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峰‖响应与批评:五四运动前蓝公武与《新青年》同人的互动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2/3/23 10: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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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

  引 言

  1919年底,胡适曾创作一首新诗,名为《一颗遭劫的星》,并对该诗有一段解题:“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胡适此诗,牵涉的正是一份在当年非常重要但在既存研究中处于“失语”状态的报纸——《国民公报》及其主编蓝公武。

  蓝公武(1887—1957),字志先,笔名武、哲仙、知非,江苏吴江人(祖籍广东大埔,因其父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转战江苏,落户吴江)。在中学时代即以才子名,后留学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哲学。清末时曾在东京与张东荪成立爱智会,主编《教育》《热诚》等期刊。辛亥前后,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事业,奔走筹划。民国成立后,当选国会议员,与张君劢、黄远庸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时人称为“新中国三少年”。此后,先后任《京报》汉文版主笔、《国民公报》主编、《时事新报》和《晨报》编辑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尽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1940年曾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抗战结束前夕,冒险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后历任察哈尔省民教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等职。195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受十月革命影响,蓝公武在五四运动前后积极传播俄国革命情形和社会主义思想,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与李大钊一起支持“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功臣”。近30年后,毛泽东也还记得蓝公武“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他主编的《国民公报》亦十分活跃,曾“在北京城里放光”,令时人印象颇深,有“国人之引导,舆论界之明星”之称。《新潮》杂志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将“月刊的《新青年》、周刊的《每周评论》、日刊的《国民公报》”并举,广而告之曰:“读者既读其一,不可不读其二。”这不仅说明该报在“五四”前期思想界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揭示出它与《新青年》同人之间关系的不一般。此外,学生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曾预测政府当局将有所动作,“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两个日报便是指《国民公报》《晨报》,周报则为《每周评论》,从中可见《国民公报》和北大、《每周评论》倾向之相似,更可见它与学生运动之关联。有人甚至认为,《国民公报》与《晨报》《京报》一起推动了五四学生运动,功绩在《新青年》等杂志之上。

  蓝公武晚年曾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检讨自己说:“虽曾在办《国民公报》时,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但自己也曾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这是一种“功不抵过”的描述,“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是一种“罪过”,提示出“但”字之前的“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一事,在蓝公武意识中是一件“功劳”,并且是《人民日报》的读者(包括毛泽东)熟悉且能承认的功劳。如果世人对此不熟悉或有争议,他大概也不会只提此一件“功劳”,可见改革《国民公报》是蓝公武当年曾用心、至老仍甚为得意之事。

  可以说,蓝公武及《国民公报》与五四运动、社会主义传播和中共的早期发展均有重大关系。然而吊诡的是,上述各研究领域虽风格、侧重不同,但在各自的既有研究中,蓝公武无一例外地均成为“失语者”。同时,无论《新潮》所列之《新青年》《每周评论》抑或曾被对举的《晨报》,学界直接研究或间接利用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原本被认为“既读其一,不可不读其二”的《国民公报》仍知之甚少,其间的冷热对比可谓异常鲜明。

  张朋园较早注意到《国民公报》与蓝公武“关系最深”,是梁启超一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且“一度转趋激进”,但“因该报不见流传”,故对于“该报的真正面目如何,无从臆测”。罗志田后来将蓝公武与胡适、李大钊一并纳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讨论,初步呈现了蓝公武在这场讨论中的重要位置。其他少数研究,则多以介绍为主。总体而言,我们对当年有“崇论宏议”的蓝公武以及由他主持的“响应新思潮最早”的《国民公报》之了解,仍远低于他们在五四时期的重要程度。蓝公武怎样改革《国民公报》,如何“响应新思潮”,与《新青年》同人关系如何,他的加入对新思潮本身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尚存待发之覆。本文尝试以《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为主线,在蓝公武与北大同人的对话过程中呈现双方关系,以丰富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并加深对中共成立前思想界“水位”的理解。

  一、政论与思想:《国民公报》的转向

  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系”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推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后来陶菊隐说:“研究系为了配合这股新潮流,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蓝公武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也在北京办《晨钟报》(《晨报》前身),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蓝公武本属梁启超一派,生平“最崇拜梁任公”,思想深受影响,甚至于“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因此,他与《国民公报》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甚至“社会主义的功臣”,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群体行为。不过,在这一转向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蓝公武并不仅仅是“听将令”的实行者,更是参与其中的推动者。

  《国民公报》原是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有鲜明的政党色彩。宪法研究会“历年以来之奋斗于政治潮流”,“平日宗旨无非欲诱掖政治以上轨道,凡一切越轨之行动无论属于何方面,均在所反对”。故《国民公报》之社论、时评、新闻均以当下的内政外交为重,尤其是宪法研究会参与其中的国会、宪法、总统选举等议题。正如蓝公武在1918年底不无忏悔地说,“记者在这一年里头,只替这些武人政客官僚名流做了一个起居注”,“除了杀人劫掠争权夺利以外,就是通电谈话、疏通运动、请客奔走这几件事”,几乎没有一件“可以算得是国民的事件”。他据此自嘲道:“吾这《国民公报》,按起实在来,简直是个《官民私报》,这真对不住读者诸君。”

  辛亥鼎革、共和肇建之初,曾有过一个“政治热”的时期,改革前的《国民公报》正是“政治热”的一大表现。随着时人对民初政局的失望,特别是政学两界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后来张君劢总结说:“辛亥前后,国中先觉之士,以为宪法一成,或政党一立,则西方政治可以不终朝而移植于吾国。近数年东驰西突,政象益纷,于是有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打破偶像改造社会之说相号召。”蓝公武便是有此号召之人。他在留学期间本来“极倾心英国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学说”,“崇拜英国的议会政治”,立志要“创办报社、组织政党、当选议员”,辛亥革命后,“这三件事一一实现”,但在民初尝试共和的过程中,“实际的经验和以前的期望完全相反”。面对挫败,蓝公武希望在北洋主威信、西南主护法抑或“和平统一”之外,“筹划一根本解决之道”,而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则是“鼓起国民之自觉心,陶铸一极有力量之舆论,以与南北军阀战,无论如何困苦艰难,必达到排除之目的”。蓝公武的转变不仅仅表现在面向国民、借助舆论等方面,更从一开始就带有“与南北军阀战”的革命一面。

  国内环境如此,世界潮流亦处于剧变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不少国人认为战后的世界将从崇尚竞争转为提倡互助,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当有所改变。但这并未缓解蓝公武的焦虑。他曾明言:“欧洲大战虽终,世界变化方剧,革命之潮流,经济之剧变,以彼文化发达之国,犹恐惧彷徨,而不知所以自处于新时代之道,况如恹恹待死之中国乎!”将“恹恹待死之中国”与“文化发达之国”对举,暗示竞争无时不在。在蓝公武看来,“世界潮流,变化日剧,顺应者存,逆行者亡,新时代中,恐未必有吾中国存在之迹也”。换言之,中国在新时代亦未逃出“适者生存”的法则,只不过从弱肉强食转变成了对世界新潮流的“顺应者存,逆行者亡”。有编辑也指出:“欧战将终,中国问题必为国际间最重大之问题。此后吾国国势,将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国民公报》故而在征稿启事中说:“欧战告终,德奥革命,世界已根本改造,还顾国中,死气袭人,事事物物无不腐败龌龊,若不根本改革,安能生存于未来之新时代?”在新潮流中,居然有了新的亡国焦虑,最能说明时人心态的紧迫与急躁。就此而言,从政治转向文化,虽有一战后世界改造潮流的影响,但仍暗含一战前的竞争思路,与清末“学战”有着相似关怀。

  一面是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一面是世界新潮流的刺激,使蓝公武越来越注意到新思潮的力量。1918年7月,蓝公武与张君劢、张东荪商议,“论中国前途,常以为必经思想革命一阶级”,主张“言论应期诸久远,不可徒着眼于一时”,希望从具体、一时的政治讨论转向被认为更根本的思想界。有意思的是,与胡适从文学改良入手相似,他们虽意在思想革命,但“所心摹力追者,则为德之文学大家勾堆、雪雷”。稍后,熊正理从美国复信张东荪,也提到“左右与君劢、志先诸公商定任公于十年以内绝对不近政权,专从文化方面,另造一种新势力,改党造党”。在这前后两次讨论中,主动者都是张东荪、张君劢、蓝公武,大致可见他们的推动之功。1918年底,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在欧游前路过上海,“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并说这一席话让他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国民公报》的改革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进行,“力图顺应世界潮流,将内容大加改良”。1919年初,蓝公武曾称:“本报天天想改良,日内便当切实的做去。”其实,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的数月中,改革《国民公报》成为他最重要之事。因多次停刊,《国民公报》关注到思想问题的时间比《时事新报》稍晚。1918年10月21日,该报停刊两旬后复刊,在复刊旨趣中提到今后“所持主义”,其中第三条针对当时思想界,认为思想界“至今日萎靡极矣”,具体表现为“上自耆老,下逮青年,无不以淫佚为风流,以狂放为脱略,乃至卑贱苟污、肆行无惮。即志趣高远者,亦惟厌生避世,自适其志,世风如此,国安不亡”,所以“欲以绵力,挽兹狂澜。凡所论述,对于政教艺术誓有以革今日之陋俗,而使吾国思想界,辟一新境界焉”。此复刊词虽为“毋忘”所作,但大致也能代表主笔蓝公武的想法。其实早在几年前,蓝公武就曾警醒国人,“今日国人之厌世之悲观之淫乐,即中国亡国之先声也”,也曾有“长此不变,国何以存”之问,视此为“中国今日危机”。将淫佚、狂放、厌生避世的世风与亡国相连,体现的恰是中国传统的眼光,提示出从政治转向思想界,未必全是新的趋势,可能也暗含着旧的路径。

  复刊数日后,趁新年之际,蓝公武作《本报之新宣言》一篇,开宗明义,要“竭其微弱之智力,以当改革之大任”,并在“毋忘”复刊词基础上细化他们“所信之主张”,共十条,前七条仍着眼于政治制度,延续了蓝公武民初以来的政治主张,后三条分别为“发达实业及教育,以改善国民之经济及精神之生活”“革新思潮,破坏一切之因袭权威”“确立民本主义之精神,绝灭一切特权”。这些主张侧重精神、教育,呈现一种新的趋向,正如《国民公报》广告所说,一面“促政治之改进”,一面“谋思想之革新”,实际上应对着国内“以言学术,则尚未萌芽;以言政治,则日事内乱”的困局。

  随着宗旨的革新,《国民公报》亦对版面进行了调整,试图将第二张尤其是第五版改造成介绍新思想的园地,在该版增加“社说”“专论”“欧战史料”等栏目,介绍一战及世界知识,正是落实其“对于世界大势,及各国政情,采访务求迅速,记载务求详尽”之“主义”的体现。尤其重要的是,自1918年12月5日起,该报创设“世界革命潮流”专栏,开始登载《无政府主义领袖俄人科洛朴秃金自叙传》,一直持续到1919年10月24日报社因“触犯刑律及出版规定”被查禁,几乎不间断地连载近一年。其他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所谓“过激思想”的文章亦时常见于报端,深深影响了《国民公报》的言论色彩。《国民公报》又增设“青年教育”一栏,认为青年之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上之问题”,“其盛衰得失直接有关于国家之运命”。此外,自1918年11月开始,梁启超在该报开设“讲坛”专栏,最初设想是“专为青年修养而设”“不谈政治”,希望与青年“结文字因缘”,开“讲论道德、商榷学问之风”。

  复刊后的《国民公报》面向青年的意图明显,以革新政教艺术等方面的陋俗为己任,正与《新青年》同人之主张暗合。1918年底,《国民公报》更在《新青年》《新潮》上投放广告。投放广告这一行为本身就显示主办者清楚地了解报纸改良以后将与《新青年》《新潮》有着更多相似之处,面对同样的读者群。

  值得注意的是,在蓝公武的新宣言中,除十条“信条”之外,“尚有文学革命与妇女解放二大问题,同人虽未敢自信其主张之是,亦当随时发表所见,以求有识者之批判”。“文学革命”与妇女解放是《新青年》同人所关注的主要论题,蓝公武特意揭出此二问题,有主动加入《新青年》论域的用意。在某种意义上,胡适所说“响应新思潮最早”,其实更多是指最早响应《新青年》所主导的论题。可以说,《国民公报》的改革,正是在与《新青年》的互动中得以完成。

  二、“吾辈”与机关报:响应《新青年》

  在改革过程中,除世界新潮流外,真正让蓝公武“心摹力追”的其实是近在身边的《新青年》同人。1919年4月,《时事新报》记者注意到当时“所谓新思潮者,其始仅由二三青年鼓吹,新说既出,一部分人从风而靡,遂成社会上一问题矣”。这里的“二三青年”大概即指《新青年》同人,特别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稍早之前,蓝公武也曾致信胡适,不无佩服与歆羡地说:“在这几年中,就这《新青年》诸君猛力进行,没有好久,居然有许多赞成的、反对的,令一般人把诸君所说的话,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这真是诸君开拓思想界的大功。”他既“愿以无限的同情来祝颂诸公”,也稍露遗憾,盖像《新青年》同人那样有志愿“改造国语文学,改良社会道德”的人,“吾朋友中很有,都是常想做这事业的”,且“所有主张,与诸君差不多”。蓝公武信中所指,大致即为他自己及张君劢、张东荪等“梁启超系”人员,他们“都是误于政治活动,从未切实做去,等于没有这志愿一样”。不过,在“吾朋友”与“诸君”的对比中,又不无竞争的意味。同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一旦将《新青年》“诸君所说的话”当成“一个问题研究”,赞成者和反对者的论域、表达方式亦将随之改变。

  其实,早在刊发《新宣言》的几天前,蓝公武就已经将响应《新青年》的意图付诸行动。他在《国民公报》中撰文介绍傅斯年讨论戏剧的两篇文章,起首便称赞“《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四号,傅斯年君有两篇《戏剧论》,真是中国近来少有的名文”,又“听说傅君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学生,青年中有这样思想见解,记者更觉感佩”,并表示自己所要说的主张,“傅君已说得十分透彻”。

  就内容而言,这篇介绍并不只是一味赞美,更多的仍是批评意见,只不过蓝公武的态度不仅整体充满赞赏,而且在提意见时的用语亦十分谨慎,犹似处处怕引起傅斯年的不满,恰如他所言:“记者尚有一二批评的地方,却不是对于傅君戏剧的意见,也不是故意的挑眼,是个借题发挥的意思。”当指出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一篇中,引了许多美学上的议论,这个颇有些不妥”以及错用“失勒博士”的例证时,却非常“建设性”地说:“傅君所引证的,本是极有研究,但若不引用这一段,议论恐怕更要精当。”当他反对傅斯年“论戏剧不应有大团圆”的论断之前,也仍要强调“傅君所主张的六项,记者很赞同”,甚至在“大大反对”傅斯年所用“天经地义”时,也替他解释为“一定是一时不注意”。

  在文章中,蓝公武反复强调与傅斯年等人同是以“革新思想”自任的“吾辈”,一则说“吾辈既以革新文学自任”,再则说“吾辈要革新思想,第一先要破除这种观念”,又说:“吾辈在这恶浊社会之中,做这革新思想的事业,须要步步留意,才能与恶社会奋战,断不可留些弱点给他们作反攻的武器。”此类语言在文中反复出现,正如蓝公武自己所说,他借傅斯年的论文,“加上几句批评,不过是表白吾辈做这事业的态度”。“表白”的对象显然包括甚至主要便是《新青年》同人。稍后,他在与胡适通信时也同样开宗明义地表明态度:“本报此后自当追诸君之后,努力做一个革新思想的机关。”他不仅自定位于“革新思想”,而且明言追随《新青年》之后,除了表明自己引傅斯年、胡适为同道的态度外,或许还希望《新青年》同人也能将他视为同道。蓝公武反复表白自己立场的目的之一,便是双方一旦对“吾辈”形成共识,则即使有所批评,也变成对“吾辈”的自我批评。

  蓝公武曾稍带教训意味地批评傅斯年“对于自己的思想研究,务宜忠实,自信确切的,固应竭力发挥。倘若有怀疑不能自安的地方,究宜暂时存而不论”,并举傅斯年自己所指出的“自从西洋学说进口中国,游谈家多了个护身符”这一恶习,认为“宜尽力轻移,宁可矫枉过正,不可心有不安”。之所以谈到“游谈家”恶习,本是从傅斯年错引“失勒博士”而起,则劝诫对象自然包括傅斯年无疑。但因有立场在先,劝诫便成了对“以革新文学自任”之“吾辈”的要求。他紧接着即作说明,“这是因为感佩傅君的议论,才引起记者这种感触”,又特意以张厚载对比说:“若如张厚载的旧剧观,这毛病犯的太大了,就不知从何说起。记者看了他的文章,决不会生这种感触的。”

  傅斯年两篇戏剧论的文章刊登于《新青年》戏剧专号,本是针对张厚载这样“现在为旧戏辩护的人”,要“使他再少开口”。蓝公武扬傅抑张,立场鲜明,强调亲疏远近的背后,除了观念异同之外,恐怕也暗含初与《新青年》同人交流的谨慎心态。先是张厚载投书《新青年》讨论旧戏被钱玄同、刘半农诸人批评,从而引出马二先生在《时事新报》上为其鸣不平,驳斥《新青年》同人,又意外使得《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一度与《新青年》处于敌对状态。当时张东荪所采取的恰恰是以局外人身份“先劝劝维新派”的方式。以蓝公武和张东荪的关系,当不会不知这一段过节。故蓝公武开宗明义表白立场的做法,也表明自身在《新青年》《时事新报》因旧戏而起的交锋之中,更倾向《新青年》一边。这或许正是蓝公武吸取张东荪以批评者立论却不料引起对方敌意与激烈反击的教训,希望以更友好、温和的讨论方式进入《新青年》所主导的思想界。

  傅斯年很快便对这一文章作出回应。他致信蓝公武,自谦“对于西洋近代的剧学,实在少研究”,并且“这戏论是随便写的,不值大家细顾”,“不过把一时所感触的,匆匆写了出来,算不得有系统的文章”,“很是惭愧”,同时承认蓝公武的批评“极有道理”。在信中,傅斯年也解释自己之所以以一个“美学的门外汉”来谈美学,是被“现在为旧戏辩护的人”所激,故以自己“一知半解”的美学知识“对付下流人”。他进而自嘲“把这办法用在很有价值的《新青年》上,总算我的罪过”,并反思自己作文时“常常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脾气露出”且行文“不检点”。

  有意思的是,相比于让张东荪领教气焰的反唇相讥,从上述行文中可见傅斯年对蓝公武的态度确实“十分谦抑,诚实可佩”。他甚至反复强调蓝公武能直言规劝“难能可感”:“我对于足下对我的箴规,佩服的很,感谢的很。”通过一来一往的文章与书信,蓝、傅二人建立起一种默契,不仅视对方为同道,而且还能相互规劝,真成了同以“革新思想”自任而相互扶持的“吾辈”。蓝公武显然比较满意这种相互认同并能互相切磋的关系,故随后便在复信中表示:“希望在这发端之始,吾辈应当互相切磋,才能磨厉其器,以与敌人论战。”

  从答复傅斯年信的第二天起,蓝公武就开始持续以白话文撰写文章,参与到《新青年》所“鼓动”的问题之中,同时改变了《国民公报》的日常论题。例如,蓝公武以《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评中国之旧剧》等文参与戏剧讨论,以《文艺论——近代文学之特质》《文艺论——文学变迁之历史》等文参与“文学革命”的讨论。在《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一文中,他呼应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将“近代文学”与“从前的文学”作出区分,相对于“乡土的文学”“特别阶级的文学”“作家一人的空想文学”“无用的玩好品”“形式的死文学”,提出近代文学是“世界的文学”“国民的文学”“社会生活的写实文学”“神圣的事业”“生命的活文学”。他还支持胡适的白话诗主张,认为“近来《新青年》杂志中,提唱这种自由白话诗,真是中国诗歌的大革命。有一班与现代思潮隔绝的人,都说是乱诌,甚有指为笑谈的,这都是不知近代文学的进化与诗歌的本质,才有这种少见多怪的嘲笑”。他特意指出,当时《新青年》杂志上所登载的自由白话诗,“是否成功,如何好坏,那是另一问题”,关键是这场白话诗试验本身有其独特价值,不容否定。

  自此以后,《国民公报》几乎每日均转载北大同人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上的相关文章。在《每周评论》出版后,蓝公武便注意到“近来新出一《每周评论》,议论、识见都异常透辟,真可谓新时代之木铎”,并转录陈独秀《国防军问题》一篇“作为本报评论”。有意思的是,在转载时,原本“因为过长略删几段,与原文的大旨,却尚不失其真”,然而在次日,他又“细想一想”,觉得节录“究竟未能将原文的意思完全表现出来”,所以又录一节,“使读者得窥全豹”。他还在报纸第二张中新增“新人物及新事业”一栏,拟以胡适居首;稍后亦在报纸上专辟广告,介绍《新潮》。

  以后见之明来看,蓝公武以及《国民公报》与《新青年》建立起对话的方式是有效的,很快得到胡适、高一涵与《新潮》同人的认同。傅斯年之前就曾向蓝公武推荐胡适:“中国近来论戏的文,还是胡适之先生那一篇有条理、多思想、能切实的文章,确切无比呢!”蓝公武也称赞胡适文章“议论贯彻、论据精当,记者却十分佩服”。这也成了蓝、胡二人交谊的契机。胡适很快向蓝公武约稿,“请先生把所要与我讨论的几点作成论文,送给《新青年》登载”。蓝公武随即对《新青年》关于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革新事业的态度等各话题的意见,以通信的形式分11次刊登于《国民公报》与《时事新报》上,正如胡适所说,“那一封短信竟引出先生这一篇洋洋大文”。

  《国民公报》的改革立刻引起傅斯年的注意,他观察到当时“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居然用白话做文,居然主张自由思想,居然登载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主要便是指包括《国民公报》在内的“梁启超系”报纸,尤其已注意到它们“用白话做文”和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特色。稍后他又对蓝公武说,《国民公报》“自从恢复以后,主义极好,我很佩服”,并进而建议蓝公武“以后多搜《克鲁泡特金自叙传》一流的文章,多介绍西洋近日思潮,多做白话文,多登‘科学丛谈’一类的稿件”,“最好是把第二张完全作为青年读物,把那无聊的‘文苑’去掉,添上‘新文艺’一门,把不纯正的稿件,移在第一张去”,这样既使读者受益,报纸的定位也能更为清晰。

  蓝公武对于傅斯年“希望本报的第二张改良,去了文苑,添上新文艺”的建议,表示正是自己“天天想做的事情”,自誓“以后也要竭力在本报第二张上绍介近代的新思潮”。虽然当时《国民公报》“社员不多,并且多兼着别种事业”,苦于“本钱实在有些不够”,但蓝公武仍然陆续将老式报尾的“文苑”一再压缩直至取消,代之以“思想界消息”“新人物及新事业”等趋新栏目。为了突出特色,《国民公报》定下“关于政治的登在第一张,关于文学哲学及描写风景的登在第二张”的原则,分工有序,甚至连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的欧游通讯,因无关文学哲学而被移出第二张。

  有了新栏目之后,也需要有新作者的支持,故《国民公报》多次面向思想界征文:“本报今特辟一栏,欢迎自由思想家之投稿,凡抱根本改造之意见,而愿以大著见赐者,不论何种问题,本报无不乐为发表。”在与《新青年》同人建立联系之后,蓝公武更积极向对方约稿,希望《新青年》“诸君能不吝笔墨,随时投稿”,再次强调《国民公报》“是个自由思想的报,凡有投稿,只要议论有价值,不管主张合不合,一律欢迎”,并明言希望与《新青年》同人能有更多文字往来,以弥补报社“力量总有些不济”的困局。

  从后续发展来看,《国民公报》确实较早就成为北大师生的言论阵地。陈独秀在1919年6月被捕后曾供述称:“蓝公武他办《国民公报》,他托我找人作几篇文章,我托人将文章作好与蓝公武寄去。”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小说《一个青年的梦》也是先“逐日的登在《国民公报》上面”,直到《国民公报》被禁止出版,才重新刊登于《新青年》。事实上,蓝公武不仅重视约稿,而且邀请罗家伦、孙伏园等北大学生担任报社特约记者或编辑。胡适到晚年仍清晰地记得,“甚至在1919年5月之前,梁启超先生的政界友人就已经将他们在北京的两份日报换成白话文,并在各自的专栏中译介现代自由主义和激进派的著作”,且“为新一代的青年作者开辟了专栏”。在胡适晚年的认知中,一度同属“吾辈”的蓝公武,又回归了“梁启超先生的政界友人”的身份,群体的内外之分处在变动之中,蓝公武响应新思潮的一面也为“政界”两字所淡化。

  在建议《国民公报》改版时,傅斯年曾敏锐地指出,这样的改良“于读者的受益,报纸的身份,都有关系”。正是在响应《新青年》的过程中,《国民公报》完成了自身论域与身份的转换,从“政党作用的报纸”蜕变为思想革新的阵地。1919年初,胡适自皖回京,《新青年》同人急急将《国民公报》的转变告之。高一涵告诉胡适,《国民公报》“近来极力赞成我们的主张”,并特意拣出旧报给胡适看。胡适看后,“心里非常喜欢”,认为“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他也曾对好友许怡荪说:“《国民公报》之蓝公武竟做了好几篇白话文章,还有极力赞成我们的议论。我们又征服了一块地盘了!”胡适在与人的交往中虽以脾气好著称且常常对人有正面表述,但将《国民公报》视为新文学运动中“有力的机关报”,仍能体现其重视程度,尤其在与好友的私信中语带激动,最能看出这块地盘对于新思想的重要意义。

  稍后,《新潮》记者(很可能是傅斯年)对《国民公报》的介绍,更能体现当时革新事业中坚力量对它的认同,书报介绍栏正式推荐道:“自从恢复以后,应世界的潮流,主张自由的思想,制作革新的文词。里边的评论都是用白话做的。”对《国民公报》第二张新近推出的“世界革命潮流”“星期讲坛”“科学丛谈”等栏目,更强调“是青年人的良好读物”,且特别指出蓝公武之前论文学、戏剧的文章,“是很有学问很有思想的著作”,对其“恢复以后”的总体评价为“得了一个新生命,这新生命是‘未来的精神’‘革新的动力’”,并将它与《新青年》《每周评论》并列。此外,《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开始频繁转载《国民公报》中思想文艺方面的评论,并时有回应。此种相互声援、对话或商榷的互动关系,使彼此真正处于同一个思想界中。

  蓝公武与《新青年》同人的交流互动,通过不断阐述各自立场和理念,在使《新青年》同人更了解“梁启超系”的同时,也让外界更了解《新青年》同人。张东荪曾对胡适说:“若论起学问内容来,我们与贵同人并没有甚么不合。贵杂志不佞也常看见,除了改文为白话的主张以外,也有曾经是不佞说过的,就是白话,不佞很是赞成,并且主张加文法的要素,仿欧文的构造,早在敝报上发表。这次蓝君志先告我,说先生与我主张一致,可见彼此对于学术内容上的意见实在没有甚么不同。”张东荪特意提到是“蓝君志先告我”,最能看出在两派的互动关系中,蓝公武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曾清晰记得《新青年》在1918年4月前,“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到5月时,也仍是销路“大不佳”。在鲁迅看来,那时的《新青年》同人“许是感到寂寞了”。傅斯年在描述《新潮》初创时的境况也说,“我们这一类的思想、文词、态度,很受一般社会的嘲笑怒骂”,当时只有《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在这样的语境中,方能更好地理解前文所提到胡适的诗句:“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有人注意到,除北大自身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外,“北京蓝公武主持的一个研究系的机关报——《国民公报》,首先起而响应”,随后《时事新报》也起来积极拥护。其实,《国民公报》响应《新青年》的时间甚至早于《新潮》《每周评论》的创刊,是在《新青年》同人筚路蓝缕、孤立无援之时,而非在“从风而靡”之后。正是在“寂寞”中,“好容易”有了积极响应他们的《国民公报》,他们才“知道夜凉将到了”,于是“心里不烦躁了”。同时,《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均是北大同人的自家刊物,即使再热闹,多少都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而《国民公报》的响应,无疑带来了更多心理层面的支持。

  三、谁是敌人:批评钱玄同

  1918年底,“梁启超系”转向思想界虽是群体讨论的结果,但一时尚未形成较统一的整体方案,故蓝公武改革《国民公报》转向思想界的过程,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蓝公武的宣言中,有两条最值得注意,即“革新思潮,破坏一切之因袭权威”“确立民本主义之精神,绝灭一切特权”。从“破坏”“绝灭”等措辞看,不仅有转向思想界的意愿,而且明显表现出侧重破坏的一面,暗含着他们对“旧思想”的态度。

  同属“梁启超系”的《时事新报》曾标举“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张东荪更认为中国的“旧思想”已是“历史上的东西,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在旧思想的支配之下,因为旧思想早已飞腾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滓沫”,所以“不必和那历史上的旧思想去挑战”。对此,胡适并不同意,反驳说张东荪“未免太轻视旧派了”。在他看来,“旧派的大害不在他能积极的‘作梗’,乃在他能消极的‘打消’。这种消极的打消就是‘惰性’!”后来周作人更进一步说:“我们生在这个好而又坏的时代,得以自由的创作,却又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至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旧思想”从“消极的‘打消’”变为新文化人正面的压力。

  蓝公武虽也主张不必骂“旧思想”,这一点看似与张东荪相近而与《新青年》同人不同,但他“不是因为旧思想已倒”,也“决不信中国的旧思想已倒的话”,之所以主张不必骂,是“因为旧思想势力太大”,需要谨慎。蓝公武以自己为例,叙说自己“从前在袁世凯时代,做了一篇反对礼教的文章,受了无穷的逼迫,几致北京不能安身”。他认为在当时“旧思想”看似无所举动,“吾们发议论,仿佛很能自由”,这是“因为欧战初了,一般人莫名其妙,为这‘世界潮流’四字蒙住了”,“才敢怒而不敢言”。他断言:“要是日子久了,武人的势力还在,旧思想依然会抬头,要想种种来迫害吾们的。”他显然认为“旧思想”并非只会“消极的‘打消’”,而是将“积极的‘作梗’”,故他决绝地主张“吾辈在今日非与旧思想恶战不可,非将他根本推翻,决不能罢手”,只不过“要与旧思想恶战,那态度越发要慎重,才能博多数的同情而操最后的胜算”。换言之,他的“不骂”,其实是策略性的。在他的认知中,来自传统的压力可谓巨大而实在。在这一层面,他与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明显不同,反而与《新青年》同人暗合,心有戚戚。蓝公武这一主张先于《新青年》同人与林纾等人的新旧之争,大有不幸而言中的意味。稍后,言论界确实认为“武人的势力”与“旧思想”联合,不仅“抬头”,而且开始“迫害”新文化人。在蓝公武对“旧思想”既要“将他根本推翻”又“不骂”的态度中,与旧派不两立的一面成为他与傅斯年、胡适等人交流互动的思想基础,而“态度越发要慎重”的一面又让他对《新青年》同人尤其是钱玄同“激切”的风格颇多微词。

  蓝公武主持的《国民公报》在响应《新青年》的过程中,虽表明“自当追诸君之后,努力做一个革新思想的机关”,但又并不仅仅是追随,而是从一开始就抱有商榷、讨论之意。《新潮》记者注意到双方“虽然主张不尽一致,精神上却有相通的质素;对于中国未来之革新事业,挟一样的希望”。作者出于友好,更多看到“相通”“一样”的一面,但也并不否认“主张不尽一致”。蓝公武坦承自己的主张与《新青年》同人“有不能相同之处”,并说自己正想“就那意见不同之点,与胡先生商榷讨论”,只是“因为只看见两三篇的论文,尚不能知道他主张的全体”,“所以迟迟未敢下笔,过几天等看过了他全部的论文,正要请教”。

  蓝公武与《新青年》同人观点“不尽一致”的地方众多,涉及戏剧、贞操问题、新文学、伦理、主义等等。例如,对于胡适“论旧剧的文章”,虽认为其“标出四种进化的观念来批评旧剧的好坏,说得极为明畅”,但是仍有“不能尽同之点”。他不同意胡适等人关于旧戏改良的主张,认为“尽管减少唱工,增加道白,依然是个旧剧,不能变为新剧,这是性质不同,中间有绝大的障壁,断不容改头换面来改造的”。他断言:“要拿新剧的精神来改良旧剧,是万万不能的,因为二者根本不同,如何能牵强改造呢?”这其实是对旧剧改良釜底抽薪的观点。

  不过,相较于具体问题的歧异,蓝公武对《新青年》同人在“革新事业的态度”方面提出的商榷更惹人注意。茅盾后来注意到,“在‘五四’的初期,对于封建意识的攻击还有几分泼辣的气概,——战斗的精神,特别是胡适之《新青年》一派。但是同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如张东荪、蓝志先诸先生们,却自始就抱了妥协的态度”,并且“他们两派当时颇有些论争”。在旧礼教问题上,“研究系知识分子也同意于新青年派之反对旧礼教”,但“主张‘温和’地反对旧礼教(封建意识)”,不赞成谩骂的态度,“以新青年派之‘斗争的气氛’为适足以偾事”,甚至“这态度上的‘温和’与‘激烈’”之争一度引起两派“短时期的‘敌对’”。这正是前文所提到的蓝公武所说“要与旧思想恶战,那态度越发要慎重,才能博多数的同情而操最后的胜算”。

  在与傅斯年的言论往还中,或许因为已得到对方来信认可,故蓝公武在复信时不再小心翼翼,与之前近乎客套的介绍不同,对《新青年》则有更为实质的批评。他在批评前先申明之所以要做批评,是因为“这文学革命的事业,现在正是萌芽的时候,到处都是敌人”。但是蓝公武所针对的并非反对“文学革命”的“敌人”,反而是对“吾辈”的反思,要将“吾辈”锻造得“壁垒森严,武器精良,才可以打破一条血路,战倒这恶浊社会”。他进而指出,革新事业“是一件极正大极慎重的事业”,因此“反对的应当拿真实的态度来论战,赞成的也应当拿诚恳的态度来主张”,那才有成功的希望。为了“与敌人论战”,蓝公武主张先自我约束,“吾辈既同做这件事业,以后主张不妨偏激,论据却要精当”。言外之意就是批评《新青年》同人论战时的态度不够诚恳,主张偏激,论据又欠精当。不过,蓝公武将此类抽象批评具体化时,却又严格控制在只针对钱玄同一人。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过程中,钱玄同绝非无足轻重,黎锦熙曾推许其为“‘新文化’运动揭幕的一人”,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风格“最大胆,最不怕,最痛快淋漓”,“不带一点‘绅士’气”。故而,随着钱玄同的加入,《新青年》讨论问题的“态度遂由和平而趋于急激”,“一时引起许多争论”。早在1918年下半年,《时事新报》编辑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立论态度“狂妄”“轻薄”“破坏”,是“乱骂派读书人”。

  蓝公武读了四册《新青年》后“颇受感动”,尤其认为傅斯年与胡适的论文“都是中国近来少见的名作”。不过,他紧接着话锋一转,“里头有一位钱玄同先生的议论,记者却不佩服”,认为钱玄同论戏剧“太无根据,有些信口乱说”,关于中国文化、废汉字等方面的观点也多是“瞎话”“瞎说”。从文字来看,能感觉到蓝公武对钱玄同的意见并非顺便提及,很可能由来已久,藏于心中,却又不想在从事革新事业之始即与《新青年》同人为敌。这一次在与傅斯年建立往来且得其认同之后,便不吐不快。

  蓝公武自己也意识到“这么长一段话,本来与傅先生的来信,毫不相干”,故而解释说:“因为讲到改革事业之难,吾就钱先生做个证据。”如此篇幅的“证据”,大概是有备而来。他甚至更进一步指出,钱玄同非但没有增加《新青年》的影响,反而使改革的效果减去了一大半,“你们《新青年》杂志诸君的文字影响真是不小,就只有钱先生一个人的力量,把这改革的效果减去一大半”,并转述自己朋友反对《新青年》的议论,“都为钱先生一个人而发”,“因他任意乱说,浅薄可厌”。他这里所说的朋友,很可能便是指《时事新报》的记者张东荪等人。有意思的是,后来鲁迅对老友钱玄同有过辩护,说正是因为钱玄同提出“废止汉字”,于是反对者“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双方对于钱玄同到底消减或助成“文学革命”的功过认定全然相反,不过都看到其言论的社会反应不佳,都“竭力来骂钱玄同”。

  张东荪后来表明自己对于新思想的态度,是要“以新思想为目的,而去加工制造;不是以旧思想为的鹄,而去攻击破坏”。蓝公武的态度也相似。他提醒新派,“吾辈做这改革事业”是一群体行为,不全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张,没有连带的关系”,所以,“须要认清题目,反对的果是吾辈的论敌,那随声附和的,更是一个大敌”,不仅不需要“无智识的人来附和”,而且“那随声附和毫无智识的一班人,动不动一般人就误认作是改革派的主张”,反而影响到改革的成效。换言之,在蓝公武看来,妨碍革新事业的主要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在新派内部,像钱玄同“这种人”便是随声附和者,“不过借一种新奇的议论,来出风头扬扬大名”,“所有改革的事业,都被这班人弄坏了”。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劝说傅斯年:“如今要希望思想革命有效果,第一就不许这种人来混充。”这虽是在答傅斯年的信中提及的,但因为信件登于日报上,基本上是公开提议《新青年》与钱玄同撇清关系,将其排斥在革新事业之外。蓝公武还直言道:“记者以后就老实不客气,对于钱先生这种毫无根据的议论,却是常常要扫他的兴呢!”这已无异于公开宣战。

  其实,蓝公武自己也承认这些话中“有些感情作用夹在里面”。远因可能是自清末以来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斗争,尤其是蓝公武当年与钱玄同之师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红楼梦》等问题上有过争论;近因则是钱玄同在讨论世界语问题的通信中有一句话为“我生平是最恨‘中国一般宪政党的屁话,说中国没有Republic 的程度,必须先立宪’”。蓝公武不无意气地回应:“从前宪政党的话,果然不对。钱先生的话,也恐怕有些屁气么!”

  钱玄同看到蓝、傅通信后,认为是同他“大过不去”,他意识到那是因为自己“骂宪政党,他自然是最恨的”,“他看得气极了,于是说我的话‘有屁气’”。钱玄同自觉有点冤枉,认为蓝公武“没有把文章看清楚,竟把朱我农的话当做我的话,也未免太可笑了”。不过,钱玄同对朱我农原文不仅转引表示认同,且强调是生平“最恨”,也不算太过冤枉,并非是蓝公武“气极了”导致“没有把文章看清楚”。除宪政党外,钱玄同还注意到蓝公武“对于我主张废汉文的话大骂了一顿”,只不过觉得“这是照例要骂的,也无足奇”。相比于意料之中的“照例要骂”,最让钱玄同在意的则是蓝公武所说“《新青年》中有了钱玄同的文章,于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热心遂减去不少”。对于蓝公武等人的质疑,陈独秀曾有所回应,他注意到社会上对《新青年》“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并解释说,那是因为“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不过同时声明说:“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

  蓝公武与傅斯年通信中的批评,虽指名道姓,但毕竟刊发于《国民公报》,仍然是外来的批评。不过,蓝公武稍后又与胡适旧事重提,先说“钱玄同先生的主张,论据实在浅薄,轻轻几笔,便抹杀一切,不是讨论真理的方法”,又说《新青年》的通信栏常有“令人看了生厌”的笔墨,“专找些轻佻刻薄的话来攻击个人”,“反令旁观者生厌,减少议论的价值”,并再次劝告道:“吾敢说《新青年》如果没有这几篇刻薄骂人的文章,鼓吹的效果,总要比今天大一倍。吾是敬爱《新青年》的人,很望以后删除这种无为的笔墨,并希望刘半农先生也少说这种毫无意思的作揖主义。”在那时的《新青年》同人中,钱玄同、刘半农最常“刻薄骂人”,而蓝公武此处对刘半农仍是劝说,则真正针对的又仅是钱玄同一人。

  钱玄同对胡适、傅斯年与蓝公武的此种文字交流非常不满。当胡适稍后致信钱玄同,劝其“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时,钱玄同认为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并提醒胡适“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这一提醒意味深长,说明钱玄同心中有着极强的内外之别,而胡适与蓝公武的文字往还恰恰打破了这一内外界限。

  蓝公武一面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文字往还,相互亲近,对《新青年》溢美有加,拟将胡适、陈独秀等编入“新人物及新事业”一栏推介其革新事业,使得胡适等人引《国民公报》为同调;一面不断公开攻击钱玄同,甚至提议《新青年》将钱玄同排斥在革新事业之外。对此,胡适并未听取钱玄同的意见,亦未反驳,反而视《国民公报》为新文学运动的“机关报”,更将蓝公武此信刊载于《新青年》,非但不删除信中攻击钱玄同之段落,甚至说“这真是我们自命为革新家的人所应该遵守的态度”。这一行为不仅将《国民公报》当成新文学运动的“内”,更有将钱玄同视为“革新家”之“外”的嫌疑,使钱玄同耿耿于怀。此后,钱玄同虽仍列名编辑,但为《新青年》撰文明显减少。《新青年》的整体风格也随之稍有改变,攻击、“谩骂”减少,研究社会问题、与外界“对话”增多。茅盾后来认为《新青年》“对于封建意识的攻击也就下了火”,“以攻击封建意识始,而以妥协终”。

  敌友关系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问题。蓝公武认为“到处都是敌人”,钱玄同却因没有反对者而主动创造王敬轩作为敌人,在对待旧传统的态度上,蓝公武、钱玄同、胡适、张东荪形成鲜明的思想光谱。同时,“敌人”不必是确指(如蓝公武泛说的“一般人”),实际上更可能是新文化人界定“自我”时对“他者”的建构,所体现的是他们在进行新文化运动时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想象,以及与此相关的主体性(谁是“我们”)和能动性(激进还是平和)的认知。和张东荪主张旧传统不必打倒相比,蓝公武更接近于将旧传统视为敌人的《新青年》派,分享着将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性建立在新旧对立二分之上;但其“到处都是敌人”的认知,又形成了自己审慎的风格,不同于激进的钱玄同等人。新文化运动之初,“敌人”的设定对《新青年》派有着重要作用,蓝公武的眼光则提示出,对“敌人”的不同想象,将影响到新文化运动的后续进程。

  四、余 论

  张爱玲曾将“大规模的交响乐”比作五四运动:“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反过来说,五四运动也就像“大规模的交响乐”一样,由众多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等配合而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特意提醒,“大规模的交响乐”与“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不同。借张爱玲的比喻,似乎可以说,被抽离成简单线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像是将“大规模的交响乐”简化成了“凡哑林与钢琴合奏”,“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使人讨厌。以此为喻,如果“梁启超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交响乐中的一种乐器——比如二胡,此前一些研究者在意二胡是否或应否属于交响乐演奏的一部分,而对于二胡实际在那场交响乐中的演奏特色并未给予关注,尤其是多未注意到二胡的加入并在其中与小提琴、钢琴协奏、“交响”,或许早已为这场交响乐赋予了不一样的特质。蓝公武主持《国民公报》对《新青年》同人的响应与批评,亦是如此。

  蓝公武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其所主编的《国民公报》活跃于新文化运动之中,令时人印象颇深,但在既有研究中仍处于“失语”状态。在五四运动前,以蓝公武为重要成员的“梁启超系”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不过,蓝公武不单是“听将令”的实行者,还是参与其中的推动者之一。因民初尝试共和的挫败以及对一战结束前后世界新潮流的认知,其言论重心从具体的政治讨论转向被认为更具根本性的思想界。在此基础上,蓝公武对《国民公报》进行版面栏目与内容的改良,积极响应新思潮,与《新青年》同人“虽然主张不尽一致,精神上却有相通的质素”。在与傅斯年、胡适等人的互动中,《国民公报》完成了论域与自身身份的转换,从“政党作用的报纸”蜕变为思想革新的阵地。在蓝公武以及其他“梁启超系”同人加入思想界之前,《新青年》同人处境“寂寞”,往往局限于内部对话,对外界的批评(甚至因为找不到批评者与对话者而假造读者来信以形成对话)常呈“非友即敌”的状态。在《新青年》内部,虽加入较晚但态度激烈的钱玄同、刘半农等拥有相当的地位和话语权。蓝公武改革《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对《新青年》尤其是钱玄同的批评与修正,既改变了《新青年》内部的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上新文化运动的图景。

  胡适在《一颗遭劫的星》这首诗中最后写道:“大雨过后,满天的星都放光了。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后来的故事,在1919年春的新旧之争及稍后的学生运动之后,响应新思潮的期刊如雨后春笋。胡适在回顾新文化运动时也说:“民国八年开幕时,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好几篇响应的白话文章。从此以后,响应的渐渐的更多了。”“从此以后”四字耐人寻味。他观察到,“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仅1919年一年,白话报“至少出了四百种”,正是“满天的星都放光了”。在胡适的叙述中,这新出来的“满天的星”和“那颗大星”在时间上有先后,似乎内在上亦有关联,“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正是蓝公武主编的《国民公报》与他们一起,创造了那个“更清凉”的世界。

  进而言之,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本由《新青年》同人一手创造,但在它不断地“征服”一块又一块“地盘”的同时,思想界的边界也在不断地延伸,直到作为“征服者”的《新青年》同人,既无法完全控制又不能全都认同。

  张东荪曾将蓝公武的《文艺论》等文章转载于《时事新报》“论说”栏,他为此解释说:“从来日报上的论说没有不谈政治的,但既有时评限于谈政治,又把论说限于谈政治,似乎太呆笨了。所以本报先破这个例,论说不限于谈政治,无论何事都可以论的。”“论说”本是报纸最重要的栏目,关乎宗旨,报社对于各类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的基本主张常常通过“论说”呈现。张东荪一反常态,将蓝公武谈文艺的文章置于“论说”栏,代替政治议题,颇有象征意味:张、蓝二人有意以对话者的角色导入《新青年》同人创造的论域,并且此类在文艺方面的对话将成为报纸最重要的论题。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张东荪、蓝公武“取消”关于内政的“论说”原是响应《新青年》,但在之后又成为胡适挖苦的对象。胡适曾嘲讽说:“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胡适其实未必有多反对不谈内政,只是反对多谈“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而已。换言之,他们“征服”时所种下的响应《新青年》的“瓜”,得到的却又是自己所不能忍受的“豆”。

  在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同人比较侧重于“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等话题。蓝公武虽积极参与上述话题,但并未局限于此。他从《国民公报》改革之初就积极“输入学理”,曾连载介绍俄国革命情况,引荐克鲁泡特金等人,倡导社会主义,在研究“问题”的同时,更高谈“主义”。《国民公报》被查禁后,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列举其“违反出版法文章”,便有数则《无政府主义领袖俄人科洛朴秃金自叙传》,另有《共产中之匈牙利》《最后惟一的希望》《中国境内过激派说之由来》等。京师地方审判厅的判决书也特意强调“该报七月以后‘世界革命潮流’栏内,如七月十八日、三十日连续登载‘无政府主义领袖俄人科洛朴秃金自叙传’”,甚至诘问道:“该报标目上标明‘世界革命潮流’字样,下始列‘无政府主义俄人科洛朴秃金自叙传’。处此共和政府之下,公然介绍无政府主义输入国内,而又特标明为世界革命潮流,非有意煽惑他人犯内乱罪而何?”就此而言,《国民公报》与五四运动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密不可分。那时作为读者的顾颉刚就曾注意到,“现在《时事新报》、《国民公报》上无政府、共产等字样常常看见”,虽是出于“研究过激派”,但一旦“常看见了,便易得使人觉悟,使人希望到这条路上去,或者我们还看得见这事实的实现”。后来,国民党人冯自由观察到,“梁启超系”在鼓吹社会主义方面功不可没,他们所办的《时事新报》《晨报》《国民公报》,“都极力发挥社会主义,中国人年来鼓吹这种主义报纸,以他们所办的为最多,著论及译述等文件也很不少,这真是社会主义的功臣”。他甚至承认这“是我们最早提倡社会主义的革命党人所不及的”。相比之下,当时“《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可以说,正是《国民公报》的参与,才形成了五四运动前后“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这曾使胡适“大失望”,迫使他不得不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而引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又进一步推动了五四时期思想界“水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