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从五四时期的“主义”建构到中共初创的行动纲领——一条思想史线索的考察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2/3/16 1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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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步的思想界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追踪世界大势,加大引进欧美新思潮的力度,探索中国问题,适时调整思想坐标,逐渐形成新的思想定向。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历程大体经历了三次演变:首先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确认“主义”为传统儒学的替代品;然后在各种“主义”的选择中,逐步倾向社会主义;最后是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中认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这“三步曲”可以说是五四时期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的常规步骤。把握这“三步曲”的演进,就是理解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一把钥匙。

  一、“主义”开始引领时代的新潮流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所谓“思想解放”的内涵无非有两层:一是从传统文化、旧文化中解放出来,主要是摆脱儒学理念和礼教秩序;一是输入西方近世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各种新兴“主义”,以为指导人生、解剖社会、改革政治、谋求出路的思想工具。前一层具有破坏的意义,后一层具有递进的意义。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是从新的“主义”演绎而来,故而新文化的现代性也主要体现在此。

  傅斯年是最早认识到“主义”重要性的思想者之一。他说:“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他向大家发出几个问题的疑问:“(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傅斯年呼唤“主义”,认为革命应该有“主义”引导,政党组织要有“主义”指导,中国人必须信仰“主义”。这一看法代表了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李大钊则进一步对运用“主义”与解决问题的辩证关系作出新的阐发:“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他强调“主义”在社会运动中的指引、导向作用,并为自己推介的“过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了辩护。陈独秀则把“主义”比作方向:“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这是他对自己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所做的思想注脚。从傅斯年、李大钊、陈独秀对“主义”的这些认识可以看出,“主义”支配社会政治的新时代来临了!

  五四时期传输的“主义”先后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这些“主义”的传输途径各有不同。实验主义主要是由留美归国的胡适和来华讲学的杜威传播而成;新村主义的传人主要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无政府主义代言人的成分相对复杂,既有老一辈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他们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也有年轻的北大学生区声白、黄凌霜;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主要是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则以李大钊为代表。“主义”的代言人往往与特定的人物发生关联,这些人物在精神气质上受其宣传的“主义”融化,形成某种新思想偶像。粗看上去,五四时期传布的“主义”并没有人们想象得多,但因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引领性的影响力而成为时代的新潮流。

  这些新传输的“主义”带有很强的先锋性特点,有的是19世纪下半期才在西方流行的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有的甚至在西方刚刚兴起或尚在实验阶段,如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输相对较早,辛亥革命时期即有刘师培、刘师复等人宣传力行,“五四”以前在青年学生中已有一定的市场,五四时期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工读互助论。实验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带有很强的美国精神气质,它的源头可追溯到皮尔士(1839—1914),中经詹姆斯(1842—1910)的发展,再到杜威(1859—1952),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便成为在美国影响极大的主流哲学,胡适、陶行知等哥大留学生将其介绍到中国来,并改造成为一种适应本土的思想工具和教育思想。在五四时期传输的各种欧美思潮中,这两股思潮影响较大。

  五四时期的这些“主义”在中国流传开后,对新青年的影响很大。告别儒教、礼教价值观念的新青年转向新的“主义”。当时的新青年可能是一种“主义”的追随者,也可能是多种“主义”的混合体。前者如人们所熟知的巴金,他的取名就是接受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明证。后者如青年毛泽东,他在五四前期受到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等多种新思潮的影响,因此投身思想解放的激流。有一种看法认为,大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而来,实际上,应该说无政府主义只是构成他们身上的某种新的元素,同时期传输的其他“主义”也在产生作用。实验主义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就不可小视,他拟订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就是一个案例。恽代英早年与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密切,接受了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基督教成为他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桥梁。当一个青年没有确定自己的思想信仰,他的内在世界是一个漂泊体,是流动不居的,任何新鲜的思潮都可能对其产生刺激作用,使他的思想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前史并不单一,他们有着复杂而多样化的思想来源。

  “主义”构建了新的不同于传统儒教或儒学的话语系统。儒教是以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为经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思想路线,以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为价值体系;“主义”关注的是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主轴,“社会”“文明(文化)”“国家”“民族”“阶级”成为新的关键词,“民主”“自由”“科学”“解放”“革命”这些新概念、新名词由于符合新文化的气质而被高频使用。

  五四时期的公共空间主要由社团和报刊构建。新思想的传播途径主要由新报刊、新社团、新学堂、新书籍发布。新思想通过这些渠道扩散,新思想也在这些场域展开讨论、激辩。

  五四时期的报刊多达600多种。新思潮、外来“主义”的传输主要是通过这些报刊流布。报刊据其发行量和读者面有大有小,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用今天的话说,其实都是“自媒体”,自生自灭,存活期大多不长。这些“自媒体”运作灵活、反应敏捷、信息量大,往往成为传布新思想、新观念、新主义的载体。

  “主义”的兴起造就了不同的思想场域。由于“主义”和社团结合,不同的“主义”信仰者往往构建不同的社团。社团及其创办的刊物往往成为宣传“主义”的阵地。社团、报刊、“主义”由此形成一种共振关系,抬杠式的争论往往成为当时一种常用的论辩方式。

  “主义”打造新的社会政治组织。从前的会党、宗族没有什么“主义”可资信仰,只讲究江湖规则、朋友义气、血缘关系和地方结帮,即使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组织如同盟会,也带有浓厚的秘密社会性质。五四时期传输的“主义”很快就与政治(政党)结合,成为各个政党的行动指南或指导思想。

  “主义”的组织化最初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张继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刊发《天义》《衡报》;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成立世界社,创办《新世纪》;刘师复在广州成立心社。这些早期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影响力比较有限,组织化程度也不高。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于许多进步报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晨报副镌》以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等都有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无政府主义组织在北京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互助社、学汇社,在上海有民众社,在南京有群社、民锋社。这些无政府主义组织涣散,存活时间短,明确标示自己为无政府主义的人士也不多,因此无政府主义未能成立政党,但无政府主义已然成为一股富有影响力的思潮,对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传输的马克思主义首先促发了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形成气候,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通过日本、法国、俄国等外来途径传入中国。新兴的共产主义小组因为外有俄罗斯和共产国际的扶助和支持,内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坚强领导,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充满活力、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政党雏形。

  国民党原来虽以三民主义为政纲,但在辛亥革命前后缺乏对于这一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它也不特别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而以暗杀、破坏、倒清为能事。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开始注意舆论在革命中的造势作用,胡汉民、朱执信等创刊《星期评论》《建设》,介入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国民党与“主义”的结合日益紧密。

  研究系人士张东荪、梁启超等曾探讨、宣传过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内部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不一,没有形成共识,自然就无法完成“主义”的组织化。研究系的萎缩,与其未能确认“主义”有一定关系。“主义”不仅具有指导方向的意义,而且能起到联结组织的纽带作用。一个现代组织毕竟需要思想重心。

  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国家主义派成立了青年党。青年党能够迅速壮大,与其确定的“主义”指向有很大关系。很难想象,青年党在20世纪20年代曾与国民党、共产党鼎立三足,说明当时的国家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主义”的盛衰不仅与其在国内的角力有关,而且与国际秩序的变化相连,国家主义派缺乏来自国际上的支持,最终趋于式微。

  “主义”是新的思想武器,有“主义”总比无“主义”要好,这是新思想界的共识,也是新思想界各种“主义”泛滥的基础。在评及过去辛亥革命时期的意见分歧时,常乃悳曾说:“当时立宪派的主张是根据于现状立论,别无什么根本主义,虽然比较的易于实现,但缺少刺激性,不易引起同情。革命派则主要的立足点在民族主义,专从满、汉的恶感方面鼓吹,尤其易于鼓动人。”在他看来,革命派以民族主义优于立宪派而得胜。在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时,蔡元培认为,“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什么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并总结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有计划的运动”。在他看来,“主义”与“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真正法宝。

  各大政党都有明确的“主义”追求。“主义”的组织化和政治化,使得“主义”与政治的关系变得紧密而复杂,政党之间的竞争和角逐常常伴随着“主义”的争论。“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实开其先河。

  二、新思想界转向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探求

  1918年11月14日,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北京十余所大中小学校组织了盛大的集会游行。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蔡元培、王建祖、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李大钊、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发表演讲,他们的演讲陆续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等刊物发表,表现了新思想界对战后世界与中国发展趋向的思考,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这些演讲中,社会主义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兴思潮。蔡元培欢呼欧战的胜利,他以“几个交换的主义”作为例证:“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第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第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他呼吁人们“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从蔡元培列举的“光明的互助论”“平民主义”“大同主义”可见,他对战后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的趋向已有了朴素的认识。

  李大钊大声高唱一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这是一战结束后世界的新局面。李大钊在剖析一战性质的基础上,对东欧和俄罗斯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寄予新的希望:“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夹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李大钊由衷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蔡元培、马寅初对劳动者的地位作出新的诠释。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明确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他不但打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而且破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提出了新的劳动观,“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马寅初从比较中西生产的三要素(自然、人工、资本)的讨论着手,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繁多,足以与欧美相抗衡,故自然与劳力二者,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若夫资本,则枯竭已达极点”,而要解决资本短缺,则必有赖于储蓄,要保障私人储蓄,“其最要者,厥为完备之法律制度,确能保护个人之所有权也”,但在武人专横、兵连祸结之国,则求之而不可得,“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马寅初的看法与蔡元培异曲同工,都表现了对劳动大众的特别重视。像蔡元培、马寅初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携手并肩,这是知识界的新动向。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都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不同支流。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人员可谓三教九流,既有李大钊、杨明斋、陈望道、李达、俞秀松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也有戴季陶、朱执信、沈仲九、邵力子这样的国民党员,还有梁启超、张东荪这样的研究系人士。《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建设》《星期评论》这些分属北大新文化派、研究系、国民党不同党派的报刊,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众声喧哗形成的多重合唱,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显然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社会政治领域,从追求个性解放、家庭解放到追踪社会主义思潮再走向社会解放,五四时期的社会运动渐趋复调而多重,社会主义俨然成为新思想界中最具有活力的新思潮。

  各种思潮、各种“主义”之间展开争鸣。五四时期的思想论争,已不是“主义”的有无之争,而是“主义”的合理性之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展开辩论,以检验自己在中国探求社会主义前途的适用性。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因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世界前途认识的分歧,最终分道扬镳,他们所争在于各自所持“主义”的合理性。

  新思想界并不全然认同这样的变化。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日益政治化抱有抵触情绪,对于“主义”的日益流行更是心存戒备。他设想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为革新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他早在1918年就发表《旅京杂记》指出:“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例如你引霍布士来驳我,我便引卢骚来驳你;甲引哈蒲浩来辩护自由主义,乙便引海智尔来辩护君主政体,丙又引柏拉图来辩护贤人政治……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这已是大错了。”胡适对盲目照搬西洋名哲的言论不以为然。1919年7月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即将其抵抗“主义”的情绪表露无遗。他明确告诫人们:“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结,如何能有用呢?”“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这是在“主义”时代来临时发出的第一声抗议。在胡适的言语背后,人们可感受到他对“主义”的“幽暗”意识和对“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保留态度。胡适对“主义”泛化的这些防范动作,后来被解释为纯粹对抗马克思主义,这多少有点误读。其实胡适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主义”,而是反对“主义”的泛化。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他的真实意图是反对离开实际境地、实际需要空谈外来的“主义”。

  像胡适这样对“主义”抱持戒备心理的思想家毕竟属于个例,绝大多数新文化人在经过观察、思考和选择以后,都自觉、不自觉地被“主义”的浪潮裹挟而去,最终选择了自己认定的“主义”。胡适后来的思想发展,也朝着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是现代中国思想论争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大趋势使然。

  五四时期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对群众运动的疏离感,鲁迅是这方面的代表。运动是“五四事件”以后的一种新现象——一种日益时兴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也是偏于激进的知识分子谋求社会进步的样态。从运动学生到运动群众,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五四时期鲁迅对运动始终保持距离,自然对五四运动也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与其说是对运动的保留,不如说是对自我的保护。不愿随波逐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自然不会涉身群众运动。鲁迅对群众运动的距离感与他早年接受尼采的超人哲学多少有些关系。

  三、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行动纲领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上有五个重要节点。(1)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这是中国知识界对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最先响应。(2)李大钊在《新青年》开设“马克思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3)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是中国最早介绍和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该期刊有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国际劳动节撰写的文章或亲笔题词,报道了各地工人组织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开展的活动情况,还刊登了33幅当时社会各界底层工人的生活照片和12名工人的亲笔题词等。这是《新青年》面向无产阶级、大篇幅地报道工人状况的先声。(4)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由李达主编,这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版共产党的刊物。(5)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

  上述五个依次递进的节点成为初步共产主义者成长的界标。其中,在前面三个节点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或新文化人处在同一阵营,彼此之间并没有清晰划界,而是相互呼应。在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设置的“马克思研究”专栏里,我们可看到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顾孟余《马克思学说》、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不同思想观点的文章在同号刊出,说明当时李大钊之所以设置此栏,意在提供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并不在意其他作者的思想属性。与此相仿,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于卷前刊布了孙中山、蔡元培、吴敬恒等人的题词。这是在中共成立前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进步人士或党派互助共存、不分彼此状态的反映。在后面两个节点,也就是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为标志,早期共产党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理想追求,完成了“主义”的组织化初建这一步。而这一步的迈出,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扶助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初步共产主义者成长为共产党人的过程中,第三国际的影响和扶助是极为关键的因素。

  初步共产主义者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宣传者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作为一个后来给定的名称,“初步共产主义者”是对那些后来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追认或附加的一个标签,因此要把初步共产主义者与同时期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宣传者在思想上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也不必这样做。但从初步共产主义者成长为共产党人,或者说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应该可以发现其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标识。罗章龙忆及自己入党之初的思想认识时说:“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苏联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当时我们与无政府主义是有很不同的看法的。”张国焘提到1920年11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大原因:“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综合罗、张二人的回忆,当时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思想标识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俄罗斯十月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实行生产工具“社会共有,社会共用”,消灭剥削制度;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要最终消灭阶级。其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争斗,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其三,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阶级斗争将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行俄罗斯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要继续消灭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制定共产主义的建设方法。这份宣言既没有出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字样,也没有出现列宁的名字,而是强调“实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划清界限。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但文字较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更为简明扼要。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与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样,这份纲领也没有出现马克思、列宁的名字,但表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这就把中共的奋斗目标与苏维埃管理制度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中共领导工人组织、指导工人运动作了具体规定,对中共与现有其他政党的关系明确“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对中共与第三国际的联系方式明确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强调中共与国内其他政党的组织独立性,强调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密切关系,这是中共一大两份文件的新特点,且两个特点相互为用,实际上明确了新成立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一身份定位。

  中共一大现存的这两份文件来源有二。一是俄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它是1950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莫斯科访问,经与苏共交涉,要求将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苏共答应了中方要求,遂将这批档案交给中方,共计18箱,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二是英文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1960年,美国学者韦慕廷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1924年1月陈公博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陈文附录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俄文版的来源比较容易解释,参会者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翻译尼可洛夫(俄罗斯人),一人通英文,另一人通俄文,马林参会时用英语演讲。俄文本从其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4条的注释“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一语看,俄文版译本应是1922年7月以后才译的。陈公博硕士论文的英译本同样保留了这条注释。显然,中文本在中共二大以后还存留,否则两个不同译本不会都出现这条同样的注释。

  关于中共一大文件,参会者都只是比较模糊地提到。1944年,陈公博最早在他的回忆中提到了中共一大宣言:“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大会宣言发出与否,授权仲甫决定,因为仲甫已被举为中共书记,当日所谓书记,就是党魁。”从这段回忆可知,一大存留了宣言文件。而他作为广东代表,极有可能由他带回广州,交给陈独秀。陈公博是在1922年11月初乘船赴日本,此后他脱离了中共。在此之前,他还有机会接触甚至保存党内文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陈公博赴美留学时,实际上携带了党内文件,否则他不可能在硕士论文中引用这些文件。至于陈公博使用的这份英文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是他后来自译还是原来就有的问题,笔者的猜测是原来就有,因为马林本人只通英文,极有可能当时就存有俄、英两个译本,否则两个译本的语言和内容不会如此雷同。

  第二个提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人是李达。他在1955年8月2日的回忆中谈到会议成果时说:“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大会最后讨论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党章(这个党章和那个宣言一样都没有印行)。”李达所提的中共一大宣言后来“没有下落”,而“简单的党章”就是现在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李达作为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局宣传委员,他的回忆应是可靠的,他也是可能接触这些文件的参会者。

  第三个提到中共一大文件的是董必武。1971年8月4日,他回忆道:“起草大会的宣言,我参加了,李汉俊执笔,刘仁静(有的记录是李达)也参加了。文件的底子被马林带走了。”他还说:“‘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大’时共产国际派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董必武由于会后回到武汉,显然基本上不了解一大以后中央的情形。

  第四个提到中共一大文件的是张国焘。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一大结束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权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大并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只是留有各种尚存争议的草案等待处理。陈独秀接收这些文件后,可能感到尚不成熟,故没有在党内公布,以致其他不在中央的党员根本就不知晓。

  中共一大的两份文件实际上只是确定党的行动纲领。这可能与陈独秀的思想个性和行事风格有关,他在阐述“五四精神”时曾特别指出两点:“(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注重“直接行动”,这是陈独秀的个性。在党的理论水平有限的情形下,并不特别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主导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董必武的话说是一个“托派”分子,他可能对这方面的内容也不感兴趣。

  有的论者将中共建党时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和俄罗斯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简单归之为“列宁主义化”一途,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现有材料可以证明,列宁著作的译介在中共一大以前为数极少,从中共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国内出版列宁著作约6种,报刊发表列宁著述约28篇。“列宁主义”或“列宁的主义”一词在五四时期虽已依稀出现在中文世界里,但人们普遍对其含义不甚了了。“列宁主义”作为正面概念在中文世界的真正出现,可能是迟至列宁逝世以后。1924年1月25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举行的追悼列宁逝世大会上发表演讲说:“列宁虽死,列宁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文献中是在中共四大,这次会议是正式接受“列宁主义”的转折点。大会通过的《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降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认列宁主义。”中共四大通过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已获悉共产国际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明确态度,因此作出这一决议案,并随即在1925年1月21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公开表态说:“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由此可见,在四大以前,中共并没有自觉的列宁主义意识,列宁著作的译介又颇为有限,将中共建党之初的历史归结为“列宁主义化”,这样的提法是否合适,值得斟酌和推敲。中共建党之初认同俄罗斯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主义化”应该说还是有些差异,并不是对等或可置换的概念。

  中共一大设定的入党条件较严,门槛较高,强调中共组织的独立性。党纲第14条规定“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这条在会上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汉俊等人坚决反对,事实上在当时也很难做到。

  按照一大设置的条件吸收党员,在思想上务必接受共产党的理论教育和训练,这也就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基本成分为什么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即使如此,受阻于当时的传播条件,早期共产党人接触马列原著或译著的机会仍颇为有限。

  建党的任务到中共二大才真正完成。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回到上海,全力承担领导中共的责任。二大制定了党的章程,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明确了开展工会运动、妇女运动、少年运动的任务,确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中共对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共从此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实际的行动方略。应该说,二大能够完成这一系列规定动作,与陈独秀的直接介入和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分不开。二大一系列文件的制定,表现了陈独秀那种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二大以后,中共加快了组织发展的步伐,脱颖而出,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