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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消失于战火的身影,在他的报道中重现

2017-10-12 来源:文汇报 作者:钱好

青年方大曾的留影

方大曾的图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发于《良友》1937年7月号(总第130期)。

  80年前,“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一位名叫方大曾的记者只身前往硝烟弥漫的卢沟桥,在近在咫尺的枪炮声中,用手中的相机和纸笔详细记录下战场情形,成为“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就在同年9月,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记者,在一线发回最后一篇战地通讯后,失去了音讯。到如今,正好是80个年头。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一书,他生前发表的26篇通讯、一则译文和许多摄影作品得以向世人重现,一个正直、善良、无畏的新闻人形象也随之浮现。用18年时间搜集方大曾资料的纪录片导演、《解读方大曾》的主编冯雪松说:“他有生命的重量,他有厚重的价值。”纪念方大曾,是纪念新闻人,也是纪念抗战精神。

  经济系的大学生,因为抗战走上新闻道路

  方大曾留下了上千张摄影作品,但他本人的肖像,却只有寥寥数张。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方大曾戴了一顶白色水手帽,潇洒地倚坐在一扇砖墙边,目视远方。那时的他,还未被战火和硝烟磨砺成范长江口中那个“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的青年”。但从那明亮又亲切的眼神中,分明能看到,这个翩翩少年有着远超他年龄的坚定意志和远大志向。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协和胡同。由于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方大曾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可谓优渥。在中学时代,用7元钱买下的第一部相机,从此为他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17岁时,他发起并组织了“少年影社”,自己在家中搭建的暗房,是他废寝忘食创作的场所。他还用硬纸板自制了一台放大机,用以放大底片。

  1930年,18岁的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可以猜想,挽救困境中的中国经济,很可能是他当时的志向。但很快,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方大曾也有了更为迫切的任务。他参加了学校的“反帝大同盟”,并编写机关报《反帝新闻》,撰写了大量文章。新闻,作为揭露日军无耻侵略行径、团结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最为直接、有力的武器之一,成了方大曾重新选定的方向。他常用“小方”作笔名,因为“方”代表了刚正不阿:“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不过,在经济系的专业学习,也深刻地影响了方大曾的新闻视野。在他后来发表的通讯文章中,常常会有当地经济、金融状况的细致记录和分析。譬如在《晋北煤业现状》中,详细记载了晋北大型煤矿公司的投资成本、矿区规模、日产量、工资制度、销路情况,数据详实精确:“兹以一吨煤的运价来算,从口泉镇经大同至丰台,四百零三公里长的路程,运费须三元七角……”同时,他还对这些收集来的资讯进行分析,给出建议:“尽管成本如何之低,我们觉得运到远处求售,总不是好法子,要使晋北煤业真正得到发展,只有靠着西北生产事业的建设。……我们必得改善大众的生活,努力建设事业,不然就等候着灭亡了。”像这样的文字在方大曾的作品中还有许多,比如在《绥远的鸦片问题》中历数种植鸦片的惊人利润,从而道出禁烟之艰难,以及在《从张垣至大同》中详述当铺发行纸币等情形,来说明山西通货膨胀之严重。有理有据,切中时弊,具有专业的经济视野,又饱含爱国的忧患之心,这在当时的新闻写作中是非常难得的。

  “到最远的远山之巅”,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

  在方大曾迄今留下的唯一一篇译文《一个作家的自述》中,有这样的文字:“我曾不顾遥远的跋涉而跑到最远的远山之巅,立在那里,我放开我的最大的眼光俯察。远的,近的,尽是不知名的地方。我不禁惊讶了……多么广大呵,这个我住着的地球。”这些满怀深情的话语,是作者华盛顿·欧文的自白,又何尝不是方大曾借手中译笔吐露的心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广大百姓的关怀,让他一次次长途跋涉,“跑到最远的远山之巅”,去探求真理,去记录真相。

  1935年大学毕业以后,方大曾先后到天津、北平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与友人共同成立了“中外新闻学社”,并任摄影记者。他的足迹遍布平津、唐山、北戴河、秦皇岛一带,还在1936年夏天只身经山西前往当时的绥远,即如今内蒙的中、南部地区。据妹妹方澄敏回忆,哥哥经常只带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出门了。冯雪松说,当时相机还是上流社会才有的“奢侈品”,但方大曾的镜头里却从没有风花雪月。他用相机捕捉的,是沿途所见的真实生活,是底层劳动人民的苦与乐,是战场前线军民的血与泪。

  长城上的小贩坐在铺了一地的“古玩”饰件后面,叼着旱烟袋,悄悄打量着过往行人;扛面粉的苦力弓着背,在如小山般堆积的面粉袋中艰难前行;码头工人褴褛的衣衫几乎破成了布条,他们斜靠在船头休息,看着水面,不知在想些什么……这些定格在方大曾镜头中的生动影像,散落在国内的《生活周刊》《良友画报》《现代画报》,以及海外的《生活》《伦敦新闻画报》等期刊上,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幅1930年代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余华在《消失的意义》中写道:“从画面上看,方大曾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以抓拍的方式来完成,可是来自镜框的感觉又使人觉得这些作品的构图是精心设计的。……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从这些照片中,今天的人们也可以些许窥看到画中人的对面,方大曾的身影:几个农村小孩用手指着镜头哈哈大笑,当时方大曾很可能在跟他们逗乐;马车在雪野上艰难前行,方大曾也必然是穿着被雪湿透的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车辙印里。从他留下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方大曾与17个农民挤同一张炕,吃一样的黑馒头就咸菜,深入到矿井下、农田里、鸦片馆中,融入到底层百姓当中,了解、反映他们的疾苦。“他们工作的地方,不只是工作场,而且兼为食堂和厕所。至于喝水,往往就在煤层上凿一个槽,借着地里透出来的水,作为唯一的饮料。……碎煤的灰尘,炸药的云烟,潮湿的水气,把整个矿井填满了,人的呼吸感到非常的困难。”《矿区杂记》中这段话,描摹了煤矿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同样也提供了方大曾工作状态的一个缩影。只有满怀着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与关怀,深入最底层的生活中,才能写就如此生动的文字,传达出至今仍令人震撼的力量。

  炮火声中奔赴前线,近距离记录日军侵略行径

  1936年冬,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绥东初遇方大曾。范长江在《忆小方》一文中写到,当时气候极度严寒,“屋内发黄的烛光,被屋外如万顷波涛呼啸而来的狂风震撼得发闪”,而方大曾却告诉他,自己要骑马去刚刚发生战争的百灵庙采访,随行只有一个马夫。那时候,去百灵庙倘若不坐汽车,就必须要斜穿阴山、出草原,“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这位平时没有被人重视的朋友,今天却来这样一个壮举。”自此,范长江便对这个勇敢、诚挚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一趟旅途,方大曾在绥远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深入采访,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了多篇优秀的战地通讯。他跟着军队一起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向驻军将领了解战况,看士兵们挖战壕、站岗放哨,也目睹了战事刚过后,街道墙壁上“密如烧饼上的芝麻”的弹孔。如此近距离地奔赴前线,并非方大曾不畏惧炮火。他了解战争的可怕与残酷。正因为了解,因为希望能早日终结这残酷,更坚定了他去报道、去揭露真相的决心。在《绥东前线视察记》中,他记下自己见到的横尸遍地的惨状:“有些完整的尸体,穷困的老百姓们,还正在剥他们身上的军衣,等衣服剥光了之后,就立刻跑来几只狗,它们又发现了新的美餐。战争是这样的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的在制造战争。”

  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北平家中休假的方大曾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前往卢沟桥采访。在前去的路上,他被留守放哨的两个日军截住,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更引起了他们的警惕。方大曾镇定地告诉他们,自己是欧洲报纸的记者,终于有惊无险地被放行。进入战事过后的宛平县城,登上卢沟桥后,方大曾与驻守在桥西端的中国守军互通战报。当时,中日双方达成短暂的和平条件,同时撤军,但方大曾从宛平警察局得知最新情况,日军并非真心撤退,有大批援军正在向卢沟桥开进。他站在卢沟桥上,俯瞰永定河畔的壮丽景色,百感交集。回去后,方大曾写下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出记录卢沟桥、长辛店遭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成为“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的第一人。

  8月,方大曾由范长江介绍,任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由平汉线至山西,一路采访报道。之后,山西大同吃紧,方大曾转移到石家庄,在那里与范长江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那时保定已万分吃紧……小方当时异常兴奋,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脉中去。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范长江这样回忆道。不成想,这次告别,却成了永别。

  9月18日,从河北蠡县寄出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稿,是方大曾最后发出的消息。文中记录下敌军攻下廊坊的固安县,进而直逼涿县的危急情形:“一团人完全牺牲在阵地上,敌人并利用密集的排枪和飞机,向我阵地不断的发放。造成了一层火药的墙壁。”在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这位年轻的新闻战士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