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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复旦版话剧《红岩》盛况空前

2019-01-10 来源:解放日报

  1963年2月2日,巴金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在家看电视节目(复旦大学学生演出的话剧《红岩》)。觉得有几场改编得不错。两个主角也还可以,并不比青岛市话剧团的差。”(《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巴金懂戏,也爱看话剧。这一时期,因工作繁忙,他不常去剧场,而是在家观看电视实况转播。此前几个月里,他在电视里先后观看了《雨花台下》《甘蔗田》《杜鹃山》《天京风雨》《最后一幕》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这些剧目,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专业院团演出,巴金在日记里都未予置评,唯有对复旦话剧团演出的《红岩》却给予肯定,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复旦版话剧《红岩》究竟有什么魅力?它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往事?

  《红岩》一票难求

  1962年12月9日,复旦中文系赵莱静、于成鲲改编的话剧《红岩》由复旦话剧团在学校登辉堂(今相辉堂)隆重推出。1963年1月18日起,《红岩》又在上海艺术剧场(即兰心大戏院)、邮电俱乐部公演,连演17场——巴金看的电视实况应该就是其中一场。《红岩》一炮打响,复旦话剧团红遍上海滩。

  复旦话剧团前身,是诞生于1925年的复旦剧社。复旦剧社由中国话剧奠基人洪深先生领导,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享有盛誉。上世纪50年代起,复旦剧社名称一度消失(今已恢复原名),但复旦的话剧传统却从未中断。著名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就曾执导学生话剧队,排演过《阿Q正传》《屈原》和《求婚》等大戏。对于这位中文系同事,贾植芳先生印象深刻:“那次排演《阿Q正传》时,我们夫妇和刘大杰先生都应邀到场观看了排练,在习惯地称为‘登辉堂’的大礼堂内,演员们在台上,他和我们这几个客人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仿佛是一个观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学生们的一言一动,不时厉声地喊叫着‘不对了!’‘重来!’等等……”(贾植芳《纪念余上沅先生》)正是在这支话剧队基础上,复旦话剧团于1960年3月成立。

  复旦版《红岩》是话剧团成立后的巅峰之作,它在复旦一亮相,即引起轰动。那时,上海已进入寒冬,复旦校园里却热气腾腾。新闻系学生郭玲春在日记里写道:“校园、教室、走廊、饭厅,人们都在议论着。票子空前的紧张,据说,团委会在发票时派人在门口把守,以免发生意外,有的甚至为小小的一张纸片争得面红耳赤!”12月17日最后一场演出,陈望道校长出席观看并登台祝贺演出成功。卸景后,“后台挤满了好奇的观众,尤其是女生,她们在窃窃私语,指点着她们在台下所膜拜的这个那个‘英雄’。”(郭玲春《复旦记忆》)

  回忆起当年情景,剧中女特务玛丽的扮演者、中文系学生廖光霞至今激动不已:“登辉堂里座无虚席,不少挤进来的复旦子弟都爬在窗台上看;记得中文系教授蒋孔阳、濮之珍夫妇坐在前排,看得津津有味……后来,他俩成了话剧团‘粉丝’,只要我们演戏,几乎每场必到!”演完这个戏,廖光霞走在复旦“南京路”(今光华大道)上,常见同学们用羡慕的眼光打量她,“到校医务室看病,医生、护士对我特别客气:‘哟!玛丽小姐来啦!’”

  一个月后,复旦版《红岩》在全市公演,好评如潮。熊佛西、黄佐临、叶以群、冯少白和仝洛等著名戏剧家、文艺评论家都予以高度评价,仝洛先生热情洋溢地撰文写道:“剧终以后回家途中,虽是在严寒的深夜,但是心情激奋,浑身都觉得暖热……”(仝洛《光辉的红岩激情的战斗——致复旦大学话剧团》)

  大牌导演杨村彬学狗叫

  复旦版《红岩》的成功,与话剧团一开始就聘请“外援”导演有关。最先到来的“外援”,是话剧团舞美设计、中文系学生汪政伯的父亲穆尼先生。

  穆尼是戏剧行家,新中国成立前曾写过剧本、办过剧社,也导演过地方戏,时任上海培进中学语文老师。一位学生记得,“他五十多岁,瘦瘦的,个不高,一口上海普通话。”“为人谦和、谨慎,比较低调……请他来排戏正值困难时期,也不会有什么报酬,每天下班赶来排戏,十分辛苦,有时排晚了,他因为饿了,只得悄悄掏出块饼干充饥。”(朱以中《忆穆尼老师》)作为导演,穆尼熟悉国统区生活细节,懂得角色造型和动作分寸,许多场景被他处理得细腻感人。

  第二位“外援”,是上海人艺杨村彬先生,他是校党委书记杨西光通过黄佐临院长专门聘请的大牌导演。杨村彬是著名戏剧家,他早年创作的历史剧《清宫外史》,是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巧的是,杨村彬也是一位学生家长——他的女儿杨乡是中文系学生。前一阵子,我问杨乡:“记得父亲是怎样指导《红岩》的吗?”杨乡谦和地笑笑:“只记得我家住在市中心,离江湾复旦很远,那时也没专车接送,父亲都是乘公交车往返,有时排戏回家,已经很晚了……”

  杨村彬一来,就大刀阔斧,将《红岩》原来十一幕戏减为八幕,删去了枝蔓情节,突出共产党员许云峰与特务头子徐鹏飞的正面交锋。“杨先生强调,全剧主题应该是‘雾重庆’迎接光明。”说起杨村彬,编剧之一、曾任话剧团党支部书记的于成鲲充满崇敬之情,“经他一改动,本来三个半小时的戏,缩减为两个多小时,剧情更紧凑,正反角色的对手戏更加精彩!”

  杨村彬爱戏如命,对细节一丝不苟。《红岩》每次开演前,他都会到后台检查,演员妆容、道具、灯光、设备……他都不放过,“连演员鞋带是否系紧,他也要亲自过问。”不过,话剧团成员毕竟是学生,免不了会出纰漏。剧中特务郑克昌的扮演者、中文系学生陈四益回忆,有一次,“第一幕大幕拉开,是沙坪坝书店,村彬先生要求有几声狗叫以烘托气氛。不料录音机出了故障,村彬先生在后台连连轻呼‘狗叫,狗叫’,管效果的手忙脚乱就是放不出来。时间稍纵即逝,急切间,村彬先生只好在后台学起了狗叫:‘汪汪!汪汪!’于是,也有人在后台呼应:‘汪汪’!‘汪汪’!”

  大牌导演学狗叫救场,让陈四益感慨万千:“黑暗中的这几声,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今天的‘大腕儿’们还有没有人肯无偿地为一个学生业余剧团这样尽心尽力,更不敢想象在开演前还要为报酬讨价还价的今日明星,会这样为一个业余剧团救场。”(陈四益《追念那情谊——上海人艺和复旦剧团》)

  向苏步青先生借呢大衣

  《红岩》场面大、布景复杂,对于业余剧团来说,排演难度不小。话剧团成员常常又当演员又做剧务,有时还要兼任舞美工作人员。因1947年建造的登辉堂舞台仅为演讲设计,台口浅、顶棚低,不能换景,话剧团只好自己动手改造。一天,正在敲打登辉堂顶棚的于成鲲接到通知:苏步青副校长让他去一次。于成鲲心想:糟了!这次改造舞台,未经报批,可能要挨批评了。他惴惴不安地来到苏步青办公室,检讨错误。没想到,苏步青问明情况后,不仅没批评他,还请来校木工厂师傅,帮助话剧团一起改造舞台。同时,还特批给剧组3000元经费。

  “那时,3000元可是一笔巨款啊!”于成鲲感慨道,“记得苏先生说过:‘这钱,以后要用《红岩》的票房来还啊!’我们都牢记他的叮嘱,排戏时精打细算,绝不乱花一分钱。后来《红岩》演出不仅没亏损,还有盈余……”对此,话剧团成员很自豪:登辉堂新的丝绒幕布和天幕,是大家凑齐布票购买自制的;舞台聚光灯由电光源专业师生亲手设计制作,据说达到了专业标准;角色服装则直接向师生借用,如剧中地下党市委书记李敬原身上的呢大衣,就借自苏步青先生;舞台布景也由话剧团自己绘制。一位舞美设计学生感叹,最麻烦的是制作大树——先由木工师傅做好躯干枝丫,再由学生将画好的一片片绿叶缝缀在舞台吊网上,“天哪,一棵树有多少绿叶?搬上舞台的大树,少说也得成百上千片绿叶才能显出遮天蔽日的效果吧?”(邢维《遥远的记忆》)

  至于非现成的服装、道具,话剧团只能求助于上海人艺。廖光霞说,女特务玛丽的服饰,除了军绿色衬衣是向一位同学借的外,船形帽、美式军装、高跟鞋和腰间手枪等,都来自人艺服饰仓库。“玛丽的长波浪发型,也是人艺化妆老师塑造的。我那时才19岁,从来没烫过发。当年理发店烫发费用高,排队等候起码要三四个小时……人艺老师把我带到一家定点理发店,不用排队,也没花钱,很快就完成了造型。”

  不过,特务头子徐鹏飞身上穿的国民党军官服,却难倒了话剧团。当时,上海人艺因另有演出,无法出借,话剧团只好自己定制。按照剧情,徐鹏飞是国民党保密局处长,应穿一身笔挺的呢制军装,但当年毛呢面料价格昂贵,且不易买到。有人建议,不妨用便宜的麻袋布代替试试。于成鲲想起,复旦食堂里有装大米的麻袋,“我就去食堂,问食堂师傅要了几只大麻袋,拆成布料,染成军绿色,再送到裁缝店订制……”军装做好后,熨烫整齐,穿在扮演徐鹏飞的历史系学生董力生身上,非常合身、挺刮。在舞台上,徐鹏飞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观众哪里会想到,他身上的军装,竟源于食堂里的麻袋!

  最出彩的是“许云峰”和“徐鹏飞”

  复旦话剧团正式成员约有三十多人,外围人员达到九十多位。我从一份《红岩》演出说明书中发现,剧组演员来自中文、历史、新闻、生物、物理等十多个系,绝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也有个别青年教师加盟(如外文系的董亚芬老师就曾客串扮演过江姐)。这些演员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不少人演技纯熟,有的接近专业水平。

  在《红岩》全剧中,最出彩的角色无疑是许云峰和徐鹏飞。这两个人物,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他们的对手戏金石碰撞,火花四溅,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许云峰的扮演者、生物系学生秦扶一,是被巴金肯定的主角之一。他曾到上海戏剧学院学过练声,懂得用共鸣把声音传遍全场。起初,秦扶一对演好许云峰并没有把握,杨西光书记特地把他请到家里,热情开导,终于使他鼓起勇气,接受了挑战。为了把握许云峰在不同环境下的心理和情感,他编写角色自传,做足功课,经过反复琢磨、排练,最终塑造的许云峰形象充满激情、光彩夺目。在全剧结尾,许云峰站在岩石上,指着徐鹏飞,义正词严地说道:“历史已经判处你们的死刑!”这句话铿锵有力,荡气回肠……每演到此,剧场里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扮演徐鹏飞的董力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武先生的研究生,极具演剧天赋。早在大四学期,他就与历史系同班同学朱维铮先生一起,合演过独幕话剧《星期六的晚上》,该剧在全市群众文艺汇演中荣获一等奖。在《红岩》中,董力生把徐鹏飞这个残酷阴险又诡计多端的反面人物演得惟妙惟肖。戏剧评论家仝洛先生非常认可他设计的人物动作:“在转身时双脚一并,臀部一扭,迅速一转,接着大步跨去。这很符合人物性格。”(仝洛《光辉的红岩激情的战斗》)董力生的演技,在话剧团有口皆碑:“小董的聪明尽人皆知。他演什么,像什么,是很有才华的性格演员。”(于成鲲、秦扶一《难以消失的记忆》)非常可惜的是,后来在“文革”中,他受家庭出身问题刺激,突然崩溃,精神失常。

  1978年我考进复旦后,《红岩》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我对它曾经的辉煌茫然不知。那时,我常去历史系阅览室看书,图书管理员是一位面容清癯、身型瘦削的中年人,他戴一副黑框眼镜,神色阴郁而迷离,时常望着窗外,自言自语;有时,他会突然站起,拿起报纸高声朗读——那抑扬顿挫、字正腔圆的声音,在静谧的阅览室里显得特别乖张、诡异……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知道吗?他,曾经在话剧《红岩》中扮演过徐鹏飞!”

  不久前,我在于成鲲先生家里,与几位白发苍苍的原复旦话剧团成员面对面,听他们回首往事。谈起复旦版话剧《红岩》,他们思绪万千、神采飞扬,仿佛回到了青春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