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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 毛泽民在上海创办的红色印刷厂

2020-02-12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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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封路西藏北路口(开封里)创办《布尔塞维克》刊物印刷厂,专门承印《布尔塞维克》刊物。

  《布尔塞维克》历时5年,共出版52期。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动,《布尔塞维克》曾几次休刊,版式几经变化。最初是16开本,周刊,每期30页,共3万字左右。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

  地下工作,往往需要低调安静。但地下印刷厂,恰恰低调不了,也安静不了。

  一台印刷机,外形庞大笨重,转移或者搬动,多有不便。一旦开工,机器运转,声音轰鸣,难以隐蔽。从1921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了十余年,在此期间,内部文件、对外宣传、出报、出版都需要有自己可靠的印刷业务。使命所在,拥有一家红色印刷厂迫在眉睫。但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伪装过关?这成为印刷厂在上海面临的最大考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下,中共报刊难以为继。苦于《向导》被停刊的共产党人几经辗转,在洋人管辖下的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寻找到了新的编辑部办公地点。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新的中央机关杂志——《布尔塞维克》。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地也设于此。

  11月初,党中央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调到上海,负责帮助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秘密创办印刷所。这家当时中共最大的印刷机关,地址设于英租界派克路,即今天的著名的“美食一条街”——黄河路上。

  黄河路北接苏州河边的南苏州路,穿越北京西路、牯岭路、定兴路、凤阳路,垂直相交中华第一街——南京路,隔着马路,就能远眺跑马场(今人民广场)。地理位置绝佳。今日走到黄河路,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滩最高建筑纪录保持者,被誉为“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就矗立在黄河路边上。饭店的阴影,恰好遮蔽了半条黄河路,使这里成为一个身处闹市中心,却又偏安一隅的所在。当毛泽民来到派克路时,距离国际饭店1934年落成还有7年。当时,国际饭店以及周边的建筑群尚未出现或正在建设中,各个工地起伏不断的机器轰鸣声、工地上施工的号子声,成为遮掩印刷所绝佳的掩 护。

  聪明的共产党人非常善于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展开工作,所谓——大隐隐于市。

  毛泽民化名改装,以印刷厂老板的身份开始“承办各类印刷业务”。此后,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等都在这里印刷。为了应对敌人的密探和搜查,印刷厂给这些刊物装订上了各种伪装封面。有的“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文化史》,有的变成了《中国古史考》,有的变成《平民》,有的还按上了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的“脸”。

  1928年,巡捕房忽然搜查印刷所,还在一家旅馆扣住毛泽民。好在最后毛泽民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他交付800元银元,重获自由。但遭遇这一次危机后,毛泽民于1929年奉命前往天津组织印刷厂,上海的秘密印刷厂暂停运营。在天津,除了日常工作外,毛泽民还负责了另一项任务——培养中共的印刷人才。

  为了聘用到可靠忠诚的印刷人才和员工,毛泽民专门派人回老家韶山。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配合毛泽民工作。毛特夫的父亲毛新梅是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受父辈影响,少年时即参加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毛远耀也是少年时代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任当地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毛远耀和毛特夫根据安排到天津,在中共北方局办的印刷厂当排字工,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毛泽民回沪继续办印刷厂。几经辗转后,毛泽民、瞿云白(瞿秋白)和钱之光在今安国路口元兴里的两幢建筑里设秘密印刷厂。此时毛泽民35岁,他一手从韶山带来的两个毛姓青年还不到20岁,但经过先期的培养,此时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印刷人才了。他们年轻的身影,出现在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印刷厂,本身就带来了一股不屈的希望和朝气。

  安国路元兴里的建筑一共两幢,一幢是印刷厂,一幢是绸布庄,比邻一处建筑工地。绸布庄对外销售各种绸缎布匹,店里按着电铃开关。如果有外人进入绸布庄,店员按下门铃,印刷厂的人在里间听到,就立刻停止印刷。印刷所需的纸张也都伪装成绸缎布匹,源源不断送来。不久后的4月,发生“顾顺章事件”,为了确保安全,毛泽民被转移去香港,印刷厂又转移到梅白克路祥康里(今新昌路99号)——这是目前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祥康里步行到派克路(黄河路)只需五分钟,同样比邻南京路商业街的跑马场,左右都有小弄堂,进退方便。此时国际饭店已经动工。施工的机器、号子声为印刷厂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印刷厂的负责人之一钱之光曾经撰文回忆:

  在那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印刷厂的转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像机器和一些设备的搬迁就很困难。这次搬家以及后来的搬家,我们都是想很多的办法,以多种形式搬迁印刷机和设备;往往是在转移时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放在我们的转运站,作短暂的停留,再搬到新的地方。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几个地方,才搬到新地方。搬迁时,还得把印刷机拆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我们还派同志随车搬运。到梅白克路后,不久排字房也从别的地方合并过来。铅字的搬运是用木箱和藤箱装的,木箱不能太大,装多了抬不动,藤箱装的也不能多,里面还放些刨花和衣物等作伪装,提在手上,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

  钱之光当时装扮成烟纸店小老板。房子的一楼卖日用杂货,二楼做宿舍,三楼印刷装订。在梅白克路期间,印刷厂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印刷任务不断加重,参与印刷的工人也增多,还买了两台电动机,用屋内的电灯线路,将脚踏印刷机变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但到了1932年夏天,因为在梅白克路附近发现几个可疑分子,中央决定再次暂停印刷,疏散人员,继续为印刷厂寻找新家。

  之后,印刷厂又分别搬到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386号的三层楼房、武定路181弄12—14号的一幢西式洋房、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等地。频繁的搬迁之中,印刷厂还坚持印刷了党的文件和《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塞维克》等机关刊物,还配合了上海工人斗争,直到1933年1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迁往江西中央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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