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综合信息 >> 正文

全面抗战之初的国共关系

2017-12-07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张仰亮

——基于对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研究

  [摘要]在国共关系相对融洽的全面抗战初期,为了改变国民党军队名存实亡的政工体系,在中共影响与扶助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成立。工作团主要在群众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丰富驻地国民党军队精神生活以及接待来宾等方面开展活动,并且较多地借鉴了中共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经验,甚至在一些方面直接照搬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工作团的工作风格颇具中共作风,加上国民党在1938年以后推行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国民党武功军事会议上,工作团被强令解散。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工作团兴衰演变的历史脉络恰是国共关系由相对融洽到渐趋紧张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全面抗战;国共关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

  长期以来,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共关系处于相对融洽的时期,两党在山西的军事合作尤为紧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就是在中共影响与扶助下成立的。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短暂的历史恰是国共关系由相对融洽到渐趋紧张的体现。本文利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同期报刊、海峡两岸开放的档案等史料,来勾勒出工作团成立、运行以及被撤销的来龙去脉,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共两党关系由相对融洽到渐趋紧张的演变过程。

  一、工作团成立的缘起

  解读全面抗战初期的蒋介石日记,或可窥见当时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起初,蒋介石在考虑制定对中共方针等事宜时一度犹豫不决,他在1937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记道:“对共党方针放任乎?统治乎?保守乎?”【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447页。】由于抗日形势日趋严峻,很快,他对中共的态度更倾向于适当放宽。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道:“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其尽其所能也。”【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453页。】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日记印证了这一态度,他记道:“关于共产党问题,蒋先生主张采宽容态度。”【《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06页。】可见,蒋介石虽对中共有着复杂甚或矛盾的心态,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不得不适当放宽对中共的态度。

  是什么原因促使蒋介石决心采取“放宽”的态度呢?笔者认为,自中共进入山西抗战以来,实行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阳明堡诸役的军事胜利,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如在9月25日,蒋介石获悉中共等军队在平型关取得大捷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山西平荆(型)关击退敌军,晋局或可转危为安。”【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408页。】此后,蒋介石对中共的游击战术的兴致骤然增加,决心将游击战术在各战区广为推行,并将开展游击战由策略层面上升至战略高度。1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此时各战区以发动游击战争,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其防不胜防也。”【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428页。】由此可知,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对中共采取“放宽”的态度事出有因,除形势所迫之外,其中蒋介石对中共游击战术的认可便是重要原因之一。

  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军事合作尤为紧密。国民党高层对中共“放宽”的态度,使国共前线军队关系一度融洽有加。诚如时任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所言:在晋南抗战的那段时间,“八路军和第十四集团军的关系相处甚好”【《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曾任第四十七军军长的李家钰认为:抗战是长期的,必须全面学习中共的游击战术,方能长期与日军作战。【参见马宣伟、吴嘉陵:《李家钰将军传》,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03页。】此外,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的赵寿山也经常邀请彭德怀到师部讲授“战略战术和抗日政治工作”【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可见,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学习游击战术不仅出于高层的要求,更出于前线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的现实需求。

  在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均认识到只有相互配合方可坚守山西,立足华北。中共在入晋之初仅有三四万军队,实力尚显单薄。1937年11月,周恩来就极力呼吁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留在黄河以北,这样“北方的战事逐(遂)不致成为单纯的游击战”【〔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当然,坚持华北抗战对于国民党而言兼具凸显抗战决心的政治意义,其自然不会轻易撤离战略之要地山西。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战役中遭受极大消耗,因此更为依赖于中共的战略策应。

  正是对八路军的战术战果“怀有很深的敬意”,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九军军长郭寄峤等人于1938年1月31日前往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拜年。据李默庵回忆,八路军总部对此“十分隆重而热情”地欢迎,村庄内外的土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宣传标语。【参见《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04—205页。】在欢迎会上,朱德高度称赞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战役中的顽强表现与可喜战绩,并希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坚决合作抗战到底”。【《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页。】欢迎会结束后,朱德邀请卫立煌等人一同观看了由西北战地服务团编导的文艺节目。主要演出内容为:活报剧《八百壮士》,表现了上海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奋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活报剧《忻口之战》,再现了刚刚过去的忻口战役中军民的火热抗战热情。除此之外,还演出了大型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大鼓书《大战平型关》以及新编的京剧《三打雁门关》等。【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在观看演出间隙,朱德向卫立煌介绍了有关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立缘起与现时概况。朱德提及,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于1937年8月11日正式成立的,团长为丁玲,有男女团员30余人,多为大学毕(肄)业生。自太原失陷后,西北战地服务团一直追随在八路军总部左右,具体负责“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做战地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53页。】。

  在听了朱德对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介绍后,加之目睹西北战地服务团颇具时代色彩与政治感染力的文艺节目,卫立煌等人为之一振。看罢,李默庵认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节目“时效性极强,演出也很精彩,我们看得很起劲”【《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07页。】。卫立煌也认为:八路军打不垮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工作,我们也要组织一个类似组织,“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54页。】。有鉴于此,卫立煌请求朱德协助其筹建一类似组织,朱德“欣然同意”【《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737页。】。当然,卫立煌之所以要筹建工作团,除受西北战地服务团影响外,另与国民党军队名存实亡的政工体系不无关系。在卫立煌南路军中,官兵“秘密赌博”“打麻将”“推牌九”的现象比较多。【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99页。】正是基于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精神空虚等问题,卫立煌有意组建一类似政工性质的特殊组织,以图改善业已瘫痪的政工体系。

  中共也相当重视对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并表示愿意向国民党军队传授游击战术和政工技能。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要学习中共的打法,“要活打,不要死打”,还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所以,旨在维系国共合作的中共对于卫立煌的请求也相当重视,并应允派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赵荣声等骨干参与筹建工作团。1938年3月,卫立煌指令刘毓珩、赵荣声等人仿照中共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一个类似组织,但“工作范围比西北战地服务团还要广泛一些”【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61页。】。为此,刘毓珩、赵荣声等人在西安采取公开招考的形式招录工作团团员,考试由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罗迈伦监考,笔试题目为《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参见卫道然:《卫立煌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据赵荣声称:所录取的团员,考试仅是一种形式,“多数是由我们邀请来的”【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96页。】。

  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于4月间在西安正式成立,起初仅有23人,后增至50余人,多为“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时具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学生”【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依照卫立煌指令,第九军少校秘书刘毓珩担任工作团主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少校秘书陈元以及丁致中、赵荣声、孙鼎禾兼任工作团委员,组织形式采用民主集中制,下辖总务、组训、宣传三科,另设有编译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员多来自各大高校或进步学校,其中延安抗大4人,陕北公学5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2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2人,清华大学6人,燕京大学6人,南开大学4人,北京大学1人,复旦大学1人,留日学生2人,其中女团员占11人。【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97—98页。】当然,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员并非正式军人,但衣食住行却与普通士兵几无区别,并享受每月15元的职务津贴,外加9至12元的伙食补贴。【参见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

  事实上,在国共关系相对融洽的全面抗战初期,在晋南国民党军队中类似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组织并非这一家。如第十七师于晋东南抗战期间在中共帮助下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与血花剧团,工作一度有声有色。第十七师战地服务团由崔仲远任团长,武志平任副团长,下辖宣传部、组织部、武装工作部、群众工作部与妇女儿童部,团员多来自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等。对于第十七师战地服务团的性质,据中共党员姚杰回忆:第十七师战地服务团“发挥政治部的工作,对内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也肩负着“宣传”“组织”“武装”以及瓦解日伪势力的任务。【参见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第33页。】而血花剧团是一个文艺组织,后并入第十七师战地服务团,时常演出的有《放下你的鞭子》《江山好》《游击队员之歌》等体现时代特色和需要的文艺节目。

  再如第十七军受中共影响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据曾任第十七军第二五一旅旅长的高建白回忆,服务团由韩一帆任团长,团员有四五十人,主要肩负着“民运”,“考察部队官兵纪律问题”,“配合旅团搜集情报”等工作。【参见陈长捷、韩伯琴等:《正面战场·晋绥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二、工作团的运行

  太原沦陷后,驻山西国民党军队大部撤往晋南,基于阻止日军渡河西进并坚持华北抗战的考量,蒋介石令第二战区军队继续留在山西进行游击作战,“任何部队不得渡过黄河”【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在反攻太原的计划流产后,以卫立煌为首的南路军“主力以中条山为根据地,发动全面游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4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53—54页。】。在1938年三四月间,李默庵第十四军等部队分别进入“中条山的翼城、沁水、垣曲一带”【《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09页。】,中条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卫立煌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了垣曲西南五公里处的辛庄村,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亦设于此。依照卫立煌的设想,工作团的角色定位与工作职能应明显高于中共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他有意将工作团组建为部队“政治工作的机构”【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99页。】。换言之,工作团“一面担任部队的政治工作,一面担任宣传及动员群众工作”【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就实践而言,工作团主要在群众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丰富驻地国民党军队精神生活以及接待来宾等方面开展活动。

  在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成立伊始,中共就在其中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兼任卫立煌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是支部负责人,并发展刘毓珩、王若兰为中共党员。按照林伯渠等人的指示,支部的主要统战任务为:“促使他们愿意和八路军合作”,“帮助国民党抗日”,“对卫立煌作上层工作”。【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7页。】显而易见,因为工作团主任刘毓珩、工作团委员赵荣声均为中共党员,所以中共对工作团的实际影响也是较大的。

  (一)开展群众工作。晋南作为中日争夺的焦点区域,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尤为惨重。对此,卫立煌有着较为直观的感受:抗战以来“翼闻夏平垣绛芮安运等县首当其冲”,所有村落房屋、农具耕牛、食粮毁于一旦,“兵灾之重,历来未有”。【《经济部关于卫司令长官请拨款办理晋南冀闻夏平等九县农贷及有关文书》(1940年1月—1940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11—00—2322。】此外,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迭遭败绩,军纪荡然,以致“大路小路上都有散兵游勇,任意为非作歹”,军民关系堪忧。如此一来,民众举家避难豫、陕者为数甚众,在垣曲等地的民众“怕当兵,怕支差”,更遑论民众支持抗战了。基于上述,卫立煌将“恢复地方秩序,安定人心”的重任交给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旨在“改善军民关系,发挥群众抗日力量”【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4页。】。

  开展抗战宣传,抚慰民心,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工作团一面在周边乡村的大街小巷张贴宣传布告,“严禁军队侵犯人民利益”,一面抚慰民心,“使之安心回家生产”。当然,工作团的宣传方式不拘一格,形式多样。如工作团在垣曲经常举行民众座谈会,宣传抗日主张,并及时解决民困。此外,工作团在垣曲县城、邵源镇、皋落镇三地分别派驻了3到7人不等的工作组,通过举行群众大会、军民联欢会等形式进行流动宣传,并现场展示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4页。】

  救济灾民,纾解民困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在兵灾最重的垣曲县,民众甚至以吃树皮草根充饥,饿死者时常有之。为此卫立煌特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申请到30万赈款,并由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协助行政院赈济人员办理发放。工作团为将赈款如数发至灾民手中,主张参照中共“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精神,把赈款公布于众,发动民众展开灾民调查,经公议后按照灾民困难情况分别发放。在发放赈款过程中,工作团对抗战军人家属则采取“酌加赈款”,并对赈济人员的舞弊行为予以揭露。【参见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

  此外,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还动员组织民众,支持抗战。在垣曲、平陆、夏县等县域,工作团对当地原有的行政组织、牺盟会、总动员委员会等组织着手进行恢复或改组。为培养农村干部,工作团成立了干部训练班,对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展开短期集训,从中选出干部担任村长或运输队队长。为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工作团建立了多条通往前线的交通线,并设立了许多瞭望哨、盘查哨,用以监视日军动态,防止汉奸敌探混入。在具体实践中,工作团动员交通沿线的人力畜力参与转运伤员、子弹等,“规定每村运送十里”,“均付运费”【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5期,1939年2月28日。】。

  (二)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党军队在进驻中条山之初军纪荡然无存,即使是卫立煌赖以立身的第十四集团军也概莫能外。据赵荣声回忆,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与其他国民党军队并无区别,“相当腐败,精神世界空虚,缺乏长期抗战的决心,纪律也不好”【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99页。】。所以,工作团在政治工作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

  利用“总理纪念周”开展政治教育。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每周召集相关将领开展政治教育成为重要的教育形式之一,一般由所属军队的重要将领主讲。而卫立煌让工作团成员在纪念周上担任主讲的做法在国民党军队中实属少见。如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主任刘毓珩就多次担纲主讲,主讲的内容为《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参见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

  处理政治性公文。在前敌总指挥部,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凡涉及军队政治、民众、军队纪律问题的公文,均交由工作团考虑意见,然后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行文下发。如垣曲县县长呈文称经费困难,拟对运往垣曲的盐商每担征收两角钱的特别税,请前敌总指挥部批准,照例由工作团代签。【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2—103页。】

  探索推行军队政治工作。由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人员较少,且经验欠缺,在军队中大规模推行政治工作的时机尚不成熟,工作团只好“搞了几个试点,摸索经验”。一是派团员朱劭天到总部特务营兼任政治指导员;二是派团员穆毅(魏伯)到独立第五旅主抓政治工作;三是派团员王若兰、朱世泰在第九军举办低级军官训练班。【参见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

  (三)设立中山堂、举办文艺节目等,丰富总部官兵的精神生活。前已述及,前敌总指挥部官兵的业余生活极为单调乏味,以致于“有人秘密赌博,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99页。】。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工作的开展,使总部官兵的业余生活大有改观。

  设立中山堂、西线图书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在总部相继设立了中山堂、西线图书室等文化场所。在中山堂内,张贴有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及重要言论,供官兵参观。为举办西线图书室,工作团新购进数百种书刊,卫立煌、郭寄峤等也将个人书籍捐出来,以方便官兵借阅。图书室所藏的书籍中既有包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报刊中涵盖了《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主流报刊。【参见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

  举办晚会,成立兴趣小组。为了丰富官兵的精神生活,增强官兵的抗战信心,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排练了颇具教育意义和时代特色的话剧、歌咏、曲艺等节目。卫立煌甚至明令总部军官每日下午五点需到工作团学唱歌,确实无法到场者亦需请假。军官所唱歌曲多为聂耳、冼星海等人创作的作品。此外,工作团还成立了诸多由总部官兵参加的兴趣小组,如排球组、象棋组、日语研究组等。【参见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

  创办油印刊物《西线》。在工作团成立四个月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创办了团刊《西线》。概括而言,《西线》所刊载的内容主要是:国际形势、国内政治军事形势、调查统计、工作报告、日军俘虏自白等,并附有简单的漫画。《西线》主要发给总部各处室官兵传阅。【参见贺仁:《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解放》第63、64期,1939年2月16日。】

  (四)肩负接待来宾事宜。卫立煌受中共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影响,亦赋予了工作团接待来宾的职责。如1938年8月12日,朱德因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借道垣曲,并有意拜访卫立煌。【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822—823页。】很显然,卫立煌对朱德的到来相当重视,指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负责接待事宜。工作团特意排演短剧、练合唱、写标语,卫立煌、郭寄峤甚至亲自过问筹备进展。8月13日,朱德一行到访辛庄。当晚,工作团在驻地附近的麦场上举办了欢迎大会,表示对朱德的欢迎之意。大会首先由团员庞文华代表总部致欢迎词,随后由工作团表演了文艺节目。【参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21—122页。】

  当然,工作团的工作职责远不止于此。如工作团编译室有四名团员通晓日语,所以做日俘的教育说服工作也是其工作职责之一。此外,工作团团员通常还会肩负指导士兵识字、写艺术标语、总结战斗经验等文书工作,工作职能可谓相当广泛。

  毫无疑问,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较多借鉴了中共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经验,甚至在一些方面直接照搬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同时期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相比,工作团的工作职能又明显超越了“服务”的职能,初步具备了“政工”的职权,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工作特点和工作方法。对于国民党军队不知道为谁而战、缺乏精神支撑的实际情况来说,工作团的工作模式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然而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工作团未被国民党当局正式认可,且工作团人数较少,以致工作团的政治影响力相当有限,其主要工作范围仅在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展开,偶尔兼及垣曲、平陆、夏县等部分县域。

  三、工作团的撤销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最高领导层一再指示前线军事将领以抗战大局为重,尤其在“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加强统战教育”,并一度放缓了扩军的步调。【参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卷,第41—42页。】为此,朱德、彭德怀等中共前线军事将领在1937年12月16日专门下发了《关于减少摩擦,巩固团结问题的训令》,强调纠正“急性病与幼稚病”,规定“十二月底停止突击扩兵”,同时提出了“必须改正不善于与友军联络的关门主义”。【《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725页。】进言之,中共有意通过统一战线这一渠道影响甚至改造国民党军队,其中推广游击战术与开展政工工作即是重要路径之一,旨在维护并不十分稳固的统一战线。中共帮助卫立煌筹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也是打破“关门主义”、增进政治影响的重要一环。

  1938年,国共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方针,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甚至指使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即使在国共合作最为紧密的山西省,中共与阎锡山之间关于防区问题也早有龃龉,据毛泽东等致八路军第一二○师函电中显示,阎锡山为恢复原有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区域对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大为排挤。【参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第72页。】

  总体而言,在1938年前后,蒋介石对中共较为克制。1938年2月,蒋介石开始考虑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党分歧问题,提出“共产党并入国民党”【《王世杰日记》上册,第89页。】。两者围绕中共并入国民党事宜展开了反复交涉,至年底不了了之。国民党内部对中共并入国民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王世杰就认为中共若“取得合法地位,更便于活动”【《王世杰日记》上册,第126页。】。而此时的蒋介石在11月18日日记中还记载:“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痛苦幽微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629页。】可见,蒋介石始终对中共的统战工作表现得异常敏感,对中共的猜疑与防范有增无减。

  由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成立后的工作风格颇具中共作风,以致在国民党军队中异议不断。工作团的举动“被特务们和国民党顽固派告至蒋介石处”,且“越说越坏”。此举再次挑起了蒋介石本已敏感的政治神经,使其接二连三电令卫立煌清除“组织中的共产党”,并一度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就近彻查。卫立煌只好免去刘毓珩工作团主任一职,改派丁致中兼任工作团主任。【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51页。】

  但是,卫立煌对工作团的整顿举措并不能完全消除蒋介石的政治顾虑。12月20日,蒋介石乘专机飞抵西安后,又乘火车到达武功。次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五、第八和冀察、苏鲁六个战区的高级将领在武功农校召开了军事会议,并未邀请中共将领参加。很明显,蒋介石对于华北抗战局势并不满意,以致在会上“训诫六小时,不遗余力矣”【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648页。】。在武功军事会议上,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宣布“解散军队中一切不合规定的组织和工作团、工作队等,清除一切可疑的危险分子”,并特别举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战地工作团”。【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52页。】蒋介石在武功期间连开三次会议,并于24日返回重庆。对于武功军事会议的成效,蒋介石颇为自得,认为“其收效当不减于南岳会议也”【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648页。】。

  武功军事会议的召开,预示着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命运的终结。其实,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解散工作团的指令就已下达到前敌总指挥部。由于卫立煌、郭寄峤尚在武功开会,所以解散工作团的具体工作由副参谋长文朝籍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工作团主要负责人多予以保留,委员陈元、丁致中、赵荣声、孙鼎禾因本职在总部,所以仍回总部工作。而工作团原主任刘毓珩早已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所以“首先将他遣散”,对于工作团的普通团员,则“各发一些旅费,遣送回家”。【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52—153页。】之后,部分工作团团员碾转西安又回到延安,如刘毓珩改名为陈其五,后担任新四军及第三野战军宣传部部长。【参见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66—67页。】

  与此同时,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中其他类似的工作团、服务团亦相继被解散。如第十七师战地服务团被国民党特务指认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且“经常和八路军并肩作战,举行驻地联欢”,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武功军事会议后,国民党当局“强迫撤销了血花剧团、战地服务团,不准《战地》报出版”【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第183—185页。】。另如第十七军战地服务团也被国民党政工系统检举“思想不纯,接近异党”,进而被国民党当局“命令撤销”。【陈长捷、韩伯琴等:《正面战场·晋绥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战争亲历记》,第247页。】

  工作团、服务团作为过渡性质的政工组织,虽终归未被国民党当局正式认可,但工作团的成立与运作一再反证了国民党当局政工职能的缺失问题。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对于政工工作明显重视了起来,张治中就曾提到:“抗日战争开始,两党恢复合作,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大家认为有恢复部队政工权威的必要。”【《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页。】如此一来,偏废已久的国民党军队政工工作再次被重视起来,在1939年前后国民党军队中相继建立起政工系统,并且政工工作的范围一直延伸至营连等基层单位。【参见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赵寿山将军》,第364页。】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工作团、服务团的工作职能。

  四、结语

  综上可知,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共关系尚处于相对融洽的时期,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政治互动与军事合作。其中,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就是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学习的一个典型案例。然而国共两党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抗战理念的不同,使蒋介石对中共的猜疑和防范程度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工作团被强令解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武功军事会议的召开成为国共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拐点,两党关系开始出现明显裂痕。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进而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以此观之,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工作团兴衰演变的历史脉络恰是国共关系由相对融洽到渐趋紧张的重要体现。

  (本文作者:张仰亮,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