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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陈云与长征

2017-01-11 来源:百年潮 作者:朱佳木

  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危转安的关键一步,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和壮举。陈云在长征中虽然仅仅走了一半路程,但他对长征却有着不同寻常的贡献。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缅怀陈云对长征做出的贡献,对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有意义,对深入研究和宣传长征的历史也很有意义。

  一、以中央常委身份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

  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长征出发时,下辖作战部队5个军团。其中第一、三军团打先锋,第八、九军团在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由于中央与第一、三军团同时行动,所以中央只对第五、八、九三个军团派了中央代表。其中第八、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分别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和凯丰,唯独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

  陈云于1925年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斗争中机智勇敢,显示出很强的领导才能,所以被先后任命为青浦县委书记、松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农委书记,并在1930年和1931年召开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被先后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委员,在顾顺章叛变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特科负责人;在临时中央成立后,先后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并和苏区中央局合并后,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曾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据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会上还成立了中央书记处(也被称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共七人,由博古负总责。[1]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在回答党史研究部门的问题时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2]这些史料和回忆表明,无论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那么正式,党中央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陈云处于这个领导核心,则是没有疑义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云虽然在家乡青浦组织过农民暴动,但规模较小,且很快就失败了。以后,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未曾带过兵打过仗。中央之所以安排他担任五军团中央代表,一方面反映出五军团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五军团中央代表人选的格外看重。正如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在向陈云交代任务时所说:“五军团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为了全军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极断处理紧急问题。”[3]据史书记载,陈云在担任五军团中央代表期间,所做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件。

  第一,领受任务后,即去五军团所辖第13师师部,出席营以上干部会,“报告当时的形势并传达上级下达的任务,就行军中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干部做好工作,完成中央给予的重任。”会后,亲率各团首长去位于于都河的渡口考察徒涉场。[4]

  第二,在五军团行至湘赣粤边境地区时,召集第13师各团政委、总支书记开会,研究如何加强干部政治工作,克服一部分江西籍战士因不愿离乡而开小差的问题;随后又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并召开军团的师政治工作干部会,分析原因,提出弥补措施,使得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5]

  第三,在五军团完成掩护大部队过湘江的任务后,看到仍有部分部队滞留对岸与敌激战,急书便信交时任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过江,送给第13师师长陈伯钧。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6]后来他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情况,讲到这段经历时曾说:为了“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7]

  第四,湘江战役后,与时任五军团政委的李卓然连名致电中央,反映八军团严重减员后的混乱情况,使中央及时了解情况并作出将八军团余部编入五军团的命令。随后,协助完成了这两支部队的整编工作。[8]

  1935年12月,中央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将中央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陈云、刘伯承从五军团调回中央,分任军委纵队的政委和司令员;红军进驻遵义城后,他们又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的政委和司令。

  二、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并为党留下了关于遵义会议主要内容的珍贵文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史实,但具体指什么,过去一直不很清楚。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现陈云在遵义会议后撰写的会议传达提纲,这才揭开了谜底。根据这份传达提纲记载,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即“(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笔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即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份传达提纲还记载,会后常委内部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可见,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主要就是指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并在会后取得了军事上的指挥权。(“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形成后,中央又进一步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笔者注)

  1995年,陈云逝世后由新华社发表的《陈云同志生平简介》中说,他“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的座谈会和大会上,这件事也一再被提起。陈云那时并不处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决反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核心圈子,他的态度受到如此重视,与他当时在中央所处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遵义会议之前的黎平会议决定,中央进入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反五次“围剿”和长征后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但进入遵义后,中央领导对于会议的性质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实质在于,这次会议要不要吸收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领导参加。“毛泽东、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由于参加长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四人,所以他们四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陈云回忆,进入遵义不久,周恩来曾约张闻天和他谈过一次话,当面征求他们俩人对会议性质的意见。张闻天明确说应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改变领导;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的意见。于是周恩来说:“那好,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1]正是这次谈话,最终使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得以参加遵义会议,从而形成反对错误军事指挥的优势力量。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有表决权的只有政治局成员。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除四位常委外,还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从陈云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这说明,陈云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表示了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支持,投了会议决定的赞成票。“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12]

  陈云之所以赞成将遵义会议开成一个能够改变领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与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思想转变有着直接关系。他在1940年写的“自传”中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指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笔者注)的争论内容;团溪(地名,是红军进遵义前经过的一个地方——笔者注)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当时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3]1977年,他在接受遵义会议纪念馆人员采访时又说:“长征路上,毛主席给王稼祥、张闻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说服了,再说服张闻天。是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我的。”[14]可见,他在“自传”中说的张闻天在团溪同他的谈话,内容就是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做说服工作时讲的那些意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云是遵义会议前被毛泽东间接说服的人。

  据《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记载,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发出后,政治局“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然而,事后“决议”被保存下来,成为人们研究遵义会议的重要史料,而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对“决议”的传达,却始终未见文字记载,直到1982年陈云证实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档案,就是他会后为传达会议精神所写的提纲。

  1982年年初,中央档案馆送给陈云一份馆藏档案,请他帮助辨认。这份档案是用钢笔在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写成的,内容介绍了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收获和中央人事变动的情况。像这样具体、详细记录遵义会议的历史文件,过去还从未发现过,解决了人们许多长期搞不清楚的问题,因而显得十分珍贵。但遗憾的是,它只有第二部分,而且没有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在送陈云辨认前,与遵义会议有关的几位老同志,如聂荣臻、杨尚昆、邓小平、伍修权、邓颖超等已看过,都说记不得,也不知是谁写的。陈云看后,很快认出这是他的笔迹,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并说这份东西很可能是他过了泸定桥,受命离开长征队伍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15]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存在疑问,就是这份档案是中央办公厅1956年从苏联接收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时一起接收过来的,因此有人怀疑这是陈云当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写的。陈云知道这个疑问后明确表示,他在莫斯科没有写过这个东西。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他特意让有关部门再了解一下,遵义城在长征年代能否买到笔记本和墨水。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表示事情清楚了,这个东西就是他在遵义会议后写的。[16]那么,这个东西又是怎样跑到苏联去的呢?原来,我们党在延安时代为防备胡宗南进攻,曾把一些重要档案送到苏联保管,建国后又接了回来。这个情况和陈云关于他当年离开长征队伍时,曾把随身携带的文件留下,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的回忆是完全吻合的。后来有关部门从苏联查到了陈云当年向共产国际所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的俄文记录,发现内容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确有很大不同,从而更加印证了陈云的回忆。[17]

  1985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将这份“传达提纲”收入了《遵义会议文献》一书。胡乔木根据档案内容,对它的形成时间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它应当形成于从威信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到狗坝(今苟坝)中央负责人会议之前,即从1935年2月中下旬到3月上旬。对于这一考证,陈云批示同意,同时表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18]至此,这份关于遵义会议内容最为全面、具体、详细、权威的历史档案,终于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历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