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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与中原敌后抗战

2020-05-22 来源:百年潮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长达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多次临危受命、从困境突围。抗日战争时期是李先念的一个重要成长期,在这一时期,他发动和依靠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了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正如王震所评价的:“这一时期,先念同志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了。”

  一、“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1937年12月,李先念从新疆到达延安。在经历了长征和西路军的浴血奋战之后,他被安排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作为曾经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可避免受到清算“国焘路线”的牵连,入学不到两个月,便深感受压抑、不舒畅,于是主动要求离开,转入马列学院学习。工农出身的李先念,在马列学院拼命补短板,“特别用功夫于哲学”,极大提高了自己的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此时,中国的抗日战场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中共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方面伺机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游击战争,各地急缺得力的军事干部。周恩来等于1938年8月1日致电毛泽东,“鄂豫皖游击运动有发展为在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请无论如何抽调二百军事干部即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延安马列学院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李先念被组织安排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连降六级,一般人都难以接受,然而李先念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他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后来还是毛泽东找他谈话,重新安排他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毛泽东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曾谈到这段历史,说:“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红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们。”毛泽东要求要把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和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区分开来,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视同仁,充分显示了伟大革命领袖的深刻洞察力和博大胸襟。

  1938年12月,李先念与中原局组织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等一路同行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这是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通过路上和李先念的相处,朱理治认为他顾全大局、智勇双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河南省委军事部长一职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打报告把本来要去往鄂豫皖的李先念留在了鄂豫边。随后,河南省委撤销,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成立,李先念任军事部长。从竹沟镇起步,李先念开始了创业中原的征程。

  二、“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国民党,不能它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让干就不敢去干”

  鄂豫边区地处中原抗日前哨,属于国民党统治地区。中共在这儿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势必与国民党产生矛盾。抗战初期长江局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把抗战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军队,片面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在李先念到达鄂豫边之前,“我党在豫南、鄂东、鄂中、鄂南、江汉等地组建起来的部队,为了谋取合法的地位和解决粮食、财政的困难,大都是用国民党部队的名义,听从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调动和指挥。其中绝大部分还驻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李先念从延安动身到鄂豫边区前,新任命的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第一是要抓武装,第二也是要抓武装,第三还是要抓武装。在这过程中,可以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甚至国民党军队的旗帜,但有一条要记住,那就是保持我们党的领导权,领导权是寸步不能让的。

  李先念坚决贯彻中原局指示,迅速创建、发展抗日武装。1939年1月,鄂豫边区组建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共160余人。对外则以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的名义,由司令员李先念率领从竹沟镇南下,绕道鄂东到达鄂中,最后进驻赵家棚。沿途宣传抗日主张、联络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回顾这段历史,李先念说“从竹沟出发就用的是新四军的番号,挺进到鄂豫边区更坚定不移地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然而,国民党对此相当戒备,新四军旗帜一出现在鄂中,蒋介石即电令新四军军部和五战区当局,妄言“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此时国民党反共态势已逐步升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动方针,随后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法令。受此影响,本来与共产党保持较好关系的第五战区开始频频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在这样的形势下,鄂中区党委于1939年6月19日召开养马畈会议,会上经反复讨论,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势力的部队番号,统一将豫南、鄂中两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编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这一重大举措,鲜明地在鄂中敌后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解决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

  李先念回忆:“我到鄂豫边不久,就看到了国民党中央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我们不理它那一套,放手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国民党,不能它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让干就不敢去干。总之,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抗日武装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后,完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制度进行建设,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从最初的百余人得以扩编为几千人,驰骋在豫南、鄂中敌后,逐步创建了豫南、鄂中、天汉湖区、鄂东等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共产党在中原的一个游击主力兵团。而那些“未及时深入敌后并墨守国民党顽固派军令、政令限制的,都先后被国民党顽固派吃掉或被武装围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1940年1月,为统一豫鄂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决定,豫鄂边、鄂豫皖、鄂中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共9000余人枪,李先念任司令员。随后,李先念率纵队东进鄂皖边,经大小悟山、侏儒山等反顽战役,不断扩大游击区。随着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纷纷建立,1940年9月,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得以初步统一。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并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4月,李先念宣誓就任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掷地有声地宣告:“造谣终不能掩盖真理,残杀亦绝不能消灭革命。”新四军抗日救国的神圣职责,“决不因皖南事变及反攻投降派之大举进攻而退让!”

  五师成立后经历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其中以1942年12月的大、小悟山反“扫荡”战役最为惊险。当时日军1.2万余人,附炮80余门,对大、小悟山发起突袭,五师事前并未获得情报。等日军已经逼近合围之后,五师才发现日军行踪。考虑到当时在大悟山的五师部队只有7000余人,不宜同日伪军硬拼,李先念果断下令,把部队、机关分成若干路,趁敌人还未建起封锁线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外线去,留部分部队在大悟山区配合地方武装打“麻雀战”,迷惑、牵制敌人。在李先念的正确判断和指挥下,五师顺利突围,并杀到日伪军背后,向日伪部队老巢发起攻击。日伪军损失惨重,狼狈逃出大、小悟山区。李先念在战斗中展示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五师在鬼子伪军的重重包围下,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了重围,真是好样的!”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到中原解放区采访的王匡还对这场战役赞不绝口:“1942年秋敌人‘大扫荡’大悟山,集中万余兵力,六路包围猛袭,在一个夜晚,就把师部全部包围得紧紧的,可是他们却在一个早晨,借着浓雾神妙地从夹隙中突围出来了。至今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认为是一种‘奇迹’。”

  五师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到5万余人,共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万人民,建立了8个专区、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而五师的发展壮大,正是李先念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这支部队就像是围棋盘上的一颗‘飞子’,它同党中央、华中局和军部保持联系的唯一手段,只有无线电通讯,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能及时从电讯中得到上级指示,在战略上能同兄弟部队遥相配合外,五师无法在战役、战斗上取得兄弟部队的配合,更不可能在财力上、物力上得到外援。一切困难都必须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