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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党史、国史研究主要进展

2022-01-25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作者:辛逸 赵懿 董龙

  本文是2020年党史、国史(以下简称“两史”)研究主要学术成果的综合性概述。笔者在本年度有关“两史”研究930多篇论文中,筛选出100余篇进行了评述。鉴于“两史”研究在时段和内容上与多学科的交叉和重叠,本文评述的是以“两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性文章。关于五四运动,仅讨论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早期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文章;研究民国历史的论文,自然也应以研究这一时期党的活动为中心;有关改革开放史的文章,主要关注那些遵守历史学学术规范的论文。关于学术作品的学术性,学界一般认为,应该具有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即在与既有研究的对话和对比中,形成独创性的观点;能够发现和使用新史料,甚而至于由此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当然能够对已经刊布的史料进行具有创新意义的解读,也为本文所乐见;能够使用或借鉴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概言之,对“两史”研究的学术进步和发展有所推动和助益。需要说明的是,很多文章的题目新颖,研究对象很吸引人,却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也没有提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仅有少量的或没有一手史料。这类数量众多的文章,能否算作学术论文,尚存争议。全面、准确地概括2020年“两史”研究的学术进展,是笔者的期望但却是难以达到的目标。笔者学力不逮,对“两史”论文的搜集不够完整和全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或对所述文章理解有误甚至不得要领;或对“两史”历史阶段的划分、本文的结构安排等不够规范和合理。上述种种遗漏和舛误,均由笔者负责。

  一、总论

  在“两史”研究的理论讨论中,一些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如概念内涵、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改造方式等。有学者使用“历史表述”和“历史实践”的概念,将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延续性的讨论引向深入。关于“两史”研究的方法,有学者对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讨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多位社会学者讨论了口述史的生产过程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并比较了口述史料与档案材料的异同及其优劣。如何使中国当代外交史研究更加国际化和学术化,再次成为外交史研究领域中热议的话题。在知青口述史的研究中,首次使用“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的概念。这一领域的上述内容和特征,显示“两史”与社会学、国际政治等的学科融合,以及其更加国际化和学术化的趋向。和往年一样,本年度的党史人物研究,依然集中在中共主要领导人如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人。对新出版《李大钊年谱》的评介和李大钊“民族自决”思想研究,构成李大钊研究的主体。毛泽东研究则集中于对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批判,以及过去较少关注的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等重要问题。2020年学界对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再次将注意力转向海外。对美国若干档案馆、图书馆藏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外交往史料与文献的绍介;对法国几个主要档案馆藏中国抗战史料的关注,都是本年度史料挖掘和整理方面的亮点。还有的学者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发现了一批有关西藏问题的材料。

  (一)研究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近现代各史学思潮和流派中当之无愧的“显学”,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与中共党史学科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却十分薄弱。不仅其概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其研究的路径也较为狭窄。针对于此,《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开设了“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笔谈栏目,约请了几位相关的重要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郭若平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等展开探讨。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概念内涵可以表述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形成与历史变迁的过程”所展开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范式应当包括内外两重内容。一是其自身发展中的内在问题,如史学思想传播史、史学著作撰述史、史学研究组织制度史等。二是其与中共政党史、中国现代社会史等外在学科的关系问题。这门学科的“学术形态”应当包含“基于史学规范性而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源流考索”“甄别研究主体的史观立场和撰述意图”“史家与史著的结构关系”等。作者特别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编纂形式的研究层面,更重要的是必须追问学科研究的基本性问题”,包含“史学观念、史学意识、史学判断等一系列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论性问题”,以达到“历史认知与历史研究的平衡”。陈峰认为,必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进行“根本性、整体性的改造,既不能满足于传统模式下的常态研究,也不能局限于局部的修补完善”。在作者看来,应当以下四点着手。一是反思和检讨一些定论与常识,将研究对象“陌生化”“问题化”,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二是“走出传统革命叙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理应返回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框架之中”。三是“融入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新潮流,积极引入新视角和新方法”。四是“主动借鉴史学其他分支、其他领域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共享其他学科的新成果”。近年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前后,在社会文化和各种具体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延续性或曰路径依赖。对这一判断的讨论日渐增多,乃至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满永认为,这一共识的达成,得益于“两史”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研究的重心和叙史模式逐渐从“历史表述”即“从政策层面对历史转变过程的宏观展现”,转向“历史实践”即对历史具体实践过程的叙述。作者提出,如何“跨过1949年以及1978年的时间节点,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审视中共乃至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已成为两史研究新的焦点和课题。“新革命史”的研究理念在学界流行有年。继陈红民2019年对“新革命史”在学理上能否成立提出质疑之后,黄道炫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比较冷静和中肯的评价。他认为,革命史研究就整体而言,“也还刚刚够到历史研究的起跑线”。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作的相关分析也很难说得上深入”;“对中共革命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更是远远不够”;“对中共革命行动机制的了解也不足”;“许多应该展开的研究甚至尚未起步”。对今后革命史、党史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既是老生常谈,又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中共革命史研究想要成长,应“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挖掘和使用档案文献等各种材料”,这“仍然是基础性的任务”。以新文化史的理念研究中国革命史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学科融合在党史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张宏卿、李莹蕾在梳理这一研究领域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文章指出,在新文化史与革命史“相遇”后,一些学者开始和更加关注革命年代人们的内在感受与体验,使党史、革命史的叙事更为有血有肉、更为丰满;对中国革命既有长时段的关注也有对历史事件和普通人物的微观聚焦,这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可信度。作者指出,既有新文化革命史研究尚存在着史料不足和过度阐释、只见树不见林的“碎片化”、选题的丰富有趣与研究的泛化等问题。文章认为,传统党史和革命史各“有其一定的独特性,眼光向下、关注底层与精英历史、上层路线的升废同样具有其局限性,一定程度的‘回归’与‘融合’才是正道。”概念史研究近年方兴未艾。研究者多集中梳理有关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政治概念。卞修跃将一组有关抗日战争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一般以“全面抗战”来表述中共的抗战路线;以“全国抗战”指代1937~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并以此与“局部抗战”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后,史家多以“全面抗战”指代1937~1945年间的中国抗战,并同时使用“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等概念。这反映了抗战史研究由革命史视角向中华民族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视角的转变。在系统梳理1980年代初期党史研究实证化倾向的确立与巩固之后,吴志军认为,党史研究的实证化不仅是同期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在党史研究中的体现与落实,也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的学术化导向,以及党史研究中的整体性研究思维和以历史规律为旨趣的宏观叙事密切相关。文章强调,上述因素反过来又强化和巩固了党史研究的实证化与学术化。

  (二)研究方法周良书对党史研究中的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讨论,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认为,党史研究在借鉴某一理论时,“要对它作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不能单纯地为了趋新求异,借用其中的概念或语汇,在史实前面贴一些时髦的标签;在采用某一理论甚至某一概念时,应当了解它的形成和源流,把握它的实质和内涵,而不能生吞活剥,不假思索地拿来就用”。在观点预设和史料使用的关系问题上,不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作简化的必然性解释”。对于堆砌史料的现象,本文指出,炫耀材料往往是掌握的材料太少的表现。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当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化和国际化,《中共党史研究》在2020年第4期推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笔谈(二)。陈志瑞主张,“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很多研究纲领、主题和目标都可以是一致的”,但又都各自具有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借鉴国际关系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并不需要也不应该放弃历史叙事,而是“恰当运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概念,限定或形成历史叙事的框架、角度和方向”。文章最后强调,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在于真实。“真实是理论的理论、方法的方法。在真实面前,那些理论和方法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梁志提出了“利用多国档案文献(三国或三国以上),并在多边关系互动框架下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模式。当代中国外交决策者都是在多边关系的思考模式下制定、执行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即便是处理两国间双边事务也大抵如此。这也就决定了研究者同样需要采用多边关系分析框架,讨论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王珂主张,“外交史研究同样需要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法则,首要基础在于以档案为代表的原始材料,原始材料的丰富程度和准确与否,在根本上决定着外交史研究的质量和学科发展的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英、苏东等国尤其是美国有关档案的解密,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中方档案的缺少。作者认为,美国的解密档案,不仅记载中国与美国互动、接触的具体活动;而且还可以甄别中方间接史料的真伪并补充其细节。《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以“口述史与社会记忆:现状与未来”为题推出三篇笔谈。口述史的结构性缺陷,早为以求真为使命的史学家所诟病。周海燕在承认口述史中的主观性、权力对当事人话语形塑的同时,认为不可靠的记忆也提供了宝贵的“理解过去和现在之间、记忆和个人身份之间,个人历史和集体历史之间关系的线索”。作者注意到,同一位口述人在面对不同的采访者和不同的语境下,其口述的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由此周文认为:“口述史研究不应只关注内容,也要关注其生产过程及语境”;“口述既是历史的见证,也在不断地重新书写和建构历史。”针对历史学界对口述史真实性的质疑,刘亚秋回应,在社会学界“口述的‘忠实度’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历史学家的“档案至上”不过是一种“纸面的记忆”的胜利。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都是在一定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指导下,以自己所关注的经验事实、档案材料及其留下的痕迹去建构自己所关心的“故事”。口述历史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于展现“口述者的生命特征”。作者认为,传统档案观和历史学家的求真假说值得商榷。若以“求真”为标准,口述史资料中的情感真实性就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口述史的优势主要不在“求真”,而在于呈现人类生存体验的深层特点,即生命的深层结构。针对有的社会学家认为口述史与田野访谈并无本质区别的观点,胡洁从两者的学科起源、研究导向及其对个人的抽象抑或具体处理等方面,证明口述史和田野调查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区别。胡文论证了口述史对社会学研究的助益:口述史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纵向的、历史的维度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口述史中对个体的重视以及通过个人生命史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为从微观入手从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作者指出,如果将口述史和田野访谈相结合,即以研究主题为线索,贯穿个体的生命历程,将历史与主题融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应该会更加立体和丰富。刘亚秋从记忆的社会结构入手,强调知青记忆中的文化维度。作者认为,知青在回忆往事时,“总会有一股力量无形中引导着人们朝向特定的方向去回忆,这类社会力导致人们的回忆带有某种结构性特征”。刘文将知青记忆分为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前者指“为了维系既有的社会关系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即便过去经历了各种苦痛,人们还是多倾向于记取过去的积极因素”。这是一种为维系当下的各种利益关系,回忆者有意与过去的苦难“和解”,有选择性地回忆人性温情与光明的“温暖叙事模式”。后者多来自知青对当年过错的忏悔,其心理基础来自善恶必报的文化心理及其压力。回忆者通过道歉期望得到内心的平衡和社会的谅解。

  (三)人物研究为纪念李大钊诞辰130周年,《李大钊年谱》出版。作者杨琥积20年之功,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和整理李大钊的各种资料,尤其是当时报刊的刊文,传主的日记和书信,以及各种未曾披露过的档案。该年谱对一些学界尚存争议的问题多方参证、考订正误。譬如,《年谱》经多种材料互证后确认,李大钊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后,于1924年12月3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由此证伪了传主曾于1924年11月赴天津与孙中山会面的说法。再如,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认为,“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年谱》以“确凿的史实证明”,李大钊“在《晨报》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报社记者的工作,也不是一个普通文字编辑的工作,他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作者“深感学术研究要求得新进展,须首先尽可能多地掌握扎实可靠的史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审慎地进行考订和分析”。有学者认定,李大钊的“民族自决”思想与列宁的民族自决“完全一致”。郑大华的研究表明,李大钊早期接受的并不是列宁的而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才逐渐完整地接受了列宁“民族自决”的主张。郑文进一步指出,李大钊的“民族自决”思想,不仅包括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还包含中华民族内部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自决”。他所主张的第一种“自决”,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主张的第二种‘自决’,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应指出其局限和错误。”1921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在此文的第四部分,李大钊为列宁做了履历。新中国成立后,该履历以“列宁”为题独立成篇,被收入李大钊的多种文集。“列宁履历”是李大钊的作文还是其译文,学界尚无定论。王磊在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李大钊的这篇‘列宁履历’不仅是译文,而且至少是对三部(篇)英文文献相关内容的翻译整合”。莫里斯·迈斯纳在生前最后出版的《毛泽东:一个政治与知识的肖像》中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国革命由谁领导,谁是主要依靠力量以及革命方式、前途、落脚点等问题上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明显差异,具有鲜明的俄国民粹主义倾向。这一倾向是所谓“毛主义”的独特标识,也标志着作为马克思主义“异端”的“毛主义”的诞生。沈金霞对迈斯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她认为,毛泽东在《报告》中的主要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其与俄国民粹派在革命对象、革命道路、革命领导权、革命的主体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区别。《报告》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且是毛泽东革命理论在落后东方国家的灵活性运用和创造性转化。迈斯纳的“异端”说,“弱化了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定性和接受唯物辩证方法论的彻底性,未能深刻理解和体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心和决心。”张放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影响。与西方学者将毛泽东思想理解为推动西方内部社会运动和斗争的一种外部资源不同;在战后日本思想界,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用以思考和反思本国现状的思想资源,成为他们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战后日本知识分子通过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看到了一种内生型主体形成路径的可能。”本文这种对毛泽东思想在西方和日本产生不同影响与作用的观察,凸显了“毛泽东在域外影响的多样性。”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历时88天的西北高干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但其在党史研究中未得到充分重视。魏德平认为,既有研究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活动和贡献在现在公开刊布的著作和文章中显得有些概略,甚至被刻意回避”。本文指出,毛泽东“对高干会进程非常关心,几乎到了事必躬亲”。毛泽东在会上作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分两天在会上讲解,达五万余字;听取“陕北肃反”当事人的发言,“对朱理治和郭洪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点名批判多达28次”,认为他们所执行的“是过火的‘左’倾斗争,‘左’的错误”,“损害党、损害革命”。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定性结论被载入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章的结论是,“毛泽东善于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与解决现实政治需要统一起来,以史为鉴,用党史讲政治。”法国汉学家鲁林的《毛泽东传(1945~1962)》,“呈现了一个法国版本的关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完整故事”。法国史学家毕仰高、潘鸣啸和美国学者魏昂德等均对鲁著给予高度评价。李嘉树就鲁著中有关安徽“责任田”的部分史实提出了商榷和订正。其一,鲁著认定,“责任田”是1960年末由发生严重饥荒的几个省率先推出。李文的考订是,“责任田”1961年初在安徽最早试行。其二,鲁著指出,早在1960年秋,曾希圣开始在安徽将农业生产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移到生产队,“这是毛泽东考虑在一年后实行的”。李文则认为,曾希圣在1960年秋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看法,是无中生有。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在1961年初多次提议把农业核算单位下移到生产队,但此事在全国正式推广则是1962年的事情了。李泽民对《毛泽东年谱》中的一则史实进行了订正。《年谱》载:1924年3月11日“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因到会人数不多,改为谈话会),作上海执行部自三月一日开始办公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央党部组织部曾发出第一号通告,要求旧党员重新登记。”本文指出,毛泽东3月11日参加的不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会议,而是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此其一。其二,“要求旧党员重新登记”的第一号通告,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而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出的。1939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给毛泽东寄去一套《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并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书信选集》将毛泽东回信时间标注为1940年。《毛泽东年谱》则将回信时间确定为1940年11月。何欣根据毛泽东这一时期寄给萧向荣实寄封的信封及戳记等信息推断,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应该是1940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镇水田村“花房子”主持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作为扎西系列会议之一,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肖居孝等人的研究表明,周恩来对“鸡鸣三省”会议的召开和圆满结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会前周恩来做通了博古的思想工作,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完成主要领导人的替换,顺利实现“博洛交权”。同时确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保证了红军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原则在实践中的有效运用。

  (四)史料挖掘与整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近年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张牧云介绍了美国各档案馆、图书馆有关史料的分类与查找办法。埃默里大学斯图尔特·A·罗斯手稿、档案、善本图书馆。该馆收藏的菲利普·贾菲文件包括贾菲1937年访问延安时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手写笔记;冀朝鼎在美出版的《军阀混战与中国革命》和《苏维埃的中国》。还有白求恩致美国援华会的书信、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抗日根据地接收海外援助的收据和医疗问题会议纪要;张闻天1931年领导创办的中国工人通讯社刊物等。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藏有陈翰笙、冀朝鼎、徐永煐等中共党员在太平洋国际学会活动的文献;宋庆龄、陈翰笙、马海德、贝特兰等为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募款的往来信件。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图书馆。藏有海伦·斯诺1937年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董必武等人的采访笔记;中共外宣通讯社——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出版的《远东通讯》1940年第1~8、13、18、19期,主编为陈翰笙。密苏里大学档案馆馆藏不仅包括埃德加·斯诺文件,还包括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援助项目、工合组织和保盟的档案。杨百翰大学哈罗德·B·李图书馆,藏有海伦·斯诺全宗档案,共8个系列,内容涉及工合组织、保盟和美国援华会等。学界以往对法国馆藏有关中国抗战档案较少关注。据蒋杰的考察,法国馆藏中国抗战资料主要分布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南特外交档案中心、国防部档案馆和国立海外省档案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法国驻华使领馆就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等发给外交部的函电与报告;国联行政院关于调停九一八事变历次会议纪要。还包括战时中法关系(与维希政府)档案、“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往来函电及报告及其驻重庆代表档案等。南特外交档案中心藏有驻华法军的防御计划;法国驻华使领馆与日本交涉函件;日军向中国派兵人数的统计;南京大屠杀、朝鲜独立运动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在中国的资料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本年度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接续近年来的研究热潮,五四运动依然是本年度显著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有关的一些舛误得到修正。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并非发端于《新青年》杂志。《新青年》中的大多数“同人”并未响应新文化运动。二者在思想上有一定的相关性,以致后世误读。还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批判传统儒家思想的效果十分有限,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此外,五四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得到了多角度的深入回答。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使年轻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虚无与苦闷”暂时得到解脱。五四结束后,年轻知识分子重新陷入“虚无与苦闷”,以致其中一些人“走上寻找主义和组织的激进道路”。还有学者指出,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青年们的“苦闷与焦虑”导致家庭成为革命的对象。本年度的另一研究热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军事战略。一些学者围绕着中共最重要的抗战战略之一——“发展华中”战略展开了研究,梳理了这一战略的各个发展阶段,考证了不同阶段的实施者和涉及地域,研究了山东在这一战略中的角色和作用。还有学者跳出了“路线斗争”的传统叙事模式,对项英与中央关于新四军发展战略的分歧进行了再研究,从“相对长时段的观察视野”,梳理了新四军发展战略的形成及演变过程。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新青年》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再研究。既有研究大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发端于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并催生出五四运动。桑兵认为上述观点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是由国民党与江苏教育会联手发动,用来反对段祺瑞、安福系和推动国民革命,以文化运动为形式的政治运动。《新青年》“同人”中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仅有陈独秀和李大钊,其余成员几乎没有响应。但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深受《新青年》影响,导致世人误将《新青年》的“同人”们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顺序,颠倒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重面相。以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一般将“新文化”默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周月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否定西方现代文明的倾向,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文明”的期望和构想,并使被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兴。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文明”,“角逐于五四思想界,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多歧性”。苏俄社会主义的传入,让国人看到了“短时间实现未来的可能”,为“后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一般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中的“新派”人物激烈“批孔”,有效抨击了传统儒家思想,造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效果。有观点甚至认为造成“中华文化断裂”。李先明认为,上述观点是“虚拟的想象”。作者考察了1916年9月~1920年2月期间《新青年》“通信”栏目收到的39封与“批孔”有关的读者来信后发现,近半数的来信对“批孔”存在不同意见。详考其中常乃德、俞颂华等读者后来的思想变化可以发现,五四运动“批孔”的影响十分有限。五四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许纪霖指出,五四运动前后,年轻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精神上的虚无和苦闷。五四运动使年轻知识分子暂时获得以行动克服虚无和苦闷的机会。运动结束后,年轻知识分子理想破灭,重新陷入虚无与苦闷,导致一部分年轻知识分子走上寻找主义和组织的激进道路。许纪霖另文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在走向列宁主义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注重渐进改良的“知识化主义”到寻求整体性解决中国危机的“信仰化主义”的转变。在“信仰化主义”中,又经历了由“柔性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到兼具“柔性化”和“刚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再到“刚性化”的列宁主义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五四知识分子内部的思想与组织的分化。转变完成后,中共在信仰和组织层面开始成熟,成为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于海兵以南昌二中的改造社为个案,从“团体生活”的角度剖析了五四时期地方学生走向革命的过程。作者指出,改造社社员们在危机意识和新社会构想的刺激下汇集成自治团体;之后通过强化团体身份、团体意识和团体纪律凝聚组织,形成行动团体;最终将马列主义引入团体生活,实现了社团的革命化。赵妍杰指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面临普遍的苦闷和焦虑,加之新思潮对传统家庭的负面性宣传,导致家庭成为革命的对象。关于《新青年》何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时间,目前有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和1921年4月出版的第8卷第6号两种观点。郑发展运用中共成立史方面的史料,详细梳理了《新青年》在1920~1921年间的嬗变过程,认为自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刊物;自1921年第9卷第4号起,成为中共机关理论刊物。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新考。既有观点有12人和13人两种。金冲及依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批示等认定,代表人数为12人。13人的说法来自于董必武。其在1929年12月31日写给何叔衡的信中错把包惠僧当成广东代表。事实上,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赴沪列席一大,并非代表。广东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董必武后来也声明“放弃”原来的说法。作者指出,“后人固然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必把简单的或已基本清楚的问题再过分复杂化。”中共组织建设中的精神伦理。张永从精神伦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严密组织的原因。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极度贫穷、多数人面临生存危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发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军事共产主义团体。党组织取代家庭,成为党员的第一伦理归属。党员可以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把全部身心奉献给党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强大的组织力量,“打败了实行私有制的、内部纷争激烈的国民党”。马建标探讨了华盛顿体系、反帝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关系。作者认为,华盛顿体系未能及时履行修约承诺,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趁机与北京政府建交,并促成国共合作,为反帝运动和国民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五卅惨案”的发生“恶化了延续80年的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点燃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仇恨之火”,迅速引发全国范围的反帝运动,并推动国共双方组织力量的发展。瞿骏认为,《中国青年》是1923年至1927年间,中共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宣传品,也是中共建立强大组织过程中的“助产士”,表明中共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善于宣传”。孙会修通过挖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档案,认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墙报为中共早期的宣传工作提供了经验,使其“呈现新的面貌”。林胜强指出,1927年2月的“阳新二二七惨案”发生后,国共高层为了推进革命,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建构出多个叙事版本。其建构过程受意识形态立场和既有叙事模式的影响,展现出“革命实践的生产机制”。马楠指出,北伐前宁波国家主义派在理念上更加接近中共,并对中共在宁波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一时期中共的“充满矛盾的话语、指令”导致其采取更加激进的动员方式,使双方关系从合作走向抗衡,并对中共和青年团在地方的发展造成阻碍。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往关于中共文件的研究大多针对文件内容的解读而展开,对文件在党组织中的运作机制关注不足。李里梳理了1927~1931年间中共文件印发机制后发现,受限于技术条件,中共采取的逐级印发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在文件印发环节中具有较大自主权,导致“文件印发呈现以中央、省委所在地为中心,由近及远向外趋弱的效果”。中央指示难以贯彻全党,影响了全党的整合效果。过去学界认为抗战前中共在北方的地下党工作失败。张永指出,1932年6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召集北方各省委代表召开“北方会议”,决定在北方“有条件的发动游击战争,建立红军”。这一建军的尝试在北方国民党的军队和地方社会中建立了不少关系网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既有关于白区地下党的研究缺乏对经费问题的关注。刘宗灵论述了四川地下党经费困窘的情况及其应对措施后认为,土地革命后期四川地下党乃至全国白区地下党遭受的挫败与缺乏中央经费支援有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军事策略的转变。王才友指出,由于军事动员的失败,1928年前后中共将其在浙江的暴动策略转变为抗租、减租等方式的“日常斗争”,反而推动了武装斗争和武装割据的发展。二者互相交织,构成此后中共革命发展的“新常态”。钟日兴认为,中共在苏区时期进行的武装建设开辟了以革命组织为主导的地方军事化新途径,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地方社会相结合,开启了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模式。

  (三)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华中”战略是中共最重要的抗战战略之一。既有研究多认为这一战略由新四军负责实施,涉及地域为以苏北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李雷波依据南京军区档案馆所藏《新四军抗日战争资料选编》(47册未刊本)中的电稿,认为1939年4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之前,“发展华中”战略实际上是以河南东部为中心,由八路军负责。此时新四军的地位,是“立足江南并兼顾闽粤赣地区的游击战争”。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叶挺向蒋介石提议并获准在江北设立指挥部,新四军才逐渐成为“发展华中”战略的主角。郭宁探讨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发展华中”战略的作用和地位。作者指出,“发展华中”战略的最初目的是向中原地区进军。山东由此成为“八路军兼顾华北、华中,特别是南下发展华中的跳板”。随着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并成为“发展华中”战略的主角,山东的战略地位进一步被重视,“由跳板发展为稳固的根据地”。项英与中央关于新四军发展战略分歧的再研究。关于皖南事变前后项英与中央发生的矛盾,既有研究受“路线”斗争叙事模式影响,多关注皖南事变前一年双方关于新四军向南和向北发展战略上的分歧,忽略了1940年3月以前的新四军发展战略。李雷波认为,“中央对新四军的战略指导方针并非一成不变”。“探讨新四军抗战战略,应有相对长时段的观察视野,才能理解其形成及演变过程”。作者梳理了全面抗战爆发至1940年3月皖东摩擦前中央的新四军发展战略及其调整,认为中央在这一时期采取“江北、江南多线并重”的战略。实际上,项英向南发展的战略与上述中央的战略并不矛盾,也是中央战略的一部分。毛泽东《论持久战》为谁而作?既有观点有为全国人民、中共全党、中共军政领导三种观点。桑兵认为是为全国军民,尤其是为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政领导层,目的是批评国民党采取的阵地防御战略,主张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旨在向全国军民说明只要方针正确,中国抗战就能够最后取胜,同时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造成压力,促使其更好地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其胜败走向对中共自身和中国抗战影响巨大。陈默指出,中共对此进行了持续的观察,并坚持“苏必胜、德必败”的判断,在内外宣传工作中展开评论。作者认为,中共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判断“展现出中共不凡的判断力”,说明当时“中共所掌握的国际政治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开始具备自己独到的战略眼光”。孙杨对1937~1941年间国共两党在香港的组织工作进行比较后指出,中共因应形势,建立起强大的组织系统,大大推动了抗日救亡事业的发展。国民党则组织疲弱,派系斗争激烈,遭到毁灭性打击。作者认为,“中共香港党组织将海外华人世界、香港本地社会和华南敌后根据地联结在一起,彰显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国共两党在香港组织工作的效能差异,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党不同的历史命运”。夏清指出,中共团结抗战主张的概念表述经历了由“人民阵线”“民族阵线”“联合战线”等多词混杂使用,到最终确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作者认为,这一过程反映了“多方政治力量交往、碰撞和隐秘的博弈”和“中共应对政局重大变动所做出的理论调整”。钟健指出,1938年~1942年广东省委武装发展战略经历了由“统战”到“自主”的演变过程。统一战线破裂之前,广东省委注重通过统一战线发展武装。1940年统一战线破裂,广东省委开始独立自主发展武装,为后来琼崖、东江等游击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何飞彪依据斯坦福大学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和台湾“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认为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苏策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没有下定决心强硬处置前,针对苏方询问,采取搪塞与回避的策略;在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后,极力向苏方解释,将事变定性为整饬军纪,称其无关政治与党派;在事变结束后,采取若干措施对苏示好,试图缓和中苏关系”。作者认为,蒋介石的对苏策略反映了其“友苏而不亲苏”的心态,并取得一定效果,“显明地体现了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特殊性以及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互动”。除上述研究外,黄道炫考察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政治话语对民众的影响、女性生活状态等。作者认为,中共根据地最大的特点,是意识形态“逐渐弥散到根据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齐小林论述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弹药来源途径,以及不同阶段弹药获取量和消耗量等问题。作者认为,八路军的弹药获取状况反映了“中共超强的社会经济动员和控制能力,以及灵活机动的政治运作策略”。郝江东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认为,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过程中,苏联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杨东等认为,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县长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助推了中共在陕北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四)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内战何时全面爆发?学界一般认为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标志。李坤睿认为,全面内战状态从中原、苏北扩散至全国尚需一段时日,这一点常被研究者忽视。作者指出,1946年中原突围战爆发后,中共仍在按照先前停战协定撤离东江纵队等广东武装,国民党也予以配合。直到11月,全面内战状态扩展到广东,中共才开始以全面内战的思路领导广东斗争。这说明“中共能及时调整战略战术、主动适应局势”。国民党则“策略相对僵化”,以致“战不成、和不就”,在内战全面打响之际,就已经“显出战略决策上的某种颓势了”。“云南王”龙云是国共关系史中的重要人物,既有研究多关注其与国民党的关系,缺乏对其与中共关系的关注。刘宇指出,1927~1949年间,龙云对中共的态度经历了“防共—中间立场—亲共—拥共”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历程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西南地方实力派主流的发展轨迹”。中共的统战工作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云南成为南方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1947年后,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攻守易势,双方在校园内的力量对比也逐渐发生逆转。潘建华考察了1947~1948年间中共力量在浙江大学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国民党进行的校园政治交锋后认为,国民党裁撤各级校园党部的政策为中共校园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空间。中共借此不断扩大在校园内的群众基础,并在学治会等学生组织中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将学生组织变成其外围机关。上述校园内的政治生态变迁,“对稍后国共更替之际校内各方的命运抉择无疑有深刻的影响”。苏联式工资制度在中国公营企业中推行过程及其效果。徐鹏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尝试在旅大公营企业中推行七级工资制和计件超额累进工资制,但由于生产尚未恢复,这两种苏联式工资制未能使工人获得相应的超额奖励,导致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未能得到企业负责人与广大员工的认可,结果流于形式。随着采用这两种工资制的苏营和中苏合营企业生产逐步恢复,其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旅大公营企业也开始效仿和推广这两种工资制。其取得的经验最终推广全国,为“20世纪50年代两次全国范围工资改革的推行与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与实践资源”。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本年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对城市治理相关问题的探讨。有学者论述了晋绥南下干部到达成都后,由于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在城市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适应过程,勾勒出新中国初期城市管理者的行为特征。有学者从城市人民公社社员身份的角度,分析了城市人民公社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消亡的原因。还有学者介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大气污染的严重状况,分析了其成因,梳理了国家和上海市的职能部门为治理大气污染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论述了导致治理效果不佳的多重因素,展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中的深层次困境。本年度的另一研究热点,是对这一时期各项制度运行机制的研究。有学者论述了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计划内的物资无法满足生产、建设需求,各部门、地区和企业在计划外进行物资交易的经济运作机制——“物资协作”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和运作方式,生动呈现出计划经济的体制性难题。有学者考察了上海粮食票证制度的运作管理体系及其实施成效,分析了这一制度在实现社会控制和构建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还有学者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中“机动工”的用工形式的机制和类型,揭示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中“调”的运作机制,增进了对单位体制中的“抽调”现象的理解。

  (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十余年间,“水鬼毛人”的谣言故事波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和湖北等数省乡村地区,造成巨大社会影响。有学者将其称之为“20世纪最大的谣言之一”。张江波考察其流传情况后指出,“谣言初起时往往只是突发性行为,涉事个体亦希望通过传述谣言寻求未知事件的合理性解释,进而释放内心焦虑”。“战争忧虑”“灾害频仍”“政权更易”与“制度更替”等动荡不安的“特定历史语境”是这一谣言故事从个体恐惧迅速转变为集体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体现了“政权鼎革之际乡村社会惶惑不安与焦虑彷徨的集体心态”。刘怡认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儿童观经历了由注重儿童个体发展及个性表达的“儿童中心观”,向强调儿童的政治和阶级共性的“国家立场”的转型,呈现政治化、成人化的倾向。儿童的家务劳动由此被赋予政治意义,“实现了传统亲子关系在新中国的转型”。这一转变过程是“新中国重塑儿童观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勃兴等密切相关。“隐匿敌产”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以隐匿形式占有的、原属于日伪或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清查的财产。陈碧舟、龙登高通过挖掘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档案材料,梳理了在五反运动中被定为“隐匿敌产”的公茂机器造船厂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认为这类企业采用的改造方式与一般私营企业采用的赎买政策不同,是被国家直接没收。具体步骤为“定性、没收、接管、转为国家投资”。对“隐匿敌产”的直接没收,“划出了一条与一般私营企业截然不同的路径”。宋佩玉梳理出新中国初期上海外资公用事业改造政策经历的三个阶段。解放初期,由于水、电、煤气、电话、电车等公共事业都由外资经营,上海对其采取“限制、利用的监管政策”,有效保证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政策发生明显变化。上海通过强制清理的方式,对外资公用事业进行接管。接管完成后,为“统一全面掌握其价值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外交交涉考量”,上海开始对外资公用事业进行清产核资。由此,上海外资公用事业被纳入到国营企业的行列中,成为上海社会主义公用事业的重要基础和构成部分。何志明利用档案材料、口述访谈和个人回忆等,考察了主要由山西人组成的晋绥南下干部抵达四川后,在城市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及其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作者指出,晋绥南下干部大多对城市工作不熟悉,往往照搬北方农村工作经验,难以适应城市管理工作。同时,一些晋绥干部存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传统观念和敌视资产阶级的思想,抗拒民主人士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往往采取“宁左勿右”的自我保护策略,导致统一战线政策难以落实。上述思维特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南下干部的执政与施政产生重大影响”。退押运动是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清理土地产权,在新解放区开展的,为土改准备条件的政治运动。张扬通过挖掘四川省及其中一些市县的档案,认为新中国初期中共在川西地区开展的退押运动厘清了土地产权,削弱了地主经济,改变了农村权力结构。“川西土改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大规模展开”。吴盛杰、董国强指出,新中国成立初的两年间,南京市构建起一套新的商业系统,将之前“奢侈消费型”和“外向型”商业转变为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面向普通人消费的,旨在增进城乡交流的商业形态。由于存在国营商业商品积压、私商经营积极性不高、商品严重滞销等问题,加之“新政权对商业活动的看法存在片面性”,这套商业系统很快被放弃。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中央要求各地设立国家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在政府监管下进行粮食交易,但1958年前后将其取消。何帅波指出,政府认为粮食市场会“破坏”统购统销。这是粮食市场被关闭的深层原因。20世纪50年代,全国逐步建立起统一调配就业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建立的原因,既有研究认为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或为了克服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混乱。孟文科认为,这一制度是多种因素“路径依赖”的结果,包括新中国初期为治理失业而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就业制度、低工资制的硬性约束、执政者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认知。崔明海论述了新中国初期汉字简化改革的推行过程,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响和官方的回应。作者认为,汉字简化改革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反映了工农群众的“政治翻身”,进一步增强了工农群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改革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参考了近代以来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广泛征求并吸取各界意见,维护了汉字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由于反右运动中断了学界改革中的“思想争鸣”,“客观上损害到这项改革的合法性,并进而影响到现今汉字繁简之争”。有学者将1949~1982年中国民事案件审理方式概括为“调解为主”。李坤睿指出,新中国初期的数年间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以“审判为主”,直到1958年毛泽东提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方针后,才转变为“调解为主”。学界很少关注台湾地区的对抗美援朝的因应。侯中军考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朝鲜战争期间两次提议出兵朝鲜的过程,认为国共双方在“战场外的较量一直在进行”。美国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出兵提议,原因是不希望让台湾问题影响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因此“台湾的自主性非常有限,美国不允许其有超越规矩的举动”。欧阳湘等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虽在外交政策上贯彻“一边倒”的原则,但在外贸政策上却并非如此。1952年初,中国就开始努力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如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创办出口商品展览会和交易会等。到1958年,中国已经在政策层面优先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作者认为,上述贸易格局出现的原因,一是当时中国的商品结构等经济因素,二是苏联方面并未予以反对。吴浩、刘艳斐指出,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利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机会,暗中建立起对华贸易的官方和半官方渠道,并恢复和发展了民间贸易渠道。中国也借此打开了与西方国家贸易的新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随后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五一劳动节中不再挂斯大林像。中共并未遵从苏共意见,坚持保留斯大林挂像,因此屡遭苏方责难。孟令蓉指出,此次挂像风波是“基于国家利益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纷争”,“预示着双方由渐生分歧至走向分裂的肇始”。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有研究认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下,集体化时期的传统民间信仰普遍式微甚至消失。张海荣以冀北苏寺村为个案,采用档案、口述资料、工作笔记、当地台账等史料,认为传统民间信仰并未“随着集体主义的笼罩而烟消云散”,而是潜移默化地参与建构这一个时期乡村公共生活秩序,培养了“公”的观念和良好的干部作风。“物资协作”指的是在计划内物资无法满足生产建设需求的情况下,各部门、地区、企业之间在计划外进行物资交易的经济运作形态。张学兵考察了“物资协作”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实际运作方式后认为,“物资协作”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了计划经济的运转”,表明中国计划经济远未达到设计者预期的目标,对后来的改革存在重要影响。田锡全论述了上海粮食票证制度的演变过程、运作管理体系、实施成效等,认为粮食票证制度是对城市居民粮食需求的限制方式,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载体”,以及“身份和权利的象征”和“中国城乡社会二元化的重要标识”。对于人民公社“一平二调”的特点,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平”(贫富拉平),缺乏对“调”(无偿抽调生产队的生产资料)的关注。黄英伟、侯青秀以山东梁桥大队为例,探讨了生产大队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的用工形式——“机动工”的机制、类型及其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的影响。作者认为,“机动工”是理解人民公社和农村社会的“一扇窗”,能加深对其他单位“抽调”现象的理解。王先明研判了城市人民公社消亡的原因,认为公社内各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以及社员的职务差别、阶级出身不同等诸多冲突和紧张,是其五年内消亡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为缓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安徽省在农村普遍推行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但不到一年即被责令改正。有的学者认为,“责任田”并非群众意愿的结果。黄文治、陈玉玲认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责任田”的改正遭基层抵制,并大面积“回生”的现象。作者考察了肥西县“责任田”改正的过程,认为“责任田”维护了社员利益,是群众所期待的制度。金大陆研究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气污染的成因与治理。作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已遭受严重的大气污染。“有毒、有害气体的溢出性排放,不仅在厂内妨害工人的健康,更在厂外侵扰百姓的生活;还表现在工业煤烟的笼罩性排放,以致城市的上空漂浮着一片片的雾霾”。中央与上海市的主管和职能部门的治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采用政治动员方式的“响应型”,另一种是污染严重到不得不治理的“倒逼型”。由于工矿企业敷衍搪塞,加之市区工厂将毒害产品转移到郊区社队企业造成“泛滥性的污染”,上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作者认为,三重因素叠加造成了上述“有治理、难作为”的局面,分别是工业生产能耗过度增加,“吞噬了弱势的治理”;工矿企业的产权结构决定其“重生产、轻治理”;落后的“作坊式”的污染治理方式“违逆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科学技术和规律”。葛君指出,1956~1964年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斗争”的发展过程。1960年以前,双方贸易关系不断发展。1960年后,随着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德之间贸易冲突频发。1962年,中国确定反帝反修的外交方针后,贸易关系甚至成为中国分化苏德关系,对民主德国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作者由此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而言,“经济并不决定政治,而是恰好相反”。1959年,印尼出现排华浪潮,导致华人遭到严重迫害。中国政府开展护侨行动。两国关系出现波动。高艳杰利用多边资料,探讨了印尼排华浪潮的缘起、印尼政府行为的内在逻辑、中国政府的应对等问题。作者指出,两国关系出现“斗而不破”的情形,双方一边互相抨击,一边又强调友谊。原因在于双方没有战略性的利益冲突和长期敌对的动机。

  四、改革开放时期

  本年度改革开放时期的“两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数量还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都要少于前两年,但仍然不乏精品。过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今年有学者以市场竞争优势为切入点,分析了公立医院未能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不断推进,甚至退回到改革起点的原因。过去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其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鲜有关注。今年有学者论述了江西小三线军工企业为顺应市场化改革,转型生产民用产品的尝试,即“军转民”从设想、实施到最终导致江西小三线体系终结的历史过程。本年度多学科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学、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运用计量研究方法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的生存权利、生存质量与政治地位的关系,得出了女性政治地位越高,其生存权利和生存质量就越得到改善的结论。还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了1980年代中国实行两种截然相反的安全策略的原因,并将其归纳为“间接消耗战略”。“大包干”是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却缺乏明确的界定,有“包干到户”“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等不同说法。杜桂剑认为,“大包干”的基本分配方式是在生产队的统一分配下,由“组”来核算分配,因此不同于“包干到户”“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等概念。李嘉树考察了凤阳县经历从被否定到受肯定、从地方政策到改革典型的曲折过程。整个过程离不开安徽省委的推动,表明“农村改革是一场组织化的改革”。李嘉树另文指出,安徽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持续向前、全面铺开,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先行省份,与“信息传递与省委政策抉择的共振有重大关系”。前者指的是地方干部将基层情况准确、适时地传递给安徽省委。后者则是安徽省委突破条条框框,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农业政策。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是两者“共振”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公立医院也推行了“放权让利”“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措施。然而与国有企业改革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立医院退回到改革的起点,不再被允许通过承包等方式扩大自主权,也不再鼓励公立医院的医生在业余时间提供业余服务。昝馨考察了1978~1992年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过程及地方实践后认为,公立医院具有两个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能够与计划体制达成平衡,导致其走向了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改革路径。一是公立医院默许其医生收取“灰色收入”和外地行医,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在保障“多劳多得”的同时,也维护了医院内部的“大锅饭”制度。二是由于医疗服务具有本地化特征,公立医院能够获得更多的地方保护,以此消解市场竞争的风险。作者认为,今天医疗体制改革依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走出历史的怪圈,端赖于许多医疗体系之外的因素”。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企业在生产军工产品的同时,开始尝试生产面向市场的民用产品,即“军转民”。徐有威考察了江西小三线“军转民”从设想到实施,再到被迫终止的历史过程后指出,江西小三线企业囿于军工生产经验,忽视市场规律,造成产品大量积压,甚至被迫调整生产。同时,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江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以计划调控与行政命令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严重压缩了企业自主决策的范围和力度,导致江西小三线企业在市场化的转向中承担了过多的不必要风险”。作者认为,这场“军转民”“难得的正面后果”,导致了江西小三线体系的终结,并使企业获得了市场自主权。1988年,中央出台价格改革方案,但由于缺乏合适的经济环境等原因,导致物价疯涨和“抢购风”席卷全国。这次价格改革被认为具有冒进性质,一般被称为“价格闯关”。周锟认为,将这次价格改革称为“价格闯关”,实际上是误解了“价格闯关”的真正意涵。事实上,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的价格改革思想,“重点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尤其对改革风险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不包含短期冒进的内容。之所以被误解,原因是“价格闯关”“在1988年特殊环境下,通过宣传渠道不适当地进入公共领域,助长了群众的恐慌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其概念内涵发生改变。游五岳、姚洋研究了中国女性的政治地位、生存权力与生存质量及其相互关系。作者利用1949年后1700余个县两版的县志,以及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党员比例作为政治地位的度量指标,以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女性生存权力和生存质量的度量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950年各县女性党员占比越高,之后50年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越趋于正常。对于16~20岁的女性而言,政治地位越高,其生育并存活下的子女中,女孩的比例就越高。换言之,女性政治地位越高,则其生存权力和生存质量就越得到改善。1980年代,中国采取了两种相反的安全策略,一方面进行了两次百万规模的裁军,另一方面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轮战,还在阿富汗持续援助游击队等反抗力量。关于这一现象,学界一直缺乏有针对性的解释。樊超等认为,这一现象是中国对苏联采取“间接消耗战略”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减弱,但又未完全消失。中国仍需对抗苏联及其同盟体系。为了破解苏联战略包围,同时开展经济建设,中国通过打击苏联盟友来间接消耗苏联国力,以解除其威胁,即“间接消耗战略”。作为应对,苏联不得不加大对越南、阿富汗等盟友的援助,导致其陷入“同盟困境”,自身国力被快速消耗,最终“满足了中国的安全诉求”。新中国成立后,典当业逐步被取缔。1980年代末,典当业重新出现,并快速发展。赵伟考察了北京、上海、成都、邵阳等地典当业的复苏过程,并分析了复苏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典当业的复苏“充分说明了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国人的那种务实、灵活、开放的思维方式”。张燕华运用徽州休宁县鹤城乡樟田大队枧源生产队的数千份财务单据及相关资料,指出该生产队1979~1984年各项经济指标显著改善,原因是国家宏观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经营方式改变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说明因地制宜和顺时而为当是山区经济发展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当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多学科对话。萧冬连以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为例,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的作用、中国改革的决策模式、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区域不平衡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历史学者“不能无视这些研究自说自话”,应当借鉴其方法和成果,把“时间序列逻辑”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结构/机制逻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既要看到历史的自主性,看到历史人物的作用,又要看到其背后的动因和约束”。

  五、结语

  2020年度“两史”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呈现若干显著特点。一是学术批评意识明显增强。更多的学者对既有成说提出质疑,并在充分考辨和论证的基础上,得出更加客观和可信的观点,如新文化运动并非发端于《新青年》杂志、五四运动批判传统儒家思想的效果十分有限、项英关于新四军发展战略曾经也是中央战略的一部分、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传统民间信仰并未消失且仍然起重要作用等。二是与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如多位社会学学者讨论了口述史的生产过程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并比较了口述史料与档案材料的异同及其优劣;在知青口述史的研究中,有学者引进了“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的概念;还有学者运用计量方法探讨了政治地位与中国女性的生存权力、生存质量之间的关系。三是本年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更加关注人的精神与情感,在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上取得显著进展,如“虚无和苦闷”如何促使五四知识分子走向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中的精神伦理等。四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城市治理相关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然而相较于农村,城市问题相关研究的数量和涉及的领域都较少。本年度这一现象得到明显改观,涌现出一批与城市治理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如南下干部抵达四川后在城市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新中国初期的南京城市商业系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大气污染治理等。五是更加重视对制度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分析,即“共时性”分析,如大革命时期的中共文件印发机制、计划经济运作形态之一的“物资协作”、人民公社时期“机动工”的机制与类型等。回顾以往的“两史”研究,结合本年度研究现状,笔者尝试对今后研究提出一点浅陋的建议,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共勉。一是要加强论文观点的明确性和论证的充分性。学术论文不同于叙事性文体,其本质是围绕观点的论证过程。史学研究重视对史实的叙述,但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只叙述史实。其使命是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创见,以增进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而非仅仅增加历史知识。据笔者所见,当下的一些研究论文存在叙述多、结论淡化或模糊的问题。有的文章叙述了某个事件的历史过程,但对最终要论证的观点却语焉不详,其叙述的目的仅仅是“填补空白”或“提供借鉴意义”。这样的研究无疑削弱了史学研究的学术性。二是进一步推动跨学科融合。近年来,跨学科融合在“两史”研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但仍然处于“被动融合”的状态。大多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将其所在学科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两史”研究中来。鲜见“两史”学科的研究者主动采用其他学科的理念和方法。“两史”学科的研究者应当发挥其在史料考证和叙述上的专业优势,推动跨学科融合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三是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前两年改革开放史研究呈现井喷状态,研究领域、研究深度空前扩展和加深。今年的改革开放史研究与前两年比,无论研究数量还是研究领域都则呈现萎缩状态。改革开放至今已逾四十多年,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占据近半数时间。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简介:辛逸,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与历史文献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赵懿、董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