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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上海第一所西医医院的故事

2020-03-25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轶伦

  

  雒魏林

  在这家具有176年历史的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里,镌刻着仁济医院医德信条12条。

  第一条就是:“医者之一生,乃为他人非为自己,不思安逸,不顾名利,唯舍己救人而已。除保全人之生命,治愈人之疾病,宽解人之痛苦外无他。”字字句句穿越时空,发人深省。

  曾经念诵过这一信条、又深具当代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使命感的仁济医护人员,组成172人的队伍,在今年疫情发生后毅然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驰援至今。

  “麦家圈”里的新医院

  1843年11月,一个32岁的英国男人做了一个决定——离开当时外侨聚集的澳门,到大家口中的“新大陆”——黄浦江边的上海。作为一名医生,他打算发挥所长,开一家医院。

  翌年2月初,他在上海老城厢城内大东门一所租借的民宅里开了一家诊所。和普通中国医生一样,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他叫威廉·洛克哈脱(William Lockhart),中译名为雒魏林,因此诊所就叫作“雒氏诊所”。这家当时不甚起眼的诊所,就是上海第一所西医医院仁济医院的雏形。

  本来以为,洋人开设的医院也许会被中国病人排斥。但很快,雒医生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因为雒医生招收平民,而且提供免费诊疗,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中国居民争相求诊,大东门的诊所显得太小了。面对众多病患,1844年10月,雒医生把医院搬到了小南门外新租的平房建筑内,设20个床位,大大小小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不久,雒氏诊所改名为中国医院,也称华人医院。仅1844年至1845年间,接诊病患就达19000人次。

  1845年12月31日,雒医生以每亩40两白银的价格,租得福建路至山东路之间一块5.5亩的土地。山东中路,始筑于19世纪中叶,初名庙街,北段曾叫作望平街(今南京东路至福州路段)。1865年更名为山东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山东中路。

  和雒医生到上海的节奏几乎同步的,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先是在上海老城厢落脚,后来搬到了山东中路中段,他在1843年创办的墨海书馆,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出版机构。从墨海书馆开始,山东中路周围书馆、报馆渐渐聚集,人们称这里为“麦家圈”。

  1846年7月,在“麦家圈”内,雒医生的新医院落成了。这是一幢中式平房,定名为仁济医院,也叫山东路医院。

  华人医生与西人富商

  据《申报》记载,1844年至1856年间,上海的这第一家西医医院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中国病患15万人次。医院还为鸦片上瘾者戒毒,替民众接种牛痘。

  在推广西方种痘技术的过程中,雒医生的助手、仁济医院最早的华人医生,也是上海第一位西医黄春甫渐渐独当一面。当时,许多中国人因不了解西医的诊疗手段而顾虑重重,黄春甫担当了公共卫生知识的讲解者和科普者。苏浙一带的医生都慕名前来学习。

  西医诊所是新事物,西医诊疗方式也是新事物,仁济还为上海带来又一个新事物:1894年,仁济开出40张床位的女病房,来自英国的海莉(Miss Halley)担任护士长,以女病房为基地开始招收中国妇女,进行护士职业培训。1896年,仁济医院开办高级看护学校,这是全国首家护校。

  黄春甫在仁济前后服务了43年,见证了许多仁济带来的新事物被上海吸收接纳。就在黄春甫在仁济工作的第13年,1867年,一个拥有建筑学学位的英国年轻人到达上海。他不是医生,但他的生命和仁济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这个新来上海的年轻人,名叫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抵沪后从事建筑工程和房产投资。1873年,仁济医院兴建的院舍便是雷士德设计、施工的。雷士德终生未婚未育,到晚年累积下惊人财富,他生活简朴,始终乘坐电车出行,却乐善好施。他至少在1915年和1916年分别向仁济医院各捐100两白银。1920年除了捐100两白银,他更捐了2300两给免费病床基金,1925年又捐款。1926年5月14日,雷士德病故并安葬在上海。他生前立下遗嘱,留给仁济医院100万银圆用于重建新院,同时将名下的4处房地产赠予医院,其收益指定为补助医院开支之用。

  时任院长成立了医院建筑委员会,用这笔资金历时3年建造了一栋宽敞的新院舍。1932年元旦,新院舍竣工启用,总建筑面积为13808平方米。医院的英文名称为“雷士德中国医院”,也叫“雷士德华人医院”,中文名称“德和医院”(因雷士德设立的公司为德和洋行),正式名称依然是仁济医院。该院名请书法家王一亭先生书写,镌刻于大楼前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