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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徐特立与南昌起义

2017-10-11 来源:《百年潮》 作者:徐禹强口述 叶松整理

  腥风血雨中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到15日,上海工人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员牺牲。我的大姑妈徐静涵因参加上海赤色工会活动,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在狱中受刑,腿部留下残疾。她的丈夫黄宪章单方登报声明离婚。从此,祖父与我大姑妈失去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才与离别22年的女儿在北京相见。

  5月20日晚,祖父和他的学生熊瑾玎住在长沙城梨头街。深夜他被从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惊醒,得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他担心学员安全,立即奔赴讲习所,被戒严士兵阻拦。次日,所有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均被捣毁,被捕杀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历史上的马日事变。祖父叫熊瑾玎立即化装转移出城,自己则留下来。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20多天时间,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我的伯父徐笃本是县农民协会主席(19岁开始担任)、共产党员,被追杀,渡浏阳河时牺牲,年仅21岁,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祖父带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陈炳人转移到离五美乡15里的道渡老塘冲农民章星德家。白天,与章上山打柴,晚上秘密集会,重新组织一支由四五十个农民组成的梭镖队,同反扑的恶霸地主坚持斗争,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后被长沙城派来的“清乡”军队打散。党组织派人找到祖父,几经转移,祖父才在离城20里远的黎尚瑾(祖父学生、共产党员)家住下。在这里,祖父与罗迈(李维汉)相逢,师生相互诉说马日事变后各自的遭遇,交换对革命形势的看法。谈到加入共产党时,罗迈说,湖南省委曾指派薛世纶与我祖父联系。

  在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即将摊牌的最后时刻,祖父来到武汉,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还有的甚至成了叛徒。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减到1万余人。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基本解散。人数众多的中间派随着政治形势陡然逆转,大批“右转”,革命处于低潮。祖父就在这革命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经李维汉介绍,在汉口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祖父后来说:“1927年,我去武汉时,家里你祖母带着三个孩子,离别时,我再三叮嘱你祖母好好教育子女,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坚持把五美高级小学办下去。”当时小姑妈徐陌青11岁,我父亲徐厚本不满10岁,表姐徐舟3岁。在武汉,祖父会见了学生毛泽东、周以栗、张国基等。师生长谈,毛泽东把全国时局、中共中央精神以及武汉形势告诉我祖父,并说他年高位重,在湖南教育界有崇高威望,建议仍回湖南工作。

  对此,在纪念徐特立同志诞辰105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徐特立同志是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很多共产党员人头落地,不少动摇分子纷纷脱党和隐退的严重关头,毅然决然地走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的。这不仅显示了他有惊人的革命胆略,更重要的是表明他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能够看到光明的前景,当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同党和人民一起去斗争,这是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的。徐特立同志就是这样的人。现在很有必要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唤起这种精神,在青年中间发扬这种精神。”

  争取姜济寰起义

  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迅速报告共产国际。同时,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此外,中央还为起义筹措经费,增派干部,并相约国民党左派人士赶往南昌。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于7月底抵达南昌,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27日,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率暂编第二十军先后进入南昌。周恩来也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30日晚举行暴动。28日,组成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同日,祖父与方维夏、张国基、易礼容化装成商人,先乘小火轮到九江,后转火车,28日到南昌。周恩来、贺龙派人到车站把他们接到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

  此时,南昌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前夜,各方力量云集,气氛异常紧张,国共双方都在力争江西省政府的地方武装。姜济寰是左右江西省政府的实权人物,1926年他随北伐军到达南昌,先后担任江西省政府财务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鉴于姜的地位和影响,争取姜参加起义至关重要。朱培德派他的秘书长徐虚舟到南昌,软硬兼施拉拢姜。

  祖父将他与姜的多年情谊告诉周恩来,他们商量后,祖父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省政府。姜收到信,即派一抬四人大轿接我祖父。祖父见姜如此重情,欣然前往,老友重逢,都非常高兴,彻夜交谈。祖父晓以大义,并用大量事实说明,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不得人心,终将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姜保持自辛亥革命以来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审时度势,坚持进步,不要倒退。挚友推心置腹的情深暖语,终于使姜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决定参加起义。

  30日晨,中共代表张国焘到南昌,在系马桩驻地召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起义日期被迫推迟。31日,前敌委员会继续开会,经过数小时辩论,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因贺龙部第一团副营长赵福生告密,起义提前两小时。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两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祖父与姜济寰坐镇姜公馆。凌晨,起义枪声打响,省警备司令部值班室打电话告急。姜指示:“情况不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这样一来,就拖住了省警备部队,待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被起义军包围时,姜即命令警备队“一律放下武器”。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南昌民国日报》刊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谭平山、宋庆龄等22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上午,在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西华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和起义领导人共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召开。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然后,推举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陈友仁、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伯渠)、贺龙、郭沫若、黄琪翔、恽代英、江浩、朱晖日、周恩来、张国焘、叶挺、张曙时、李立三、徐特立、澎湃、苏兆征、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决定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三个军。

  2日下午,在贡院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行就职宣誓典礼。各团体代表数十人、民众团体200余人和农工商学兵各界数万人到会祝贺,盛况空前。大会颁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公布了秘书厅、参谋团、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工农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党务委员会人员名单。祖父被任命为党务委员会委员,担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姜济寰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委员。

  3日,姜济寰以江西省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江西省政府布告》。

  南下途中攻打会昌

  8月3日,起义军根据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开始撤离南昌城,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北伐。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和祖父率部担任前锋。

  距南昌城190里的抚州(今临川)是起义军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一路上没有遇到敌军抵抗。6日至8日,起义军陆续到达抚州。各界群众列队在大道两旁欢迎,并在曾家园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部队在这里休整一周,得到补充。

  11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45次会议决议:共产党员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一律通缉拿办。其跨有本党党籍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

  12日,起义军离开抚州,沿崎岖山路,经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钱大钧两个师、两个团共9000人已到瑞金、会昌一带,准备阻截起义军。桂军黄绍竑部10个团也赶来增援。

  26日,起义军击溃钱大钧在瑞金北30里壬田的两个团,乘胜进占瑞金。指挥部决定抢在黄绍竑部赶到前击溃会昌的钱大钧部,再行南下。打会昌,是南下途中第一仗,也是最大的恶战。钱大钧部二十师、二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补充团共10个团,以会昌城为中心集结。在城东北高地、城西北山头一带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桂军黄绍竑部约七个团,集结在白鹅墟附近地区,企图堵击起义军。祖父、周逸群率三师与教导团和六团组成左纵队,进攻会昌东北高地。

  30日凌晨,进攻会昌的战斗打响。六团未赶到,朱德、周逸群和祖父带着教导团向东北高地发起进攻。钱大钧的四个团,凭借有利地形顽抗,教导团反复冲杀,未能奏效。六团赶到后,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但由于进攻会昌西北山头阵地的第十一军右纵队因夜晚行军走错了路,敌军注意力全被吸引到原来作为助攻的第三师阵地,敌人集中兵力向第三师猛扑,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均被击退。第三师也打得很苦,伤亡很大,不但司令部特务连拉上去,连团部和师部官佐及勤务兵、伙夫凡有武器的,都投入战斗。

  正当六团阵地危急的时候,朱德、周逸群亲临指挥,祖父也来到六团前沿阵地。师部广大官兵担心他的安全,让他卧倒在树林中。鏖战到下午3时许,大家劝他离开前沿阵地,说:“战斗打得很紧张,伤亡很大,师长命令,无武器的人员一律撤下火线。老先生既无武器,年纪又这么大,理所当然要下去。请赶快撤到安全地方去吧!”特务连长文强也劝道:“徐校长,你还是向后撤吧!这里太危险了。”祖父却严肃地说:“师部的官佐和勤务兵都上火线了,我作为师政治部主任,怎能不上火线呀!”

  随后,叶挺带着第十一军赶到,夺取了城西南制高点,扭转了战局,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攻入会昌,一鼓作气追击30里,钱部伤亡、被俘和逃散6000人,余下3000人逃走。虽然起义军打得十分艰苦,也付出了伤亡千余人的代价,但终究取得了南下征途中的一次大胜利。

  南下途中,不论是在盛夏烈日下长途行军、跋山涉水,还是打仗,年过半百的祖父与战士们一样,一身汗、一身泥,每到一处,还做宣传工作。

  起义失败转移上海

  寻乌至东江一线,山路不好行走,且有敌重兵把守,天气炎热,起义军病员增多,再加上会昌战斗中的伤员,只得改变原定取道寻乌直下东江的路线,改走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南下东江地区。翻越闽赣边境的武夷山时,祖父因劳累过度,体力不支,病倒了。9月5日,起义部队到达长汀,高烧不退的祖父和他的学生、部属——在会昌激战中左腿负重伤的三营营长陈赓被送进当地福音医院。

  对此,时任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后来回忆: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的一座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较好以后,常爱找些话题和我谈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50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当时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那年我才33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愿望,在我心中产生。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一批伤员,有的不久就随部队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医院里继续医治。陈赓同志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同志带着他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可是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他们清朗、有力的话声,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祖父刚刚退烧,就和周逸群率部继续从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直奔潮汕。23日,占领潮州,次日,又攻克汕头。祖父奉命率一部分队伍驻守潮州。30日,他带着警卫员去汕头,与周逸群研究工作,筹集粮饷。10月1日,返回途中,得知潮州被敌人占领,汕头已放弃,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3日,祖父率从潮州退出的余部到流沙,与从汤坑撤出的贺龙、叶挺部队会合。4日,在天后庙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他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集的起义军将领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报告,检讨失败原因,布置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拢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坚持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领导人由当地农会会员作向导向海口撤退,再转移到上海。于是,祖父脱下军装,取道广州、香港,历时半月到达上海。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将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参加南昌起义是祖父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1966年4月,年近90岁高龄的祖父来到南昌,感慨万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挥毫,写下发自肺腑的诗:“八一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

  (本文口述作者,徐特立 唯一嫡孙,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徐特立教育基金管委会荣誉主任,北京育才助学公益金会荣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