四字来概括。简单地说,就是在人格层面的“向着真实”,即“做真人”;以及在创作层面的“向着真实”,即“写真实”。第二次是在他壮年时期,就是在隔离期阅读《小逻辑》等著作后,所获得的精神自救。

  第三次是在90年代,先生达到晚境思想的最高峰。这次反思包含着两大主题,就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五四”陈独秀的思考。没有第三次反思,就没有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

  高渊: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元化先生是怎么思考的?

  夏中义: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写了四篇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文。这组论文是比较学术化的,也比较完整。在先生晚年,很少有文章能达到这个高度。重估社会契约论,是他晚年志业的重中之重,实质是要寻找百年中国激进思潮的基因。

  高渊:元化先生生于1920年,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一年之后,他对“五四”的思考是否更有切身感悟?

  夏中义:他认为自己是“五四”的遗腹子,吸收了“五四”的重要思想给养。他把“五四”遗产切成三块:一块是“五四精神”,包括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等正面思想遗产,这也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价值共识;另一块是“科学与民主”,他认为“五四”先哲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第三块是“五四”留下的负面遗产,主要是“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言行峻急”和“启蒙心态”。说白了,“意图伦理”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庸俗进化”就是凡是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言行峻急”就是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启蒙心态”就是自以为真理在握,从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

  高渊:他由此对陈独秀有了新的评价?

  夏中义:先生专门研究了杜亚泉,他是“五四”时期上海《东方杂志》的主编,可以跟北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峙。先生认为,用今天不带偏见的眼光去看,用一般的文化史的眼光去看,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时,杜亚泉更有学理,更有修养,他也更愿意采信杜亚泉。

  高渊:元化先生从陈独秀身上,进一步提出了“激进政伦人格”?

  夏中义:1993年8月,先生可能读杜亚泉读累了,想换换口味,在休息时读了林毓生教授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越读越有滋味。最能打动他的,是书中第129页开始出现的“意图伦理”这个概念。“意图伦理”就像一把金钥匙,随后转化为先生剖析“激进政伦人格”的第一构成要素,由此发现了百年中国激进谱系的精神密码。

  如果把对“五四”的思考比作一片思想史的绿茵场,那么,元化先生的最大贡献就是在禁区前踢进了两粒金球。一粒是剖析以“意图伦理”为第一元素的“激进政伦人格”,另一粒是为“五四精神”注入法治观念基因。凭借这两粒金球,王元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最佳射手”,而最佳助攻是林毓生教授。

  第五章:酷与飙

  高渊:作为元化先生晚年的主要助手,你是因为什么机缘走到了他身边?

  蓝云:我父亲蓝瑛不到14周岁就入了党,他15岁时到上海,和20岁的元化先生接上了关系,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让我去跟张可阿姨学英语,她在上海戏剧学院教莎士比亚戏剧,英语非常好。张阿姨59岁时突然中风,虽然救了回来,但语言和行动能力都出现了障碍。我父母看在眼里,就决定把我派到先生身边,尽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高渊:你正式放下手头工作,专职当元化先生秘书是什么时候?

  蓝云:那是2003年春节,上海市领导来给先生拜年,他提出希望调我当他的秘书。于是,市委宣传部给我的工作单位发出公函,把我正式调到先生身边工作。

  从那以后,我每天吃过早饭,就到先生住处上班,帮他处理文稿信函,他还教我怎么收集资料、分类编目、校读清样,还让我参与编辑了《九十年代日记》《清园文存》等书。他经常鼓励我说,我的学生们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

  高渊:有人说,元化先生的性格不仅酷,而且飙。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是什么感受?

  蓝云:这话是李子云大姐说的,她当过夏衍先生的秘书,是先生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说先生年轻时恃才傲物、颇为自负、不苟言笑,发言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所以形容他的性格,要用俗话“很飙”才行。

  先生是个思想家,在他身边工作,确实让我学到很多。不过,除了李子云大姐,我可能是另一个敢跟他说不的人。有时候,他会跟他的学生或者家里的阿姨生气,我就跟他说,作为长辈应该多点宽容。先生说,既然你觉得我是个恶人,为什么还要在我身边?

  我一赌气就走了。他会让人送鲜花来,隔一两天还会送饼干来,托人问我最近好不好。而且他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好。我想这个老人离不开我,就回去了。

  第六章:师者真传

  高渊:先生曾说你是“较得他真传的弟子”,你感觉得了哪些真传?

  胡晓明:今天回想起来,从先生那里所得比较重要的有三点。首先是为现代中国思想问题而读书治学。正因如此,我心中的古典是活在当代的。受先生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的引导与熏陶,自觉不自觉地,不单纯为知识而学习,而更为思想而学习。中国文学不是一个知识的对象,更是一个思想的对象、当代的对象。

  其次,先生一生有几次大的变化,我亲历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次,就是从反传统到不反传统。从80年代的《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到90年代的《关于“五四”答客问》,先生对“五四”的看法变了,对传统的看法也变了。我把这个看作是严复、王国维、李叔同等人从西学到中学的回归一样的世纪之谜。

  还有,先生的思维方式里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立思维、复杂思维、区分思维、辩证思维。对一个问题,他永远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哪怕是一个人人都接受的观点,他也要不断提出疑问。我深受其影响,喜欢复杂思维,不喜欢黑白二分。说到底,对人的理性能力,有确然的相信,但也有深深的怀疑。尤其是对那些大家公认的看法,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挖几个层次。

  高渊: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一度有“北钱南王”之说,把元化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相提并论。对此,他怎么看?

  胡晓明:他晚年一直珍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那张合影,他说老一代学人办事认真、不徇私情,完全为国家培育人才着想,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炒作,说什么“北钱南王”。他明确地说,此说不妥,钱先生是前辈,我是晚辈,在学术上我不能跟他比,学术界要反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

  第七章:最后一年

  高渊:元化先生人生的最后阶段,是怎么度过的?

  蓝云: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日记曾引来祸端。但先生查出癌症后,我猛然意识到,和先生相处的时间进入倒计时了,于是我就开始“破戒”记日记。

  说来也巧,我是从2007年5月10日开始记的,而先生逝世是2008年5月9日,不多不少正好一年。那一年,他多数时间住在瑞金医院,期间也有几次进出。

  高渊:先生的最后一年中,有哪些日子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蓝云:比如2007年10月12日,那天先生出院,我一大早就赶到瑞金医院。

  他说睡得不错,就是老做梦。他说梦见和张可阿姨在一起,张阿姨走啊走啊,先生就跟在她的后面,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后来好像到了医院里。我说先生一定是非常想念张可阿姨,所以梦里就见面了。

  高渊:张阿姨是哪年走的?

  蓝云:张阿姨是2006年8月去世的,王伯伯写了一个简短的讣告:“我的妻子、知音、伴侣张可,于8月6日上午9时25分永远离开我们了。她因骨折、失语、吞咽功能的丧失,躺在病榻上,度过了痛苦的一年多。虽然在这以前医生就已多次宣告她病危、已无生存希望,可是她一次一次地闯过了死亡关口。她被病痛折磨得十分孱弱衰竭的躯体,若有神助。她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力量。是不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不愿她离去?”

  高渊: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先生激烈的个性有什么变化吗?

  蓝云:2007年11月30日,是先生的87周岁生日,瑞金医院的医生护士专门给先生庆生。他们布置了会议厅,买了蛋糕,唱生日歌,先生很高兴,也有些意外。

  先生对我说,在病中,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说,你总责备我对人过于严苛,近乎挑剔,把别人都看得很坏,这是对我的误解,是不对的。可是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你还是有道理的。你看,大家都对我这么好,医生护士都这么细心,打针一点也不疼,为我溃破的创口换药也不嫌避,还给我过生日。

  高渊:先生晚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蓝云:应该是没能看到他的传记出版。先生很希望有本传记,曾找李子云写,子云大姐说不懂他的学术,做不了。也有作家主动想来写,但先生觉得她更适合写印象记。后来夏中义出现了,先生又看到了希望。但老夏那时候刚从华东师大调到上海交大,手头一大堆的事,他权衡再三,还是推辞了。

  先生甚至一度想让我写,他说你拿本子记,我跟你说。他讲的是1955年的一天,当时住在武康路100弄,那天清晨突然弄堂里大树上的乌鸦成群地叫,叫得很诡异。就是那天,他被胡风专案组带走了。

  但他也就开了个头,他跟我说话喜欢讲轻松的,老是岔开去。说着说着,就会说家里要来什么客人,你穿什么衣服好看,应该去买一件等等。

  第八章:乡关何处

  高渊:元化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清园奉为他的精神家园的?

  蓝云:我小时候去先生家,基本上没有清园一说,应该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突出了清园。那时候,他搬到吴兴路,把沙孟海给他题的“清园”挂在了书房显眼处。

  而且,他也开始跟我们比较多地回忆小时候的清园生活。往往在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会讲在清华园南院的生活。他随父母住在12号,赵元任住1号,陈寅恪住2号,王国维住17号。清华园南院的这批导师,当时正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先生这个淘气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是不相干的。在先生晚年,却常提这些名字,并自称是“清华懿弟子”。在他主持的一项国家博士点科研课题中,更提出要好好研究王国维和陈寅恪。

  也就是说越到后来,他跟清华园南院的那些导师们,越是产生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与感应。或者说,他认同清华,认同清华园南院所代表的价值源头。

  高渊: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有这么重要吗?

  夏中义:元化先生从不讳言,他的“清园情结”源自童年。有人说,人的一生都带着童年的印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元化先生晚年,将书斋命名为“清园”,还刻意将晚年著述冠名为“清园系列”,比如《清园近思录》《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和《清园自述》等,似乎不如此就不能遥寄情怀。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回忆让人即使在家也生出乡愁来。

  高渊:作为一个知识人,先生身上哪些品质最值得后人记取?

  胡晓明:像先生这样的知识人,他们往往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但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

  先生是喝着“五四”的奶水长大的,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份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

  先生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