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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下篇)

2021-09-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张会芳

  四、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

  中共一大研究历来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资料整理出版,学界对中共一大开会日期、代表人数、代表资格、会议内容、巡捕闯入会场事件等都作了进一步探讨。

  (一)一大是不是中共成立的标志?

  传统观点主要以一大召开作为中共成立的标志。近年来,学界突破过去的认识框架,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中共成立应从1920年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开始计算。关于具体时间,又有1920年5月(1)亦涛:《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时间》,《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第167—177页。、6月(2)董根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一大”的几个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7月(3)曾景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创立辩》,《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8月(4)张英红:《中国共产党成立日期辨析》,《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4卷增刊;程金蛟:《也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兼答曹仲彬、李亮先生》,《理论探讨》2005年第3期。、11月(5)〔韩〕徐相文著,范琦慧译:《中国共产党建党问题的再商榷》,《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第83—110页;〔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01—206页;黄金凤:《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关系之研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与改组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6期。等不同意见。由于中共诞生于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党的性质决定了其一切活动都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可能像一般的政党组织那样合法地注册登记,也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布组织正式成立的宣言,因此事后出现众说纷纭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中共成立时间,事实比较清楚,只是由于缺乏一个评判标准及后人的看法认识不同而已。(6)徐云根:《中共创建史上的八大疑案》,《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2月号。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十余年时间里,国内外都以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作为中共成立的标志。上海党作为中共发起组和临时中央的地位,当时得到广泛认可。“非常遗憾的是,后来修改了这个历史事实,将上海党降为与各地平行的‘小组’地位。”(7)洪小夏:《中共诞生纪念日前推问题刍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379—393页。究其原因,有研究者认为:“肯定1921年7月有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一大’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标志,是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紧密相关的。反观陈独秀由于大革命后期不如人意的表现甚至严重失误,基于中共政治路线斗争的考虑,陈独秀在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其实就是共产党)中重大贡献和作用自然容易被人淡化。”(8)唐踔:《中共上海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一种习惯称谓的质疑和探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2月号。但也有人认为,一大作为中共成立的标志,与“抑陈扬毛”的政治需要无关。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开展建党活动的工作思路及其对中共创建进程的认知。这一认知被中共创建者们所尊重和认同,且为历史文献所记载。自1936年中共首开诞辰纪念活动后,诞辰纪念活动渐趋常态化,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亦逐渐确立起来。(9)黄爱军:《“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由来的考察》,《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由于将中共成立时间定位在1920年,随之出现了党的诞生纪念日与实际诞辰脱节的现象。对此,有学者主张,历史不能“修改”,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功劳不应抹杀。建议将中共诞生纪念日前推至1920年。具体日期可以进一步考证、研究和讨论。或者不改诞辰,但设立一个学术上的或供党史学习、宣传、教育使用的“创党纪念日”。(10)洪小夏:《中共诞生纪念日前推问题刍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379—393页。也有学者建言,虽然现在不需要变更沿用多年的党的成立纪念日,但对于一大之前中共和各地党组织已经成立的事实,应作出客观的评述(11)李维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二)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筹备

  关于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筹备,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共一大前夕是否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二是中共一大的发起倡议者是谁。

  1921年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为了说明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从组织上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12)〔苏〕格鲁宁等著,徐正明、许俊基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52页。20世纪80年代报告内容在国内公开发表后,围绕“三月代表会议”的真实性和性质,学界争论热烈。有学者认为,1921年3月召开的党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是一次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制定党的目标、原则和策略的会议。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在中国创建了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作了准备。(13)王述观:《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但有学者认为,此说尚不具备充分的史料根据,不能成立(14)柳建辉、郑雅茹:《中共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吗?——与王述观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三月代表会议确是客观的存在,只是这次会议并不是中共一大前的筹备会,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次“改组”会议(15)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或认为三月代表会议“并非是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召开的会议,而是指1921年3月陈独秀于广州首先发起并进行的、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内肃清无政府主义的活动”(16)沈海波:《“中共三月代表会议”辨析》,《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第141—150页。。还有研究者指出,张太雷这份报告的本意,是说他个人认为中共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一次代表会议,而不是指事实上已召开。从有关史料记载来看,中共遵照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在1921年的三四月间正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期间不曾召开过代表会议。(17)朱泽春:《“一大”前中共没有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4期。

  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学界仍未达成共识。有学者依据张太雷的行踪判断,他离开中国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1921年1月,不可能直接了解他赴俄后中共的情况,因此“并不能确认张太雷报告中所说的‘三月会议’存在”(18)〔日〕石川祯浩著,王士花译:《〈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一九二一年中共三月会议关系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张太雷报告中所涉及的1921年1月以后中共创建的内容,显然并非出于张太雷的亲身经历,其最主要的材料来源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远东书记处的材料则主要来自维经斯基的各种信函、报告,这些材料既包括实际工作成果,也包括对工作的展望。因此,报告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华开展活动的情况,包括维经斯基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所开展的活动。至于“三月会议”,则很可能并未召开。(19)黄爱军:《〈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材料来源考——兼谈1921年“三月会议”是否存在》,《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也有学者坚持中共确曾召开三月会议的观点,认为这是真正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各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虽然只是“预备会议”,意义也非常重大(20)冯铁金:《中共1921年“三月会议”新考》,《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

  关于中共一大的发起建议者,过去学界普遍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对于中共的创建和发展确实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大会议的召开并非出自马林的建议,而是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自行发起筹备的,其中上海的早期组织承担了主要的发起工作。马林不但未建议过召开会议,且对会议的影响有限(21)沈海波:《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另有学者提出,中共一大的发起建议者不是中共本身,也不是马林,而是共产国际远东处派遣的代表尼克尔斯基。1921年6月之前中共各地党组织尤其是上海党组织的客观状况,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22)朱泽春:《略述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新世纪以来,仍有学者强调,中共的创建及一大的召开,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自主行为,并非完全依赖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在一大会议筹备期间,包括尼克尔斯基在内的共产国际代表并未参与有关的事宜,只是在会议召开时,才对大会提出了若干建议(23)沈海波:《再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7月号。。中共一大的召开绝不是尼克尔斯基、马林等一两个人具体发起建议召集的,也不是“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自行筹备的”。中共一大是继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是在共产国际二大特别是大会通过的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影响下的结果。(24)张伟良:《也谈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兼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

  (三)中共一大的召开和闭幕时间

  自毛泽东1938年提议将7月1日作为中共诞生纪念日以来,“7月1日”长期被视为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上世纪70年代末,有学者经多方考证提出,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开幕(25)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这一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成为权威表述。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一大开幕日期应为7月24日(26)朱泽春:《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一大”7月24日开幕补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5期。,但学界对此观点并不太认同(27)代先祥:《中共“一大”开幕日期研究述评》,《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关于一大闭幕日期,一直众说纷纭。根据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和苏联档案的记录,过去主要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说法(28)任军、蔡开松:《中共“一大”研究综述》,《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新世纪以来,有学者提出,中共一大于7月31日闭幕的可能性最大(29)〔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71页。。对于8月1日说(30)刘鹏程:《再探中共“一大”闭幕日期》,《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任武雄:《关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日期的考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1—175页;沈建中:《中共一大8月1日闭幕新考》,《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8月号。、8月2日说(31)王相箴:《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订》,《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张年瑛:《关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若干问题的述评》,《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1980—2010)》,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426—428页;陈伟平:《关于中共一大会议闭幕日期的再论证》,《浙江档案》2013年第3期。、8月5日说(32)曹仲彬:《党的一大8月5日嘉兴闭幕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杨德勇:《中共一大8月5日闭幕商证》,《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学界也分别依据史料作了进一步阐述,此外还出现了8月3日的新说(33)程金蛟:《中共“一大”闭幕于8月3日》,《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丁进:《中共“一大”闭幕日期研究》,《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3辑,第466—479页。。近年来的看法主要聚焦于8月3日说和8月1日说。有学者收集有关中共一大的各种原始资料,包括火车、轮船时刻表以及气象信息、游记等,与各种回忆史料进行比对、辨析,肯定嘉兴南湖会议是在1921年8月3日举行(34)陈水林:《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新近出版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也认为1921年8月3日是嘉兴南湖会议召开的日期(35)《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但有学者认为,该说“存在诸多问题,还不能成为定论”,就现有资料,8月1日续会说比8月3日续会说更合理(36)邵雍:《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日期再考——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8月号。。有学者引入“灾区”和“非灾区”概念,认为8月2日至5日的嘉兴为台风灾区,不可能开会,灾区3天内不可能修复,台风突袭将中共一大闭幕日期锁定在8月1日(37)沈建中:《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不是在灾区召开的——与〈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商榷兼论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中共创建史研究》第4辑,第92—95页。。总起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为谨慎起见,一些论著采用“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会议”等笼统表述方式。

  (四)中共一大会址与中共诞生地

  中共一大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住宅,最后一次会议在嘉兴南湖召开,这在学界早已形成共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法租界望志路确是中共一大会址,但并非中共一大开幕地点。一大开幕的真实地点是位于上海原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38)章念驰:《章太炎·黄绍兰·博文女校:一件为世所忽略的珍贵建党史料》,《社会科学(上海)》1991年第7期;《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8页;孟红:《黄绍兰:对召开中共“一大”作出过贡献的女性》,《人民政协报》2009年11月26日;程单剑、朱泽刚:《关于中共“一大”开幕地点的商榷》,《史志学刊》2012年第3期。博文女校不仅是代表的下榻地,而且是一大会址的一部分(39)曾长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若干史实新证》,《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一大会议从开幕到结束分别在三处地方召开,因而也就存在三个会址”(40)朱泽春:《一大开幕会址再考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3期。。

  关于中共一大南湖续会的建议者,以往多数回忆资料和党史著作都认为,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租船开会,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主意,也是由她操办一切的。但是,周佛海1943年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说:“我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后,觉得功亏一篑,实在可惜,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继续开会,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鹤鸣(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鸣住在仲甫家里的。”(41)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年,第32页。有学者认为,周佛海这一自述,始终无人证实,也从来无人否定。“虽属‘孤证’,仍属可信。”(42)陈德和:《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举行于八月一日考》,《绍兴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还有人提出,中共一大由上海转南湖召开可能采纳了邵力子的建议,依据是邵力子生前亲口对朱仲华所言。细查邵力子当时家居江苏吴江盛泽镇,离嘉兴郊外王江泾不远。他从上海进出,都走嘉兴这条水路,故十分熟悉南湖。(43)陈德和:《中共“一大”由上海转南湖召开可能采纳了邵力子的建议》,《复旦大学校刊》1982年第83期。但有学者称此说“不符合史实”,“从现有有关‘一大’的文献来看,没有这个可能”(44)王国荣:《邵力子“列席一大”及其建议“南湖续会”说质疑》,《社联通讯》1983年第3期。。近年又有研究指出,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由茅盾的内弟孔另境出力联系的,当时他正在嘉兴二中读书(45)孔海珠:《谁是嘉兴南湖租船人》,《世纪》2009年第2期。。

  关于中共的诞生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集中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宣传者;上海的早期党组织不但促进和帮助各地党组织的建立,而且具体筹备了中共一大的召开。二是嘉兴。因为嘉兴会议最后完成了建党任务。当年的会议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张国焘、周佛海等也都认为嘉兴会议宣告了中共的诞生。三是会议前期在上海举行,后期在嘉兴举行,所以上海与嘉兴都是中共一大的会址,都是中共的诞生地。(46)齐霁:《中共一大二十年研究回顾与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中共早期党组织首先在上海成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共的创建与近代上海有着不解之缘。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共在上海成立的各种条件进行了探讨,并尝试从社会史、城市史等视角,进一步揭示中共在上海成立的厚重历史底蕴。有学者通过对上海经济、文化传媒、国际化都市发展等问题的探讨,指出中共在上海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47)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有学者在解读中共一大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原因时指出,法租界(特别是新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法租界俄侨众多的特点,也为帮助中共一大举行的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外国人的活动提供了方便。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法租界成为中共一大举行的比较理想的场所。(48)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从1920年春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酝酿建党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召开,中共建党活动在一年多时间里,在围绕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这一方圆不过一公里的里弄街区铺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上海复兴公园街区作为革命阵地,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机缘,与这一街区的区位环境、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及其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有着密切关联。(49)张玉菡:《中共建党与上海复兴公园街区》,《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7月号。也有学者依据近年来解密出版的共产国际等档案史料,梳理、分析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人士眼中与中共创建有关的上海形象,凸显了在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上海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50)张玉菡:《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上海形象》,《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8月号。。

  (五)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与代表资格

  长期以来,学界对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12人、13人两种不同说法,焦点在于对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及何叔衡是否出席会议有较大分歧。

  主张13人者,多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但对其代表性质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包惠僧是湖北代表,代表武汉中共早期组织;二是认为包惠僧是陈独秀指定的一大代表;三是认为包惠僧为广东代表,代表广州中共早期组织。主张12人者,多否认包惠僧的正式代表资格,但对其性质也有不同认识: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回忆(51)《“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1页;曾长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若干史实新证》,《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二是认为包惠僧以陈独秀个人委托的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52)王士花等:《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5—76页。。近年来,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继续探讨。或认为包惠僧是广东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53)张利:《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方城:《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考》,《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407—416页。;或认为包惠僧作为一大正式代表没有疑问,但是否广州的代表见仁见智。有人主张,包惠僧参加一大跟陈独秀有关,但不是其私人代表(54)侯荣华:《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问题》,《党史博采》2019年第6期。;也有人主张,包惠僧不是陈独秀指定出席大会的代表,而是陈独秀派向临时中央和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正是这种特殊的使者身份使其能够接近李达等大会组织者和大会代表,能够进入会议的秘密地点博文女校。(55)程金蛟:《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考证——兼谈包惠僧的资格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4期。最近仍有学者坚持认为,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来参加会议,并非一大代表。中共那时刚诞生,“缺少经验,那时候在会上不会有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报告,有些事当时没有讲明白,容易使有些当事人误把来参加会议的人(除两个外国人外)认为都是一大代表,从而给后人造成一些困惑”。(56)金冲及:《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

  有学者虽赞成12人说,但推断包惠僧是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何叔衡虽是一大代表却未真正出席。原因是张国焘以“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为由,“剥夺了何叔衡出席会议的权利”。(57)张利:《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冯铁金:《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兼论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2人,不是13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第187—201页;冯铁金:《关于何叔衡未出席“一大”考证续补》,《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第307—311页。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参加会议者并没有预见到这次会议的重要与历史价值,根本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程序,代表资格审查纯系张国焘的虚构。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但确实提前离会回湖南。“有没有参加完会议”与“没有代表资格不能出席会议”,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58)唐振南:《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答冯先生的来信》,《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辑,第385—398页。有学者认为,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和何叔衡未出席大会的说法均缺乏信服力。据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和陈公博中途离会的事实来看,包惠僧是广州代表,被执笔者当作未出席大会的人不是何叔衡,而是陈公博。(59)〔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64—266页。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15人”的说法。其依据是南京和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间均有中共组织,并在一大召开前夕接到了出席一大的通知,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代表人数是徐州和南京各一名。其中徐州代表为陈亚峰,南京代表为郭青杰(一说刘真如)。两人抵沪后,曾与出席一大的其他地区代表酝酿讨论组织章程。但在谈到党的纪律时,“由于南京代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不愿受党纪约束,中途退席,并挽陈返徐”。如此曾经出席过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有15人。(60)解光一:《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新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这一观点的真实性还需进一步论证。

  (六)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和作用

  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分别是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和荷兰人马林。长期以来,在涉及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提及中共一大,研究者往往十分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的那么突出,“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尔斯基工作,参与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并及时识破了闯入会议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这次会议得以继续异地举行。会议期间,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主要观点并未被多数代表接受”(61)蔡文杰:《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马林的生平活动、形象及其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已为研究者所熟悉。而对于尼克尔斯基的身份及其在一大期间的作用,学界长期不甚了解。包惠僧称尼克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6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60页。,张国焘则认为他和马林一样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6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31页。。这成为论述中共一大和尼克尔斯基参加这次会议情况的基本说法。近年来,对尼克尔斯基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确认了他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到中国工作,真实身份乃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64)〔俄〕А.И.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另外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也同时被发现,填补了长期以来中共一大参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65)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在寻找照片中已知晓的和还不知晓的事情》、朝伦·达西达瓦:《简述尼克尔斯基及其照片寻找过程》,《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第11—22页;张小红:《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与生平史料发现经过》,《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尼克尔斯基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上海负责联络站工作,同时掌管一定数额经费。既不是作为全权代表专程出席中共一大,更不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66)张伟良:《也谈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兼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当时苏俄有一大批像尼克尔斯基那样的情报人员在中国各地开展活动,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困境,迫使苏俄领导人推进实施世界革命战略。为了准确选择和确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未来盟友,苏俄特别需要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在当时中国国内状况下这些工作又无法公开进行,派遣情报人员就成为一种选择。(67)徐元宫:《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

  从1921年6月开始,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华共事半年左右。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两人如果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至少也是主次关系,即马林是主要负责人,尼克尔斯基协助马林工作。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新见解,即尼克尔斯基比马林的权限更大(68)李玉贞:《补充尼克尔斯基在中国的活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第831页。。尼克尔斯基是掌握经费和控制中国及远东各国革命组织的主要人物,他主要通过马林出面贯彻远东书记处的指令,具体指导中共等远东各国革命组织的工作。两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因身份重叠而上下级界限模糊的同事关系。(69)信洪林:《试析马林与尼克尔斯基的工作关系》,《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第228—232页。

  (七)陈独秀、李大钊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在中共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同时缺席了中共一大。其原因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焦点。

  关于陈独秀,过去有学者提出,陈独秀对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中共成立大会的倾向有意见,是他未出席这次大会的最根本原因(70)王其彦:《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另一种看法是,陈独秀未参加一大并非有什么思想问题,只是“人在官场”,一时不得脱身罢了(71)张喆、王正茂:《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党的建设》2001年第1期。。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72)邵维正:《“一大”释疑》,《山东档案》2001年第4期。有研究认为,以上两点都是陈独秀未参加一大的原因,却不是主要原因。公务繁忙说不能成立,至于对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一大不满更是无从谈起。(73)程金蛟:《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关于李大钊,既往观点主要有四种,一是1921年他正忙于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未能南下(74)药英、陈文秀:《李大钊同志革命事略》,《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二是他在北京大学因校务繁忙而无法脱身(75)俞兴茂:《试谈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由》,《文史通讯》1981年第3期。;三是1921年3月至10月间,他因领导以北大为主的八校教职员向北京政府开展“索薪斗争”,无力分身前往上海参会(76)郑天贵:《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党的“一大”之原因》,《党史纵横》1990年第4期;刘钢:《李大钊未出席“一大”原因考》,《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四是他因参加教育界师生的一次游行请愿活动,被反动军警殴伤住院,没有南下开会(77)王观泉:《中共一大时期的李大钊》,《文汇报》2001年7月9日。。此外还有“名人不便”说和“谦逊”说。但有学者认为,这些说法均难以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78)程金蛟:《论李大钊不参加“一大”的原因》,《理论探讨》2003年第4期。。

  近年来的新观点认为,“南陈北李”未出席中共一大原因,可能与当时人们对这次会议重要性的认知有关。“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因为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李大钊没有出席,是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考虑到他太忙,再加上也对一大的意义重视不够,因而没有推选他作代表。”(79)彭厚文:《关于中共一大的两个问题》,《江南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早期中共党员普遍未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陈独秀、李大钊也认为1920年已经建立了中共,一大不过是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召开的统一主张便于组织的一次并不十分重要的会议,所以两人都没有参加(80)程金蛟:《“南陈北李”为何不出席党的“一大”》,《晋阳学刊》2003年第5期。。

  (八)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之谜

  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的会议现场突然被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警探搜查。据当时参会的张国焘、陈潭秋、李达、董必武推测,其原因主要是代表们的行踪引起了警探的注意。上世纪80年代,有研究指出,会场被搜查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受到警方怀疑而被监视(81)朱少伟:《当年“一大”会址遭搜查的疑案》,《上海档案》1988年第3期。。2001年,有学者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巡捕房华人侦探程子卿向位于一大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关于社团开会须提前备案的命令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82)朱华:《巡捕闯入“一大”会场新说》,《世纪》2001年第3期。。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警视厅在6月末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由此加强了警戒,法租界还制定了取缔集会条例。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83)〔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71—273页。

  关于程子卿,有学者从不同侧重点讲述其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前后因缘及人生经历(84)许洪新:《中共一大会议中的突发事件》,《上海滩》2011年第6期;苏智良:《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吴基民:《中共一大会议一段史实存疑》,《世纪》2011年第5期。。曾任法租界巡捕房督查长的薛耕莘晚年接受采访时提到,程子卿曾告诉自己夜闯一大会场的秘密:“因为法捕房事前已在该处附近捕获了一名企图在中共开会时进行破坏的、北洋军阀派出的凶手,并搜出手榴弹两枚。为避免发生意外,所以通知暂缓开会”。(85)薛耕莘口述,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一)》,《史林》2000年第3期。若果真如此,这又为一大会场被搜查原因添一新说,即程子卿前去一大会场的目的不是搜查,而是“通知”——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或扩大,受法捕房刑事组所派,前往李公馆去“通知暂缓”或“通知转移”开会(86)苏智良等编:《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第48—78页。。有学者指出:“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87)苏智良:《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程子卿、薛耕莘所言“不是迫害,而是保护”不完全准确。但至少可以说,这一晚法租界巡捕关注的是马林,他们翻箱倒柜希望找到的是武器和炸弹,而不是针对中国这些准备成立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88)吴基民:《中共一大会议一段史实存疑》,《世纪》2011年第5期。

  最新研究认为,关于一大会场被搜查原因,“通风报信说”“马林因素说”“泄露说”从逻辑上、史实上不能成立,只能以“偶然发现说”来解释。这一说法以全国各界联合会为巡捕原定通知对象,或者认为没有特定的针对性。巡捕突闯中共一大会场之后《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的随即出台,不一定是针对中共一大,但显然是针对法租界日益活跃的“激进主义”“东方共产主义”,目的就是抑制其在租界内的发展。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蕴含了中外当局遏制进步力量的必然性。(89)苏智良等编:《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第48—78页。

  (九)中共一大产生的领导机构和重要文献

  中共一大的重要议程之一,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对于选举产生的机构,学界长期认为,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面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中共一大既成立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成立了中央局(90)朱汉国:《关于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领导机构》,《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11期。。中央局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而非中央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兼任中央局书记。(91)朱泽春:《中共一大会议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再考证》,《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或者认为,中共一大选出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与张国焘、李达会合后成立了中央局。执委会委员同时兼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兼任书记,实际上是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中央局”。(92)王健英:《一大后中央领导机构考实》,《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10月号。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历来被认为是中共一大通过的两份正式文件,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关于一大纲领性质的认定,学界存在分歧,主要有“纲领”“章程”和“党纲”三种看法。有学者通过研究一大纲领的体例和实际内容,认为其性质应该是章程,即党章,所以应该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简称“一大党章”或“一大章程”。这样既准确揭示了文件的性质,也合于长期以来党内生活所形成的习惯。(93)管怀伦:《对于中共“一大”纲领性质的认定》,《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还有学者通过对这两份文件的俄文、英文文本的分析以及对一大会程的史料梳理,认为一大未曾通过纲领和决议,这两份文件并不是一大的正式文件。现在所看到的纲领仅仅是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汇报材料。现在所看到的决议,可能是关于中共决议应当包括的要点或者根据讨论所作的记录,或者是一份草稿,甚至不排除是马林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使用的材料的可能。(94)李玉贞:《中共一大文献辨析二题》,《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关于这两份文件的理论渊源,有研究者判断,一大党纲在理论上直接吸收了当时可能接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思想,以《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俄共(布)党纲为参考,其中关于党的名称、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的规定与上述文件和纲领有很大共性(95)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也有观点认为,一大章程的蓝本是前一年12月在《共产党》月刊第2期上翻译发表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决议也分明参考了刊登在同一期《共产党》月刊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当时中共还得到了关于英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召开经过的报告,这也可能被用于召开大会的参考。(96)〔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77页。

  关于一大党纲第11条的内容空缺,俄文版原注为“遗漏”,英文版原注为“陈(公博)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有学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圆满,由于讨论时意见不统一或内容不便公开,后来将这一条内容抹去的可能性很大。根据一大其他文件和中共后来的实际活动推测,这一条可能关系到中共宣传工作、中共和其他政党关系或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真正的最后的结论,还有待于新的资料发现和更有说服力的推论。(97)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十)中共成立前后的重要活动

  由于中国的情况特殊,中国革命必然有着自己的特点,创建时期党内的几场争论对此都有所反映,争论主题有理论研究和实际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共产党和青年团关系以及“分权”和“集权”等。有学者认为,从这些争论的结果看,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中共显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明确认识。这使得中共对于在理论不足情况下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两大与生俱来问题的解决大大地延迟了。(98)周良书:《中共创建时期党内的几次争论》,《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中共从一大到三大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政治口号,即“社会革命”“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以往研究主要是静态论述这些政治口号产生的缘由、性质、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等,近年有学者尝试从动态角度整体揭示其演变过程及蕴含的意义,认为这些政治口号的变化、更替,反映了中共早期对民主革命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对中国革命和自身状况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共对民主革命的认识日趋理性,对无产阶级革命地位、作用和政治诉求的认识也日趋客观。(99)吴志娟:《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民主革命认识的日趋深化——以中共一大到三大的政治口号演变为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定位转变过程中,张太雷作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桥梁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中共认识的两次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100)周家彬:《民主与民族:建党初期中共对革命性质问题的探索(1921—1923)》,《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2期。。

  中共成立后不久,即于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为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对于这次在中共早期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大会,有学者评价认为,它是中共对民主革命理论探索的现实基础和重要步骤,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以及政党影响力、确定对全国工人运动领导地位的开端,并为中共迅速摆脱最初的弱小状态而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巨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党组织的正常发展。(101)王继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在以往关注较少的一些领域,也有新的进展。有学者依据新发现的史料,进一步考证确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成立时间、早期部员及成立初期的工作情况(102)李自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情况及初期工作的新考释》,《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梳理中共创立时期湘区工人运动的发展阶段、主要特点和能够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103)蒋国海、刘园园:《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湘区工人运动考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并着重考察了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李中对中共早期工运开创和发展的重要贡献(104)李永春、孙欢:《李中与中共创建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共创建史研究》第3辑,第78—86页。。

  对于中共创建时期乡村革命的研究,以往学者主要聚焦于乡村的土地问题或若干农民运动,较少从乡村革命的大视角来考察。近年来,有学者关注中共创建时期乡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无论一大还是二大,都是以城市为中心,乡村革命只是附属配合,缺乏全国性乡村革命计划,海丰等地农民运动得不到呼应,导致乡村革命暂时失败(105)刘学礼:《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长期以来,学界在述及早期农民运动时,通常关注的是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以发动农民、组织农协为主要形式的农民运动。近年来,有学者指出,改造民团、掌握武装,也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这两种形式源于各地社会的不同形态而发生,相互并不矛盾,而是各有侧重,随着农民运动的日益深入,后期都殊途同归。(106)简奕:《试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对民团的争取与改造——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

  五、关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关系的研究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苏联档案的逐步公开,特别是一些关键性档案的公布,关于中共创建过程中苏俄和共产国际作用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苏俄境内早期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

  十月革命期间,大批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和赤卫队,成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苏俄政府的支持下,旅俄华工中的先进分子先后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和俄国共产华员局。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活动这一视角,近年来逐渐得到学界重视。有学者将俄国共产华员局界定为“准政党”,原因一是有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有党主席,有章程、有图章;二是其性质更像共产国际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党首安龙鹤是从中国东北流落到俄罗斯的工人,该局成员和发展对象是华工;三是有自己的机关刊物《震东报》,创办者是“莫斯科共产党总筹办处”;四是无论该局本身还是俄共(布)都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政党,该局不仅以这样的名号活动,而且曾经想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加入共产国际。但俄国共产华员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政党,首先,没有列宁的安排和俄共(布)中央的批准,它是不能成立的,其名称明确了它隶属于俄共(布);其次,它要向俄共(布)报告工作,经费由其提供,无权独立安排活动;再次,章程规定它的使命,除了组织旅俄华人共产党员,日后还要把这个组织移入中国本土。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它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政党。“俄国共产华员局的成立,反映的是俄共(布)和列宁的建党思想,体现的是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形象。”(107)李玉贞:《也论吴廷康与俄国共产华员局》,《中共创建史研究》第2辑,第58—66页。

  既有研究表明,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方的广泛传播,在沟通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方面,起到了重要桥梁作用(108)高金山:《旅俄华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党史博采》2004年第11期;郭渊:《旅俄华工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过程的历史考察》,《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5期;黄黎:《1917—1921年旅俄华工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组织》,《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它曾经确定在中国本土创建共产党的任务,但实际并未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中共是在中国本土由一批拥护苏俄的知识分子所建立,与俄国共产华员局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中共一大代表及其代表的50多名党员,无一人是旅俄华人共产党人中的“海归派”。有学者认为,这与共产华员局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观因素及其所处的客观社会条件有关。共产华员局的成员尤其是领导层的文化水平及政治理论水平总体较低,“几乎没有任何人具有李大钊和陈独秀那样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也没有同国内最先进的知识界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华员局的成员尤其是领导者基本上没有在中国本土进行革命活动的实践经验和经历,缺乏对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了解,也缺乏对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共产华员局的共产党员提出要在中国本土执行一条军事建党、建政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过高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共产华员局受俄共(布)的影响,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比较重视建立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联系,相对忽略甚至轻视了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及尽快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核心组织中国共产党。(109)李浩:《旅俄华人共产党人未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问题探讨》,《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3期。也有学者将俄国共产华员局未能完成其组织中国本土共产主义者使命的原因概括为:第一,在社会革命道路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安龙鹤及其俄国共产华员局可以说有勇无谋;第二,俄共(布)中央1920年11月决定将俄国共产华员局总部降格,置于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管辖之下,后者对俄共(布)中央的决定持保留态度,很不情愿具体支持该局工作;第三,俄共(布)通过其地方组织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一直在探索对华工作的途径(110)李玉贞:《也论吴廷康与俄国共产华员局》,《中共创建史研究》第2辑,第58—66页。。

  (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和相关机构对华早期活动

  中共成立前,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中国革命新动向抱有极大兴趣,先后多次派人以各种身份来华了解情况,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关于苏俄、共产国际派遣来华的人员及其活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维经斯基、马林等的关注较多,对其他来华的苏俄密使研究较少,新世纪以来相关进展明显。有学者指出,在维经斯基之前,还有一些代表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中国,他们的共同使命,一方面是宣传苏俄革命理论,同中国亲俄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建立联系并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尽可能扩大苏俄的外交影响(111)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苏俄密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9—377页。。基于各种档案以及报刊资料,学界相继挖掘出早期一些红色俄侨和布尔什维克在华活动情况,认为以往普遍持有的苏俄、共产国际于1920年春以后才开始与中国进步分子建立联系、从事宣传和建党的说法与史实不符(112)参见〔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74—83页;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苏俄密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第359—377页;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李丹阳、刘建一:《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悲剧:斯托帕尼在上海》,《百年潮》2003年第3期;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李丹阳:《肩负使命从俄国来华的一战战俘》,《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一些左翼俄侨已经在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以教员、编辑、记者等身份进行联络、情报、宣传乃至组织活动,并与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张太雷、周恩来等人建立了联系。尽管这些俄侨中有的是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在华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尽心尽力,做了十分重要的先期工作。“可以说,这些俄侨的努力为吴廷康小组来华建党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113)刘建一、李丹阳:《为吴廷康小组来华建党铺路的俄侨》,《北京党史》2011年第6期。

  维经斯基长期被认为是推动与帮助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彭述之回忆录》和《彭述之选集》提出,推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第一人不是维经斯基,而是荷荷诺夫金,他会见李大钊的时间可能是1920年2月中旬(114)任武雄:《荷荷诺夫金: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位苏俄密使》,《百年潮》2005年第2期。。有文章对维经斯基1920年4月受派遣来华前的情况作了介绍(115)〔俄〕H.维什涅夫斯基著,刘叶紫译:《从美国回国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与北萨哈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共创建史研究》第1辑,第115—120页。。也有学者针对维经斯基汉名众多的情况提出翻译和使用建议,并探讨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经费和使命,认为1920年春他到中国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外事处仅仅是知晓,其委任状尚未发现。目前看到的可以确定维经斯基身份的,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9月30日的一封电报,明确其任务为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16)李玉贞:《也论吴廷康与俄国共产华员局》,《中共创建史研究》第2辑,第58—66页。

  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通常被认为是苏俄在华发表的首份文件。但有学者认为,1918年5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来自一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作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1918年2月给边区苏维埃指示的改写本,应当是苏俄在中国领土上最早发表的涉及中国的文件,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对这份文件1918年在中国刊登的过程和途径的叙述,清楚地显示苏俄早期在遣华人员选派和在华宣传渠道选择上的高度灵活性。通过外国在华报刊转发苏俄、共产国际的文章、消息等,是那时布尔什维克对华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过去认为十月革命后到1920年春以前,在中俄关系断绝和交通中断情况下,苏俄没有可能派人到中国来从事联络和宣传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117)李丹阳:《苏俄在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关于文本内容与发表背景的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苏俄对华工作分为多个系统,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系统、外交方面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还有俄国共产党的系统。有学者指出:“这些系统不仅相互间关系复杂,而且因内战局势的发展而时常改组,仅弄清其变化过程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加上1920年4月在原俄国远东境内成立了一个缓冲的远东共和国,其外交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相互间没有充分协商就分别加入了对华工作,使得情况更加混乱。”(118)〔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80页。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关于苏俄、共产国际早期对华工作机构的研究也取得明显进展。有学者关注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和1921年初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重要指导作用(119)李颖:《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梳理苏俄、共产国际正式派遣使者到中国的官方机构的演变(120)李玉贞:《与中共建立有关的俄共(布)、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分析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诞生及其成为东亚共产主义运动支配力量的形成过程(121)〔韩〕金秀英:《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组织集中化和国际主义因素之消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182页。。有学者提出,从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到中共正式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共产国际、俄共(布)都进行了直接的领导、组织和帮助,并分别有着自己的对华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华机构是依据苏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在为中国革命作出许多贡献的同时,在共产国际及其对华机构指导下产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也曾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122)黄黎:《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

  (三)朝鲜共产主义者与中共建党

  学界关于中共创建过程中国际因素与影响的研究,一向聚焦于苏俄和共产国际方面,对于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与中共创建过程的关系关注相对有限。王若飞在1943年的一次报告中,曾提到1919年共产国际派“高丽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一事。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考证出“巴克京春”就是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代表、韩人社会党成员的朴镇淳。他曾于1919年秋和1920年冬两度从苏俄来华从事革命活动,促进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与苏俄的接触和了解。其组党活动虽然是“一次流产的尝试”,但他和其他先期来华的苏俄、共产国际人员所开展的活动为维经斯基在华指导组建中共铺平了道路。(123)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日本学者也指出:“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中,旅沪朝鲜人士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24)〔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19页。

  近年来,有学者考察先后通过共产国际系统帮助中国建党早期工作的朴镇淳、金万谦、安秉赞等朝鲜共产主义者的相关活动,认为“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当时流亡上海的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尤其成为推动与支持上海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力量”,1921年中共组织的建立“与作为东亚最早共产党组织之韩人社会党及其骨干分子的活动,无疑具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125)权赫秀:《关于朝鲜共产主义者支持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若干史实》,《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4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8—276页。。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现在下这种判断恐怕为时过早”,“就目前可以确认的史实而言,朝鲜共产党人的确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提供过帮助,主要就是转交过共产国际的一笔经费。但是,他们并没有与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建立直接联系。所以,说朝鲜共产党在1919—1921年为中共建党初期提供了间接帮助,或者说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起到了一定的‘桥梁’作用,这个结论比较可靠”(126)沈志华:《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还有学者主张:“可以说韩人社会党和吕运亨等部分韩国临时政府左翼人士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能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桥梁作用。”(127)王建宏:《韩人社会党与中共成立关系考辨》,《当代韩国》2019年第2期。

  (四)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共创建的历史作用

  在中共创建史研究中,中外学者多注意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但是在对这一影响和作用的重要性程度的评估上存在分歧。海外学者往往强调中共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从外部移植的结果,国内学者则强调,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无疑对中共的成立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这只是外部因素和条件,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8)翟作君:《浅谈共产国际对中共创立的历史作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193—202页。。中共成立的国际契机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无论是思想、组织,还是物质帮助上,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都很大,但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未必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129)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百年潮》2006年第6期。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会于20世纪初在神州大地上出现,并很快形成澎湃之势,从根本上讲,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130)田子渝:《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百年潮》2006年第6期。。

  曾有苏联学者认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春到达中国之前,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中国其他的社会主义拥护者,都还没有实际考虑过建立中共的问题(131)叶累:《近年来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第391—402页。。国内学者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共的诞生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自觉的要求和行动(132)沈建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建的》,《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3月号。。在维经斯基未来华之前,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赴天津途中,两人就讨论过建党问题。尽管缺乏一手文献资料的证实,但这一说法长期流传,几成定论。日本学者率先对此提出质疑,称这一说法的源头是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烈士大会上的演讲(133)该演讲后来以《报告李守常事略》为题刊登于《汉口民国日报》,其中有“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的记述。,不过,高一涵本人在同一时期写的《李大钊同志略传》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回忆中,都不曾提及此事。而且,从1919年底到1920年初的这段时间,高一涵实际上远在日本,没有现场参与这一过程,由此认为高一涵的说法不可信。从质疑高一涵的说法,到质疑“相约建党”的真实性。(134)〔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89—91页。“像小说一般生动的高氏回忆,多半只是道听途说的演绎,不足为凭。把他的回忆看作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行酝酿建党的佐证,甚至据此断定中共的发起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者独立自主地进行的’,这样的主张显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135)〔日〕石川祯浩:《我怎样写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百年潮》2001年第7期。

  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考证,看似无关宏旨,实际关涉中国革命者是否早在俄共代表来华之前就自己约定组建共产党的重大问题。日本学者对回忆史料的审慎态度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其质疑也被认为不无可取之处(136)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止戈:《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史料与有关问题的探索》,《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第348—356页;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百年潮》2006年第6期。,但其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所持的完全否定态度,国内学界并不赞成。有学者提出,高一涵完全有可能从李大钊或其他相关人口中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如果没有更过硬的证据,仅仅根据高一涵1920年2月从日本寄回国内的一封信,就判定他“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这种逻辑推理并不严密,也难以服人。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还有朱务善的回忆材料可作根据,高一涵的回忆并非孤证。(137)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百年潮》2006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高一涵的回忆并非空穴来风,不能完全否定。但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并非明确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而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138)任武雄:《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也有研究认为,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虽有变化,也还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所以李大钊同他一起计划组织的党是不是就叫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39)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从当时各方面情况看,较大可能是李大钊向陈独秀谈起欲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类的秘密团体(140)朱文华:《陈独秀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注释1。。还有学者提出,就“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一具体细节而言,虽然历史并不久远,但未必可信。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来看,高一涵的说法应该是真实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是对中共创建进程及其特点的生动描述,是客观存在的。(141)黄爱军、张邵敏:《“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3期。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苏联学者的观点提出异议,所列举事例除“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建党”外,还有李汉俊于1919年9月7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的《世界思潮之方向》译文后记中提到,对于在我国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一事,“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1920年1月29日,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明确表示“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1920年初邓中夏在开展工人运动时,曾与李大钊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据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回忆,1920年3月研究会成立之初,会员就曾与李大钊酝酿过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因此,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李大钊、陈独秀和其他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酝酿和提出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苏联学者断言在维经斯基来华前,“中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或者考虑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根据的。(142)曹仲彬、陈小德:《中共建党主张提出时间考》,《党史博采》1991年第7期。还有学者着重分析李汉俊的言论,认为从他竭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实际参加中共的创立等情况看,他讲的“民党”“革命党”当指无产阶级政党是确定无疑的,“这几句石破天惊的话,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前7个月,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143)田子渝:《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几个问题之我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第357—365页。。总体上看,中国共产革命的本土性在诸多研究中得到呈现。大量的事实表明:20世纪20年代中共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近代救亡运动发展的结果。

  (五)苏俄、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共的影响

  在中共早期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影响,既有研究对此从各方面作了探讨。关于中共一大时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支部组织的问题,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一是中共在一大确认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未在组织上明确这种关系(144)黄修荣:《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51、563页;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1卷,第340页。;二是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145)杨奎松:《揭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北京日报》2011年5月16日。;三是中共的成立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但至二大才确认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4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81—82页。。最新看法认为,中共一大没有在形式上明确提出加入共产国际,但此后中共在组织、经济、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它在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并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使双方关系逐步趋于成熟。在中共二大之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上下级关系实际是一种实质和形式趋于统一的过渡形态。“形成这种特殊结局,主要缘于中共的独立自主意识、科学批判精神以及复杂的革命环境和中共对世界革命认识程度的限制等各方面因素,使中共采取了折中过渡办法以缓和矛盾。这样,中共既可以和共产国际采取各种实际的联合政策,又给自己在历史发展和沉淀中寻求成熟的解决途径留有余地。”(147)王继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关于中共一大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问题,既往研究认为原因是这一理论当时尚未传播到中共党内(148)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第57页;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34页。,新近研究表明,中共一大前列宁的这一理论已经传入国内,但是限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组织方面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水平,中共一大未能采纳这一理论并提出现阶段的革命任务(149)张文琳、吕建云:《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或者认为,中共一大之所以制定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有密切关系。包括马林在内的共产国际代表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理解也有一个过程,当时他们判断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作出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定性。(150)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马林作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权威,对于中共创建初期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负有重要指导责任,但由于性格等问题,并未在一大发挥应有作用,指导会议的进行(151)沈建中:《马林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关系之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1月号。。也有学者提出,从一大到二大,中共在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等方面认识的急剧转变,并非是中共被动接受共产国际二大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结果。成立之初的中共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一种双向影响的互动关系,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中共则推动这一理论具体内容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自身理论的转变(152)周家彬:《灌输还是互动:中共初创时期革命理论转变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在共产国际财政援助方面,中共正式成立前,在各地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已经存在共产国际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中共建党初期,由于缺少独立的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的资助而生存、发展。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几乎是中共20世纪20年代活动经费的唯一来源。长期以来,由于莫斯科方面提供援助的部门和渠道变动不定,再加上中共长期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和战争环境之中,接受共产国际资金支持一事极其敏感。因此,不仅许多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备受限制。(153)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近年来,学界尝试描绘出这一问题的大致历史轮廓。有学者对援助的规模、形式和渠道进行考证(154)董洪全:《从资金角度看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共之影响》,《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在肯定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早期经费支持重要性的同时,认为上海发起组的活动经费并非都来源于共产国际,也有部分自筹。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经费无着”,但部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这就否定了中外学者关于中共早期经费全靠共产国际提供的传统结论”。(155)孙会岩:《中共上海发起组活动经费的部分考证》,《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8月号。还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的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早期的生存和发展起过至关重要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援助目的性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对于中共的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各自利益和考虑目标不尽相同,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实现的快慢,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中共中央固然能够体谅共产国际自身的困难,但它不能不更多考虑中国革命自身的处境和需要。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156)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20世纪20年代,由于资金来源等一系列原因,中共不得不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开展各项活动。这一时期,在共产国际等组织的领导和指示下,年幼的中共的大部分方针、政策及行动或多或少都打上了莫斯科的烙印,对自身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57)董洪全:《从资金角度看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共之影响》,《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

  六、关于中共早期人物的研究

  在中共创建史的专题研究中,中共早期人物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也最为丰富。新世纪以来,学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在中共创始人定义、早期人物评价、早期组织成员群体特征考察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谁是中共创始人,这个问题迄今尚无明确结论,学界对此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只挂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几个人的照片,即只以这少数几位一大代表为中共创始人。虽然陈独秀、李大钊的照片也在馆中陈列,但不是以创始人的面目出现。(158)李良明:《略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若干问题》,《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科书、专著和工具书中关于中共创始人的提法主要有4种:一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二是只提李大钊或只提陈独秀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三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同为中共主要创始人;四是只提创始人,不提主要创始人。有学者认为,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中共主要创始人比较科学。因为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组织上,他们二人的贡献最大。在党的创建过程中,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等其他人在理论、实践上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中共创始人,但其作用不能与陈、李相比。(159)肖贵清:《“党的主要创始人”提法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仅以是否出席中共一大作为党的创始人的标准不科学,并尝试提出以下原则:一是积极投身并领导当地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二是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共产主义性质团体的活动并为其中的核心成员;三是在中共一大至三大期间,对中共的第一个纲领、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的形成有较大贡献。凡是基本符合上述标准的,就可以算党的创始人。(160)李良明:《略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若干问题》,《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也有学者主张,党的创始人不是三两个,而是有相当的数量。“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中共成立的最初状态;那些参与一大且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忠诚的代表自然应归入党的创始人行列;党的理论先驱蔡和森、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周恩来、《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中共建党“牵线人”杨明斋、华中地区独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恽代英、华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杨匏安以及中共一大的筹备组织者张国焘也应该算是党的创始人。“这正好反映了‘群英结党救中华’的历史事实,也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161)郭国祥、彭岩松:《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云梦学刊》2019年第5期。

  关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往多集中在对中共创建过程和后来的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少数人物身上。近年来,学界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南陈北李”及毛泽东等少数人的思想与实践,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拓宽。

  一是过去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些中共早期人物逐渐受到重视。围绕李汉俊、王尽美、俞秀松、袁振英、刘仁静、金家凤、陈潭秋、包惠僧等人物的生平、思想和在建党时期的主要活动、贡献,学界均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讨(162)参见张玉菡、姚金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16年第4期。。过去关注相对较少的一些人物,如杨明斋、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杨匏安、黄负生、黄日葵、张若名、王乐平、王翔千、邵力子等,也纳入了研究视野,肯定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是开始改变以历史人物的政治归宿来判断和衡量其在中共创建史上作用的倾向。对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后来脱党、有的甚至成为“汉奸”的人物,也认真发掘史料,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与贡献。1997年出版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首次为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国内代表撰写了专题性传记(163)郑惠、张静如主编:《中共一大代表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近年出版的《中共一大代表画传》(164)张小红主编:《中共一大代表画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65)《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著述,也均以13位代表为对象范围。

  三是对于建党时期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普通党员和“小人物”,也注意发掘其研究价值。有学者提出,从表面上看,1921年7月的中共只有13名全国代表、58位党员,但他们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成千上万爱国志士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支撑。在中共发起建党前后,这些尚待组织召集的知识分子像播火者一样,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戮力于拯救民族危亡的崇高事业,他们同样为中共的创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66)杨凯:《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小人物”——论建党前后的谢觉哉》,《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1月号;杨凯:《一名普通中共早期党员的革命经历——论建党前后的朱舜华》,《北京党史》2018年第1期。

  四是注重加强对人物群体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浙江籍(167)曾林平:《浙江籍先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特殊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李伟:《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嘉兴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伟等:《中共创建时期浙籍先进分子群体的形成》,《浙江档案》2014年第10期。、湖南籍(168)邹少其、吴志平:《论中共创建时期株洲地区党员人数最多之成因》,《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张霖、刘欢:《湘籍先进知识分子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先进分子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分析中共一大代表的基本特点(169)蔡双全、杨秀林:《中共“一大”代表特点初探》,《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或对中共一大前50多名党员的地域特征、人际网络和知识结构等进行分类剖析(170)伍小涛:《中共“一大”前党员的知识谱系学考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促进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深入。

  五是在研究中共创建者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同时,也关注到戴季陶等与中共创建有密切关系的人物(171)郭圣福:《论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关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尤其是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华传播活动时,不仅阐明了中共早期领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对戴季陶、胡汉民、沈玄庐、邵飘萍、陈溥贤、张西曼、陈启修、俞颂华、赵必振等党外人士的作用也作了比较公允的分析。可谓“有一定影响的传播人物均出现在学术研究的舞台上,进一步贴近历史的真实”(172)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研究巡礼》,《决策与信息》2019年第2期。。

  在研究范围拓展的同时,学界对于建党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更趋客观。例如,陈独秀一度被贬低甚至否定,新世纪以来逐步“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173)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4期。。尽管在具体提法上尚存在分歧,但对其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均给予了肯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确提出“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突出了陈独秀在建党中的首要地位(17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72页。。2019年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有研究认为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绩”不可磨灭,永载史册。对陈独秀的功绩和错误,“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17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对张国焘在中共创建时期的主要活动和作用,也开始有了“实事求是的介绍”(176)朱成甲:《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共创建史著——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苏杭:《张国焘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第277—294页。。对于李汉俊,肯定其“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中共的重要创始人”(177)李丹阳:《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有很大的功绩,也有合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倾向”(178)任武雄:《历史的悲剧:李汉俊——中共在创建时期与李汉俊的思想分歧》,《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1月号。。还有学者注意到胡适和中共创建的关系,认为“尽管胡适信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尽管胡适后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走上了对立,但在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中国共产党创立这段时间,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处在同一营垒之中,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条件”(179)张玉菡:《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277—286页。。

  对于中共早期人物思想的研究,学界也从最初主要关注其政治思想扩展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妇女解放思想、中西文化观等多个方面。中共早期人物如何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学界的研究重点。近年来,除对于人物思想转变历程的个案分析外,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共一大代表群体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以前的思想状况,勾勒出这一群体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几种不同类型:有的在日本留学期间,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有的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对民主主义产生怀疑转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的则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辨析、比较中转变思想,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一大’代表群体躬身实践,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洗礼中转变思想,与当时国内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相一致,始终贯穿一条爱国主义主线。”(180)李亮:《中共“一大”代表群体思想结构研究》,《求索》2014年第3期。还有研究者尝试提出观察思想转变的标准:“人的思想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具体而微地分析何时实现思想转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分析中共党史人物的早期思想转变,只能从宏观上大体把握……判断是否实现转变和何时转变有两条标准便够了。一是从理论上看,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二是从实践上看,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81)李良明:《中共党史人物早期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7月号。

  虽然中共早期人物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难点。对于相关人物身份的还原、革命实践的梳理、思想转变的细节,以及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突破。

  七、结语

  近年来,中共创建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随着中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未来这一局面还将持续下去。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围绕中共创建史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取得诸多成果。无论是资料的发掘、研究内容的深入,还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成果为今后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是,关于中共创建的基本史实考订中还有模糊不清的环节,围绕一些重要问题学界仍然存在争议和分歧。今后应继续努力,将中共创建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进一步发掘整理史料。中共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之后又长期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之中,因此有关中共创建的原始资料留存较少。中共创建史研究历经多年仍学术争鸣不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原始资料,为真实复原这一历史过程的全貌带来了困难。继续深入开展资料的挖掘工作,是未来中共创建史研究获得新突破的基础。首先是俄罗斯档案的继续发掘整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俄罗斯档案的利用还不够理想,受语言条件的限制,对尚未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档案的利用还不多(182)孙艳玲:《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有关的俄罗斯档案现状介绍》,《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2期。。在原苏联的各档案机构里,必定还藏有巨量的与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极有价值的各种史料,因为当时凡到过苏联的中共人员以及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会有自传、履历表之类的资料收藏于各相关机构。如能发掘出这部分资料,必定可以厘清中共早期历史中许多细节和今人难以解答的疑案。(183)徐云根等:《关于陈潭秋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证》,《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1月号。对俄罗斯档案的利用,无疑仍将是今后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增长点之一。其次,当年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虽处于秘密状态,但仍然会受到当局的特务甚至外国在华情报部门的监视。在当年的军警档案以及外国在华机构的档案中,也保存了一些相关资料。北京政府档案、英国外交部门档案和日本外务省档案,已为学界所重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184)参见房建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特别部档案(1894—1943年)简介》,《档案春秋》2005年第5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185)参见薛耕莘口述,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一)》,《史林》2000年第3期。的档案,目前学界利用者尚少,还可进一步关注。

  深入考证分析史料内容及其形成过程。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在期待新资料发掘的同时,还必须在面对新史料可能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进研究。虽然1957年苏联移交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关一大的原始材料已经公布,苏联解体后许多共产国际资料也已经公开,但俄罗斯尚有大批文件没有开放,其中有多少文件直接涉及中共创建还是个未知数。随着岁月流逝,中共创建的亲历者均已作古,了解内情的当事人越来越少。因此,在注重挖掘国内外史料的同时,应该重视对已有史料进行深入考察,以奠定深化研究的基础。关于中共创建过程,如历史背景、组织经过、一大会议本身、参会人物,尚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需在考证辨伪上多下功夫。另外,日本学者曾提出:“今后中共‘一大’研究所需要的,不是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资料内容、资料生成过程的‘史料学’”(186)〔日〕石川祯浩:《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搜集‘一大’本身的新资料已不容易,但探讨‘一大’研究的历史、相关资料的形成过程的话,还有很多研究的余地。”(187)〔日〕石川祯浩:《中共一大研究与回忆录》,《中共创建史研究》第3辑,第87—93页。这种“以重返史料生成现场为前提的历史学、史料学的基本立场”,也可供学界参考。

  放宽研究的视野,从世界政治发展的宏大背景考量中共的创建。中共创建正值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激荡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各种主义和主张涌现,以“共产”为名的组织众多。在彼时作为东亚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上海,中国、朝鲜、日本、苏俄等国的社会主义者荟萃,彼此互动和联系频繁。中共如何从众多名目相近的组织中脱颖而出?陈独秀、李大钊首先选择在上海建党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各种复杂的历史面相,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中共创建不是一党一国的孤立事件,而是当时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共产主义是超越国界的运动,中共的创建与东亚地区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相互关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下,将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建党历程进行考察和比较,将促进研究的深化。

  吸收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开阔研究思路。近年来,有学者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叙事分析方法,利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对党史展开微观研究,展示不同于主流叙述的一大历史,见解独到(188)陈雁:《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也有学者基于知识谱系学的视角,考察中共一大前党员的地域特征、人际网络和知识结构,颇有新意(189)伍小涛:《中共“一大”前党员的知识谱系学考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理论、方法、手段在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运用,尚有较大空间。特别是关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或可借鉴情感史、心态史视角,加强对其心路历程的分析,以凸显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必然性。

  加强海内外的学术合作交流。中共创建史研究是海外中国史学界格外关注的话题之一。多年来,海外学界在重视发掘档案史料的同时,也发表、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著。俄罗斯学者在掌握共产国际文献资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起步较早;日本学者秉持实证传统,作了大量基础性研究,特别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美国、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0)田子渝:《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百年潮》2006年第6期;李蕙芬《国外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2日。。海外学界在研究目的、政治倾向、文献资料来源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往往与国内学者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之对话,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有助于推进中共创建史研究。

  总之,关于中共创建史,过去多从中共自身的角度进行研究,未来还需要从中国近现代史角度,或将其置于20世纪世界大趋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潮流中进行考察,作出更加符合时代真相的诠释。相信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契机,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精品力作,将中共创建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