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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奋战在洪湖苏区

2018-01-10 来源:《红岩春秋》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周逸群、贺龙、万涛、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以湖北的洪湖地区为中心,由散开的几块根据地组建而成。这些地域之间,有的虽然未完全连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由于敌人连续“围剿”,湘鄂西苏区不少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从2万余人,减少到1.4万人左右。

  同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湘鄂西苏区得到贯彻与执行,湘鄂西党组织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海前往湘鄂西苏区参加革命斗争。

贺龙和他领导的红三军战士们

  初到洪湖

  1931年4月下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我来到洪湖苏区。第一个见到的是中央分局组织部长万涛。

  不久,万涛就通知我在中央分局任巡视员,负责到各地检查支部工作。我初到苏区,一切都很新鲜,工作劲头很大。每天提着一个马灯,不分日夜地奔走在各个支部之间。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地方上的同志,也学到了许多工作方法。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物资也不太缺乏,我们最需要的纸张、药品,也可以通过搞外贸的同志从白区买回来。

  6月下旬的一天,我见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他是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接替邓中夏工作的。夏曦是湖南益阳人,毛泽东的同学,他们曾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是湖南群众运动的重要骨干,湖南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

  夏曦一见我,就问:“你是上海来的吧?”

  “是,上海来的。”

  “叫什么名字?”

  “郑永铭。”

  他把我打量了一会儿,又问:“你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吧?”

  “我原来叫郑岩平,是这次来改的名字。”

  “你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吗?”

  “没有,但中央曾经要调我去那里工作。”

  “你知道那里的宣传部长是谁吗?”

  “不知道。”

  夏曦笑道:“就是我呀!”

  接着,我们交谈了一些上海当时的情况。最后,他叫我不要搞巡视员了,就在中央分局宣传部搞兵运总书记,负责训练俘虏。后来,又叫我担任军委秘书长,主要任务还是接待俘虏和训练俘虏。

  夏季,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几尺高的浪头排山倒海而来。洪湖苏区村庄的房屋成片倒塌,淹死的群众不计其数。许多地方成为一片汪洋泽国,露出水面的高地上,到处都是难民。逃到高地上的野兔,用手都可以捉到。

  当时,中央分局召开了一个救灾会议,商讨救灾措施,对军民的生活进行了安排。当时的洪湖党组织是团结的,意见是一致的。

  7月,我在洪湖瞿家湾又见到了夏曦。夏曦很高兴,称我是“郑大炮”,意思是我说话很随便,没有顾忌。他说:“9师去迎接主力了,现在苏区惟一的武装是25团,你到那里去做政治部主任吧。一定要好好工作,守住潜江。”

  第二天,我便背起背包,带着一支驳壳枪,单身一人去了潜江。

  亲历“肃反”

  1931年中秋节前夕,贺龙带领红三军的主力三四千人回到洪湖。可是,这个时候华容、石首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收复华容、石首的胜利。不久,中央来信询问,为什么华容、石首这么快失守?要分局查明原因报告中央。

  本来这个问题很好答复,只需向中央说明:由于9师26团迎接主力远离苏区,敌人趁虚入侵,我军救应不及所致。但是,夏曦却到潜江召开了一个会议,要追查责任。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说:“我们奉中央的指示到鄂西北接主力去了,怎么又能够同时保住华容、石首呢?”为此,双方就争吵起来。最后的结果,夏曦撤销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由自己兼任。

  潜江会议后,万涛向夏曦提出,要我回后方当巡视员,夏曦同意了。不久,万涛又叫我在机关当秘书长。

  10月,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按照会议的决议写成了一个文件,题目是《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今后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前进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我听到一些人对夏曦的非议,如9师师长曾说:“我看夏曦搞军政委还不如邓中夏。”这说明洪湖苏区的领导同志已经有分裂的倾向了。

  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传到前方后,夏曦很不满意,公开说省委的决议是机会主义的决议。他认为,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跳跃式,而不是波浪式。不久,夏曦撤销了红三军师的建制,只保留军部。夏曦又从前方赶到后方,亲自抓政权工作。可是,他一个人顾不了两头,分裂的形势日见明显。

  1932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汉阳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中,省委与夏曦的分歧公开地表现出来了。在会上,许多参会者对夏曦为代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苏区工作产生严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记得某个领导在会上发言时说:“夏曦把万涛赶走,自任军政治委员。一个白面书生居然成了红色战士……。”由于我是上海中央调来的干部,同时又与地方上的干部相处得很好,所以始终没有卷入这场纷争。

  2月间,洪湖军校改组,成立了新班子,我调任组织科长兼政治总教员。军校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

  5月,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开始了。起先,只是听说部队里抓了一些“改组派”。后来,连8师的参谋长也被抓去了。当时,洪湖军校3个大队的队长都先后被抓。

  7月的一天早上,夏曦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当天晚上赶到军部。我心里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晚上9点,我赶到军部,见到这位秘书,他告诉我,不要惊慌。他对我说:“你现在正走运,夏曦还没有骂你,还是信任你的。”

  第二天,我见到夏曦时,他给我看了一个文件,是关于“肃反”问题向上海党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已经抓了县团级干部4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我的熟人。当时,夏曦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这些人是创建红军、开辟苏区的有功者,怎么会是改组派呢?”

  夏曦把我手中的文件一把抓了过去,板着脸说:“小孩子!你懂什么?他们是为了破坏红军才创建红军,为了破坏苏区才开辟苏区。”他叫我回去以后不要乱讲,还要我管一管地方上“肃反”的事情。

  没过几天,第7师师长被捕了。又过了几天,原红三军军政委万涛也被捕了。后来,他们都被杀了。

  夏曦为什么没有杀我呢?我想,我与夏曦以前在上海工作时就有一些渊源,夏曦比较了解我。到了苏区以后,我并没有卷入地方上的纷争,夏曦就没有把我当成“改组派”肃掉,使我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未遭不幸。

  首战告捷

  1932年1月中下旬,红三军在皂市、龙王集战斗中全歼敌4师12旅和48师特务团,活捉旅长,生俘4000余人。

  3月初,红三军在文家墩战斗中,全歼敌48师144旅,活捉旅长及官兵2000余人。

  4月,敌48师组织反扑,在龙尾山和瓦庙集一带打了7天7夜。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我方伤亡很大。

  当红三军主力在瓦集庙作战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团向陈陀子口发起进攻。洪湖军校4个中队立即开赴陈陀子口迎击敌人,在那里固守了9天9夜,损失很大。这时,我留在周老嘴当联络员,没有参加战斗。

  一天,夏曦赶到周老嘴,要我到警卫团去当政委。夏曦说:“你明天就到警卫团去,要坚决守住新沟。如果新沟失守,你就提头来见我!”

  第二天,我和团长就把部队带到了阵地,利用原有的工事,正面放了一个营,其余兵力布置在侧翼,骑兵隐藏在芦苇丛中。

  我这是第一次指挥打仗,根本不知道怎样配置火力。当机枪连长问我:“机枪摆在哪里?”我说:“你看哪里好,就摆哪里。”后来,连长把机枪布置好了,我问他机枪为什么摆在这里?他说这里射界很宽,可以发挥火力。这时,我才懂得了使用机枪的要领。

  战斗打响了,敌人大约派了一个营的兵力,端着刺刀向我方阵地扑来。敌人迫近芦苇丛,我方的机枪一齐开火,敌人像割草般地成排倒下。接着,我们的骑兵也从芦苇里冲了出来。原先埋伏在河岸附近的一个连,也向敌人进行侧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后溃退。我们乘胜发起追击,一直把敌人赶到了老新口。

  追击到老新口,我才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一把旗帜,身后只跟了八九个人,其他的队伍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几个人还坚持向老新口的敌人打了一阵,直到9师的主力赶到。

  这次战斗消灭了敌人正规军2000多人,非正规军10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品。敌师长范绍增的腿也被打了个洞。当天晚上,战士们兴高采烈,把缴获的枪支纷纷交往团部。

  第二天,贺龙带领的红三军主力到达老新口,全歼范绍增的3个团,范绍增负伤逃走。据资料记载,当时范绍增受了重伤,手下用门板抬着他逃跑,后来坐水上飞机去汉口养伤。

  当天下午,我见到贺龙,汇报了作战经过。贺龙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说:“不错,不错,基本条件够了。”

  我问:“什么基本条件?”

  贺龙说:“就是不怕死嘛!”

  最后转移

  1932年7月,为了对付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军委决定警卫团和襄北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我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师政委以不懂军事为由辞职了,军委又任命我代理师政委。

  洪湖苏区开始“肃反”后,许多同志都被杀害了,干部战士人人自危,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8月初,在江陵灵芝嘴战斗中,红军洪湖军校总队长阵亡。8月下旬,夏曦亲自指挥的周老嘴战斗中,红7师新任政委被俘。

  8月的洪湖,天气炎热,许多战士中暑,我也患上疟疾和痢疾,人瘦得很厉害,但还得带病指挥部队,转移到周家集去接替9师的防务。

  我们进驻周家集后没有几天,敌人就向我们进攻了。敌人利用高粱地作掩护向我方移动,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敌人。战士们直到看见敌人的刺刀和帽徽时,才知道敌人上来了。幸好有一个班长及时下令开枪,敌人才停止了前进。这次战斗中,我差点被俘。因为生病跑不动,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撤退。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近视眼。

  部队撤到柳关集合时,夏曦看见我病得很重,就让我去军医院治病。到军医院刚两天,敌人追上来了,我只好跟着军医院转移。就在转移的当天晚上,夏曦下令把关押的几十名“改组派”都枪杀了。

  第二天,敌人又追上来了,只记得当时四面都是水,情况紧急不容选择道路,我便打马涉水而走。没走多远,前面横着一条大沟。我狠狠一抽鞭子,想催马跃过沟去。不料,马落到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了。恰巧,一颗流弹击中马嘴,马儿受惊一跃而起,我趁势一提,居然上岸了。

  后来,又碰到一条河,河上的桥断了。战士们有的泅渡,有的找船。我以为骑着马可以过去,便径直朝河中走去。谁知河水很深,刚下水走了几步,就翻落在河里。幸好我还学过游泳,连忙挣扎着向对岸游去。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裤带断了,游到河心时竟把裤子也挣脱了。当战士们用船把我救起后,敌人又追上来了,我裸奔了好几里路。

  9月间,部队只剩下八九个人了,我和省委书记李家芬一起,带着四五支驳壳枪就在湖区打游击。搞了几天,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李家芬叫我去上海,他是本地人,可就地隐蔽。

  事情商定好后,李家芬给我5块光洋作路费。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家芬催我和交通员启程。他陪着我走了一里多路,叮嘱我一路上小心谨慎,到了上海一定要把洪湖的情况向中央作汇报。

  经验教训

  1932年9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在杨林关、新沟咀等决定性战斗中,红军也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和包围。

  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难以立足,于是决定突围。夏曦等率红7师突围后,于10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区与红三军主力会合。

  留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不久也被迫转移,洪湖苏区完全丧失。

  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裹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丧失。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后来反思洪湖苏区丧失的教训,我认为有这样几点:

  第一,洪湖靠近九省通衢的武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古荆州的战略要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是决不允许我们在那里盘踞的,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第二,洪湖是个水网地带,湖泊河汊纵横交错,小股游击队是可以生存的,但不宜大兵团活动。敌人一旦守住几条堤道,我军就会困死在湖里。所以,抗战时期新四军5师在襄南活动时,也只在汉阳打了一仗,不敢深入湖区。1947年,我军南下时,李先念也一再交代,不要把主力放在江南。

  第三,洪湖遭遇大水灾后,经济基础被破坏,人民生活困难,军队给养也成了大问题。

  第四,由于指挥错误,红三军与徐源泉的48师在龙尾山打了一场硬仗,我军主力受到很大损失。

  第五,部队进行“肃反”,杀了许多优秀党员,部队的骨干力量基本搞光,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次“肃反”,实际上是一次人为的浩劫。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更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惩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以昭雪,恢复党籍,受到同志们的纪念。(郑绍文口述郜虹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