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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离“沉醉西风”之后:1920年的梁启超

2020-05-22 来源:文汇报 作者:高瑞泉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清代学术概论》书影

  梁任公一行的欧洲之游,从1918年末启程,直到1920年3月回到上海。《清代学术概论》的那些创造性洞见,是承接着《欧游心影录》出离“沉醉西风”之后的宣言:《欧游心影录》预见一战之后,世界思潮即将大变。

  一旦哲学成为了流行的主题,哲学家就要考虑自己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了。

  ——[英]彼得·温奇

  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宅在家中散漫地读些闲书,断断续续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转型问题,自然想到一百年前的梁启超。此公一生波澜跌宕,用胡适的话说,代表了“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序言)》)。1920年梁启超的两部重要著述《欧游心影录》和《清代学术概论》,又很可以代表他晚年思想路径的转向。借此人物个案,我们可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知识生产的方向上的一大转折。

  但是,坦白些说,在避疫期间重新翻阅《欧游心影录》,多半始于一点好奇心:他旅欧期间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1918—1919年的大流感?1918年1月,世界仍处于“一战”之中,战争导致了3800万人死亡。随着军队的大腾挪,一场大流感(Flu Pandemic)爆发了。“从欧洲到非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印度到挪威,它甚至带来了比战争本身更多的伤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这种流感病毒。其中10%—20%的感染者死亡。”(《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按照英国记者凯瑟琳·阿诺德的说法,被称作“西班牙女郎”的流感病毒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杀死了一亿人!(当然这个数字有点骇人听闻,有的说病死3000万,比较折衷的数据是5000万)实际上,大流感直至1920年12月才告结束。正是在1918年岁末,梁启超开启了他和朋辈们的欧洲之行,按照欧游的同行者丁文江等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之记录,为了这次旅行,他们已经酝酿了几近一年。如此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真是极为有限,即使像梁启超这样横跨学、政两界的精英人物,对于横扫世界的流感也可谓莫知莫觉,否则何至于在欧洲闹鬼最严重的时刻,一门心思筹钱、结伙赶去疫情的中心?

  据说大流感在中国上海、绍兴乃至唐山等地也曾闹得蛮厉害的,不过后来在中国近代历史叙事中却近于失踪。在治权未能一统的中国,即使贵为中央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也未及一顾。至于因为中国参战而在欧洲为协约国军队服务的中国劳工染病、死亡的情况,更是泥牛入海一般。今天中国人可以包机将海外学子接回国内躲避时晦的事情,在一百年前借你几个脑袋也梦不到。以此揣度,当初梁启超们是在对今人谈虎色变的大流感几乎无知的情况下,启程赴欧的。此前,他当了短短四个月的财政总长,不但实施币制改革、整顿金融的宏愿完全落空,而且日日挣扎于财政困境之中。深知政治上难有作为的梁任公,“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终止政治生涯”。又直觉到“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故从1918年初,即起意出游考察。梁任公一行的欧洲之游,从1918年末启程,中间先行到达的欧洲城市是伦敦,以后陆续抵达巴黎和法国其他旧战场,又赴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诸国,仅仅在六月以后的四个月中,就“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以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欧游心影录·楔子》)直到1920年3月回到上海,总共一年多的时间中,梁启超在欧洲看到了什么呢?

  当初发愿去欧洲时,梁启超表白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要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资格。”北洋政府的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才有火烧赵家楼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梁启超等的私人外事活动自然不再引人注目。所以,《欧游心影录》在后世阅读史上的意义,就主要起于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观感。——与此前中国外交官如郭嵩焘、薛福成等描述的富庶、整洁、治理有方的欧洲大为不同,梁启超笔下,纯粹是一个破败过气的欧洲。甫到伦敦,梁就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抱怨:“在此镇日间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殊觉不适。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糖为稀世之珍,吾侪日进苦荈耳。煤极缺,室中苦寒,战后尚尔,战时可想,乃知吾侪在东方,盖日日暴殄天物也。”最触目惊心的就是整个欧洲各国生计与财政破产,“说起这次战争,真算打得一场倾家荡产的大官司。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梁启超一行虽然不时受到各国东道主的厚待,但是种种不便与困窘在曾经当过北洋政府总长的任公那里(当时北洋政府总长的月俸是1000光洋,以至于梁启超面对欧洲人的窘况,会以往日家居生活的“暴殄天物”而自责),自然被放大许多。后来在《大战前后之欧洲》的楔子中,梁启超尽展其文学才华:

  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院子里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说,早已萎黄凋谢,连那十几株合抱的大苦栗树,也不过霜威风力,一片片的枯叶,蝉联飘坠,层层对叠,差不多把我们院子变成黄沙荒碛。换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着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到后来索性连枝带梗滚掉下来,像也知道该让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后来的好别谋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