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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2018-08-10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聂文婷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基本遵循。于党史研究方法而言,何为问题意识?笔者以为,一是考问党史,二是追问党史。

  考问党史,就是敢于向历史发声。当前有一些以学术研究之名的党史“作品”,往往只是对既有史实的罗列,或是对那些已有定论的再复制。也许研究者运用这些史料的目的仅仅在于为其“作品”支撑框架,并不以此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即便如是,难道就应该忽略对史料真实性的考问吗?难道就应该完全依赖于已有党史书籍的史实叙述吗?

  在这里,略举一例。在1955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国作出了核决策。由于核决策的极端敏感性和高度机密性,有关这次会议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这就难免会产生一些“细节之谜”。例如,这次会议作出的具体决策究竟是发展原子能,还是研制原子弹?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一般会无意识地互换原子能和原子弹的概念,这就使得很多研究自然而然地忽略了这一细节之谜的存在,从而落得学术研究不准确、不严谨之嫌。再者,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党史书籍中,有关这次会议参会人员的记载是比较一致的: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均悉数到场。但实际上,经过考证,5位书记并未全部到会,这就又推翻了关于这一历史细节的既有描述。

  当然,考问党史,并不是要绝对挑战权威,而是对党史起码的敬重。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考问党史,再用确凿、详实的史实再现党史,保持这样有益的互动,并无限循环往复,可以不断推出既有历史说服力、又有政治影响力的党史研究成果。

  追问党史,就是回溯历史“为什么”会发生。执政党的历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它与生俱来就有深深的政治烙印,又无时无刻不为那时那刻的现实所关怀。因此,用当代人的眼光回望党史,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不理解”。当我们认真分析这些所谓的“不理解”就会发现,它们多集中于一些重大历史细节,尤其以重大战略决策居多。而事实却是,相关研究多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本身的宣传性研究,或仅是对其产生的政治效应进行归纳总结,较少对决策生成的来龙去脉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我们仍然以作出中国核决策的那次会议为例。关于这次会议,多数相关研究都将视线集中于会议本身,即对会议进行身临其境式的细节描述。但是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隐藏于决策现象之下的事实:一边是中国较为薄弱的科学技术、经济和工业基础,另一边却是原子能研究与应用所需要的耗资巨大、技术高精、设备精良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冷静追问:中国核决策为什么生成于1955年?中国的核决策究竟主要是自主性质的,还是受外部因素的推动?应该说,对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追问,才是对这段历史真正的研究。

  因此,追问党史,必须首先克服党史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浮躁的、平庸的风气。回归史实本源,追问历史为什么会生成,即是为历史追寻生成土壤,用厚重的史料、丰富的档案构建党史生成与生长的根基。只有这样的党史“作品”,才不失为一个党史研究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古希腊作家卢奇安曾这样评价修昔底德:“他分清了好史家和劣史家的界限:史家的作品应该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目前沽名钓誉;他们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同今人哗众取宠。”“好史家”是把“信史留给后人”,“劣史家”是“为目前沽名钓誉”。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不能忘记其学术初心和研究使命。不忘初心,就是要做一个纯洁的党史研究者;牢记使命,就是要为历史正本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