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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在上海的红色脚印

2017-06-19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轶伦

  宋思衡自忖:自己渴望变革的性格里,是不是也有太公董健吾的基因?就像他们在上海的脚步,隔着时光,重叠呼应。这是城市见证过的脉络,也是一个家庭的百年史。

  命运有时就是这么神奇。

  比如,青年钢琴家宋思衡2002年第一次出国就去了法国。在踏上巴黎的瞬间,他一下子想到的,是自己的太公董健吾在1936年安排的一次特殊的旅法之行。

  那次,董健吾送了三个孩子去法国,其中一个是董健吾的儿子、即宋思衡的外公董寿琪;还有两位,则是毛岸英、毛岸青。半年后,岸英、岸青转赴苏联,而董寿琪则回到上海。

  这半年法国生活留给董寿琪的一个纪念品,是一支当地产的万花筒。童年时代,宋思衡经常在外公家把玩这支万花筒。那个时候,他从未奢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去法国。但冥冥之中,家族前辈的身影,却留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呼应。

  北京西路

  意想不到的秘密据点

  董健吾(1891~1970),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这位被称为“红色牧师”的中共秘密党员,在上海的脚印,从青浦一直到万航渡路,又从北京西路到江宁路。

  这位出生于青浦的年轻人,在考取圣约翰大学后,思想倾向进步。在他的带头下,位于今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由此一来,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离校后,他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成都北路交界处的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但牧师身份只是他的掩护,事实上,早在1928年,他就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在其子董云飞的一份口述回忆中,父亲董健吾把圣彼得教堂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

  “本来教堂有一扇边门直通隔壁的教堂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增加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琢磨,父亲又设计出两处正门外的新出入口。一处在教堂东首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个小间,小间打通教堂大墙而造成的一扇门,可以直通外间的街道,另一扇门内通大堂,这个小间以后被称为‘靠街间’。另一处在教堂西北面。教堂租下了墙外一套民居,教堂破墙开出的门就是这套民居的后门,而它的前门外面就是一条民居小弄堂。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除正门外还有3处出口可以迅速而隐蔽地疏散人员。父亲为陈赓和周恩来配制了进出靠街间房门的钥匙。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地下党为教堂派来了‘佣人’、‘花匠’等工作人员。”

  董健吾的这份缜密心思,和对上海复杂地形的谙熟于心,在1929年惩处叛徒白鑫时又一次发挥作用。根据要求,董健吾精心测算了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巡捕房至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家所在地(今淮海中路和合坊43号)的最短时间,详察周围地形、进退路线、隐蔽点,将所画地图交给了陈赓。

  南昌路

  隐蔽的大同幼稚园

  1930年3月,上海戈登路武定路口(今江宁路441号)的石库门里,秘密开出了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收养的孩童,多是烈士遗孤或党的领导人子女。而幼稚园的负责人正是名为牧师、实为特工的董健吾。

  当时,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大多和地下党有关。1931年初,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经过百般周折,被护送至此。后来,因为石库门过于狭小,且离当时的英国巡捕房太近,董健吾又将幼稚园搬到了陶尔菲斯路341号,即今天的南昌路48号。

  这个新的幼稚园,是革命后代们的乐园。1931年4月,幼稚园的5个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草坪上拍了一张照。为保证安全,党组织于次年解散了大同幼稚园,将孩子们安全转移。

  距此整整一个甲子后的1991年,宋思衡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师从李道韫。1994年考入上音附中,后直升上海音乐学院。先辈们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在和平年代长大求学的愿望,早已经实现了。

  而当时,宋思衡去上海音乐学院学琴时,经过的正是南昌路。

  练琴是枯燥甚至痛苦的。上音作曲系毕业,却未能完全施展音乐抱负的父亲,将对艺术的一腔热情,全部倾注在独子身上。对宋思衡来说,三岁就上琴凳后的日子像个噩梦。记忆里,父亲严苛,每晚要查他的功课,灯火初上,他坐在钢琴边一遍一遍地弹,饥肠辘辘,但通不过就不能吃晚饭;母亲心疼,却也无奈,只能把饭菜热了又热;直到父亲终于点头,一家人俱是精疲力尽。等到要去老师家交功课,那条南昌路就显得更加漫长可怕。

  那个时候,宋思衡并未意识到,自己为了实现梦想而一遍遍走在南昌路上的足迹,意外地和太公当年追求理想的脚步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