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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高天滚滚寒流急 中国共产党在反“围剿”斗争中的奋勇抗争

2019-10-09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明哲

  1933年,西方世界仍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亟须外侵以转移矛盾。不少西方国家企图将法西斯之火引向共产主义,此举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气焰。

  这一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攻入山海关,觊觎华北。

  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在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焦头烂额,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打着“围剿”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内外压力的困境中步履维艰、上下求索。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江西瑞金;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左”倾思想仍在党内占据上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是照搬苏联经验还是认清自身形势?是攻打城市还是积极防御寻求外围突破?是寻求国共合作还是对抗到底?是延续“左”倾路线还是勇于开展自我革命?1933年的抉择,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历史走向。

  (一)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华侵略:1月初日军攻占了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热河全县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京津危险在即。尽管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请缨杀敌,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陷入孤战无援,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当务之急。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二六指示信”指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意识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要,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兴衰在即,危难当头,共产党吸引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5月26日,中共党员吉鸿昌联合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当即成立张家口特委,以支持同盟军,并在同盟军内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顺应大势的抗日同盟军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多人。6月起,同盟军连续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四座县城,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8月,冯玉祥撤销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10月16日,成立仅143天的同盟军彻底失败。

  这次中国共产党联合爱国将领的抗日壮举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全国抗日民主浪潮,促进部分进步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断认识到,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有利于革命的,就应当成为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状况,利用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契机,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就能够有效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行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方针,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看待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力量,甚至认为抗日同盟军首领冯玉祥与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而同盟军内的共产党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不正确认识,加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消极抗日,导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族救亡事业屡屡受阻。

  至此,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仍掣肘着抗日同盟的发展,同时造成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陷入困境。这一年,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发生了反对“罗明路线”斗争和查田运动,第五次反“围剿”也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