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研究 >> 正文

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第一次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

2022-07-06 来源:共产党员

中共四大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图为油画中共四大会场。

  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俄建党模式成立的,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其中,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便要求党员要严格过党组织生活。

  党支部开会到深夜

  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曾有一段回忆: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仍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那时,上海党支部成员很少,所以“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2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原名威金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

  关于支部成员学习的内容,据茅盾回忆:“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关于支部成员学习时间,茅盾说:“我去出席渔阳里2号的支部会议,从晚八时后开始,直到十一时以后。”可见,党支部会议一般要开三个小时左右。

  那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租住在闸北宝山路鸿兴坊,离法租界较远,开完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后,出于安全考虑,支部会议随时转换地点,有时也在茅盾家举行。关于讨论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入党的支部会议,就是在茅盾家里举行的。

  明确“党的生活”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章程中明确提出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初步确定了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组织等重要思想。

  党章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周期做出具体规定,从而开创了定期的会议制度。除了对党组织会议以及活动的规定以外,党员在党组织中要认真开展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因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情况特殊,处于秘密状态,所以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两大重要纪律。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决议案》提出中共党员要接受“军队似的训练”,规定党员要始终坚持为党服务,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牺牲自身感情、利益以及意见等。

  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把支部作为“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至今,支部、党小组等概念仍在沿用。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党内部的组织生活仍然较为严格。192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校刊》上登载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一文,当时,常常以“校”代称“党”,故《校刊》即《党刊》之意。

  该文中较早提出了“党的生活”这个概念:“支部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每个党员生活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应该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党的生活是集中在党的支部,所以每个党员的生活,不能脱离支部,脱离了支部就不能了解党的全部生活。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每个党员应当编入某一支部,参加党组织生活。

  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

  对于过党组织生活的方法,邓颖超同志在上海时期,创造性地编辑了《支部生活》的刊物,开创了富有生气的党支部组织生活形态。

  1927年,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颖超奉党组织之命由湖北武汉来到上海,“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由邓颖超担任“直支”书记,其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后来增至七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为了增强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搞活支部建设,邓颖超与“直支”其他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刊物《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做《支部生活》的编辑,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要聚焦热点问题。“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支部生活》经常刊登各党小组的活动内容,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为隐蔽工作的革命者送来革命动态的“及时雨”。周恩来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邓颖超鼓励支部党员努力写文章,尽量提问题,从而充实支部生活。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她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周恩来和邓颖超,化名“伍豪”与“伍美”,在上海度过一段艰险的革命岁月。

  秘密党中央极为强调严格征收党费问题,指出“不要将这看成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支部生活》第39期上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等文章,紧贴形势,反映基层动态,使得《支部生活》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有一次,交通员在送发《支部生活》时,遇到敌人突然搜查,幸好巧妙应变,得以脱身。为了保证隐蔽性,从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起,采用了谐音,以《志夫新话》作为伪装封面。邓颖超主办的这份刊物,是共产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开创了支部工作的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